不知不觉中，歼10已走过20年。那些曾是“机密”的故事，也慢慢解密：从胶片上的设计图，变成“十号工程”，再到“歼10”大家族，历时38年……前18年数次面临“下马”，而后又“起死回生”，最终实现首飞；后20年，是不断试飞突破，不断改进成长的20年。
翱翔在祖国领空的歼10飞机。（沈玲/摄）
靠5亿元起步
歼10的降生，源于一个建议。
1981年年底，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预计初期投资约5亿元。邓小平批示：“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拟同意。”
一般来说，国外搞一个新机型，没有100亿美元拿不下来，而新歼的前期经费仅5亿元，以今天的眼光看，实在太少。但在1981年，这可是惊人的数字。
“中国停下来，世界却在飞。”刘亚洲上将曾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空军。十年浩劫后，清点家底，空军装备实在惨得可怜。虽说我军拥有数以千计的歼6，但这种一代战机，只有防守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更紧迫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局部战争烽烟四起，战争形态也在发生变化。
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王明亮总结说，“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局部战争有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空中力量起主导作用，二是空中力量的主要作用是进攻，三是已经开始出现信息化战争的苗头，开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
如何应对这些变化？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这是把空军摆到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地位。
战斗机因其对抗属性，只能搞自主研发。中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发展方针，即用歼7、歼8替代老式战机歼6；加速研制歼7、歼8的后继改进型战机；预研能够满足2000年前后空、海军作战需要的先进战机。
新歼研制拉开序幕，但它要达到什么技术指标，才能与2000年世界先进飞机抗衡？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现代战争需要？一切还有待研究。
15分钟逆转
1982年2月，第一次新歼方案论证会在京召开，有关领导和航空界专家141人参加。会上提出新型歼击机的空战能力要优于现有的歼8II以及苏联当时的米格23歼击机，争取性能接近美制F16战斗机。
为此，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和南昌的洪都650所，挑灯夜战，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两个设计方案。
沈阳601所的方案，是在歼13基础上重生的边条翼布局战斗机。歼13的研究目标是一款类似于早期F16的格斗战斗机。在空军，歼13被命名为“2号任务”，可见其重要性。
因此，601所的方案，几乎被内定为胜出方案。
至此，新歼与宋文骢（后来的歼10总设计师）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还没有任何关系。航空部只是临时通知他们，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帮兄弟单位“参谋、完善”。
接到通知后，宋文骢匆匆赶往北京，不过他留了一个心眼，让同事把研究歼9时的鸭式方案资料也带上。
让宋文骢措手不及的是，预备会后，时任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的王若松突然到房间找到宋文骢，开口就问611所是不是也有可供参考的方案？并要求他在评审会上做一个汇报。
由于事先毫无准备，611所手头连个模型都没有。他们只得去隔壁房间临时借了几张透明胶片和绘图工具，又熬个通宵，把一些重要图形、曲线和参数画在胶片上。
601所来了30余人，准备充分，第二天一整天都由他们占据演讲台。因为是临时安排，王副局长只为611所在日程表之外争取到了15分钟。
第三天，在兄弟单位汇报的间隙，宋文骢抓住机会，从未来战争怎么打讲起，又话锋一转，提出应对超视距空战，战机应该具备的基本技战术指标，而要实现这些指标，新歼所应具备的性能，比如要有中距拦射，要有电子对抗等等，而这刚好击中了歼13的软肋。
歼13总体布局参考F16，但在雷达、发动机、导弹、电子设备等子系统上比F16逊色，它想赶上F16，但没有超越的野心。
反观611所的方案，采用鸭式布局，当时世界上除了瑞典的SAAB37，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研究，可说是超越F16的“三代半”布局；更加大胆的是，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的静不稳定设计，虽然招致质疑，但军队对这种时髦的方案更加青睐。
用营销学的观点看，601所的方案是在迎合空军的需要，而611所的方案，是通过研究未来战争，为空军创造了需要。
为什么宋文骢不但了解飞机，还了解空战？原来，早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就作为修飞机的机械师参加了空军，因为对空战有着更为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他在研究气动布局时，总会考虑到空军的战术战略。
十号机密
本来已经一边倒内定的方案，开始出现变数。会议决定，暂不确定方案，601所和611所各自完善方案，两个月后再议。
4月，第二次选型会如期召开。宋文骢这回有备而来，为了使鸭式布局更有说服力，他亲自用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飞机模型。可这模型实在太小，下面的同志根本看不清。他灵机一动，把模型拿到幻灯机前，在幕布上投出一个巨大的投影，就像新一代战机穿梭在云海里一般。
经过5天激辩，空军、海军和总参都投了611所的票，认为鸭式布局更先进。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静不稳定设计风险过大，从而转为支持601所的方案。第二次会议依然悬而未决。
