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吊扇吱吱呀呀地轉動著，80多平的空間裡，空曠而靜謐。
室內溫度34℃，與室外持平，但更顯悶熱，然而空調在這裡是被禁止使用的。
長衣、長褲、手套、口罩，穿得嚴嚴實實的朱丹，熟練地拿起了吹風筒，為一具遺體吹乾頭髮。接著她用鑷子夾了一塊醫用棉，在遺體的臉上擦拭，隨後將化妝品均勻地塗抹在遺體的面部，動作輕快細膩。
有時為了方便觀察和修復，她會把頭壓得極低，與屍體最短的距離不到30釐米。
不到15分鐘，逝者的面龐變得如生前一樣自然，看上去就像睡著了一樣。
現實中的入殮
“讓已經冰冷的人重新煥發生機，給他永恆的美麗。”——這是日本著名電影《入殮師》中的一句臺詞，曾感動了無數觀眾。
親眼目睹從清洗到納棺的整個過程後，只覺並沒有像電影裡那麼的神秘和有儀式感。
4人一個小組，一般男生負責清洗和搬運，女生負責化妝納棺。化妝師們熟練地操作著每一個步驟，沒有絲毫停頓。
如果不是嚴肅的表情與肅穆的氣氛，眼前景象儼然像工廠的流水線一般，給人更為直觀的感受是“快而穩”。
“這並不是說不尊重，我們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技術去給遺體化妝，盡全力讓他們變得自然，讓家屬滿意，這就是我們的尊重。”朱丹認真地解釋道。
化妝間隔壁是一條很長的走廊，每天工作的時候，朱丹總能聽到走廊上傳來的家屬哭聲，那是對逝去親人的哀悼和思念，同時也是對她和同事們的鞭策。
朱丹是深圳殯儀館的遺體化妝師，在一線工作將近10年，送走的逝者超過50000人，這個數字只是保守估計。
這其中，還不乏一些家喻戶曉的名字。 “感動中國人物”叢飛、紅樓夢林黛玉扮演者陳曉旭、著名歌手姚貝娜……
但在她眼裡，到了這，所有人都一樣。洗淨身體，化好妝容，在禮堂裡與活著的家屬告別，任你生前叱吒風雲或是平平無奇，不無二致。
正如電影《2012》中的臺詞——生命中最公平的一件事就是每個人都會死。
入殮10年
“入殮師是一個被人尊重而不被人羨慕的特殊職業” ，這是採訪前，我和同事東歌討論時達成的共識。
實際上也不全然是。
畢竟這是一份朝八晚四的工作，偶爾加班。
看似羨煞旁人，但這8小時裡，他們少有空閒。
廣東乃至全國範圍內，都有葬禮趕早不趕晚的習俗，以至於人們在長眠之後仍然未能擺脫“早高峰”和“排隊”的魔咒。
每天上午，等候清洗和化妝的遺體從清洗間排到了門外的走廊上。
在朱丹的印象裡，一天50單以上入殮工作是常態，多的時候會達到70、80單。
“第一次見到屍體的時候很怕，毛骨悚然，可能因為小時候經常看恐怖片吧。屍體冰涼，而且很僵硬，當時很難相信，這個人已經去世了，那種感覺很難去形容。”朱丹面帶笑容地說道，說話時雙手環繞抱著右腿的膝蓋，顯得十分放鬆。
可曾經，她足足用了近1年的時間去克服心理上的恐懼。
殯儀館的遺體不單單是正常死亡，也經常會有些意外，例如高墜或交通事故。朱丹的入門師傅便帶著她一點一點的學習和練手。起初朱丹會感覺強烈的不適和恐慌，畢竟沒有人能夠對這種畫面免疫。
“一天見到的屍體比別人一輩子見到的都多，有張著嘴的，有瞪著眼的。說起來會有點恐怖，但是又不得不做。”她說道。
前面幾個月，每結束一單活，她都會頻繁地洗手，洗到雙手發白，直到自己覺得味道沒有那麼重才停下來。
時至今日，見到遺體的那種恐懼感早就煙消雲散，用她的話來說，就像醫生看到病人一樣。
但這份工作對她的生活習慣還是產生了些影響。
例如進入一線之後，她就很少吃肉了。
又例如，從此，她自己就
再也沒化妝了。敬與畏
和現在大多入殮師都是專業院校出身不同，朱丹的入行只是半路出家和機緣巧合。
2000年，朱丹來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關外當會計。
命運的十字路口出現在了3年後。當時，丈夫正好被派到了深圳市殯儀館，進行一項火化爐維修工程。
為了遷就丈夫的工作，小兩口搬到了關內，朱丹也因此辭了職。
她丈夫工作時得知殯儀館還在招“銷售”——賣墓地，收入可觀，晚上回到家便跟朱丹商量起了這件事。
-“今天我在殯儀館聽到人家招工，待遇還行。你怕不怕？”
-“不怕。”
-“這可是殯儀館。真不怕？”
-“白天工作又不是晚上工作，只要上面有人我就不怕。”
或許是在家待業實在太無聊，又或許是人在青澀的年紀總會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朱丹沒有多想就答應了。
接下來的7年時間，她先是當銷售，在墓地售罄後，又轉崗到了前臺。2010年，她做了更大膽的決定，到一線工作崗位去。
當我問到為什麼要轉崗的時候，朱丹捂著嘴笑了起來，像個小姑娘一樣羞澀，樣子與香港明星張柏芝有幾番相似。
“這個能說嘛，應該跟你想的不一樣吧，因為一線比之前的工作崗位一個月多了800塊錢。”或許擔心自己的答案會破壞大家對這份職業的尊重，回答之前她強調了兩次“這個能說麼”。
在她看來，入殮師這個職業，並不存在什麼光環，也談不上什麼神聖不神聖，和其他工作一樣，謀生罷了。
談及薪資，外人的猜測也總是很理所當然。
“做你們這行，一個月沒個兩三萬誰會做啊，你們收入很不錯吧。”曾經一個家屬這麼問過朱丹。說到這裡她掏出了工資條，上面顯示的數字遠低於大家的遐想。
還有家屬問她，一天做這麼多活，是不是有提成。
“我們殯儀館是市政單位，沒有提成，另外就是我們一單封頂收費是6000，就是前面說的難度很大的修復，不存在什麼暴利。”朱丹特意強調道。
然而，比起工資，更難猜的是人心。
人們期待他們能夠帶給故人足夠的體面，卻因為對死亡的忌諱與恐懼，不能對他們溫柔以待，白事工作者在傳統的觀念裡並不受待見。
最開始的時候，她面臨的最大困惑是不知道如何介紹自己。有時她說自己是在民政局工作，有時候會說自己是做服務行業的，有些人喜歡刨根問