为了用数据说话，宋文骢团队硬是把三年要做的试验，用一年完成了，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流谱观测试验。歼10的总体气动布局，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包括复合扭转机翼的理论计算和工程化，都是这个阶段完成的。
可是这款大跨越的新型战机真能设计出来吗？上级把宋文骢等人找去，问：“你们敢不敢立军令状？”宋文骢不假思索地接过纸和笔，又递给他的副手谢品，“你的字比我好，你来写”。
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催生了直冲霄汉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项目代号“十号工程”。这项工程如此机密，以至于宋文骢跟弟弟都绝口不谈。
运筹之道
1986年，歼10项目上马，宋文骢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一架战斗机的设计，集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精华，而歼10的研制在当时是航空领域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协作面最广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涉及空气动力、电子信息、材料冶金、机械制造等14个部委、100多家单位、数十万人直接参与。
搞一架飞机，就像指挥一个大军团作战。摆在宋文骢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把各军工单位聚拢到歼10这面大旗下？为此，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就是对苏式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通过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等于把全国几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工人，都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上了。
作为总师，没有强有力的手段作保障，如何能够统筹、指挥整个工程的推进呢？又如何保证相关子系统的研制进度和质量呢？正是这套成功的项目管理，换来了十号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一个令人激动的日子
按照国际上不成文的惯例，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产品绝对不能超过30%。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而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就连原材料、元器件都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
这些难题如何突破？靠别人还是靠自己？时常要面临天人交战的抉择。
比如，歼10对于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尤其起落架部分，是设计中的一块硬骨头。
宋文骢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们：“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此后，200多次的试验，轮胎烧穿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咣当”声听了一次又一次，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起了整个飞机的重量。
压力，不只是来自国外，还来自经费，这个问题曾经几乎让歼10夭折。当时，十号工程的总共投资只有几十亿元人民币。钱落实没落实先不说，这笔钱不是由611所一个单位花，而是要用在10个分系统，上百家研制单位上，能够用到飞机研制上，摊到611所的已经所剩无几，其中还要拿出来对外合作。没钱就做不了试验，没钱就做不了方案。歼10的研制，一度因为资金问题，在原地踏步。
611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最困难的岁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等将领对难产的歼10给予毫无保留、最为坚定地支持！刘华清说：“歼10无论如何，就是再困难，也要搞下去！”
在接下来漫长的研制过程中，宋文骢领导广大设计技术人员，紧缩开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一步一个脚印，一次又一次攻克技术难关，默默地向目标迈进。
1998年3月23日是我国航空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天，也是宋文骢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在这一天，歼10在成都首飞成功。 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历经50余年，铸就的“工业王冠”。它的横空出世，将共和国拓路苍穹的历史分成了两段：一段是仿制，改进，尝试研制；一段则是自行设计，现代化的自主研制。
回忆起庆功宴，宋文骢的接班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老头儿’已经68岁了，但他很开心，喝了不少酒，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歌，高兴地对年轻人说，我出生于3月26日，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以后，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歼10是我国第一次自主研发跨代战机的成功实践，歼10的研制成功为中国航空工业增添了持续自主打造跨代战机的信心。以歼10为代表的一批新型飞行器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武器研发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来源|《读者报》 作者|孙文晔 高荣伟 葛慧颖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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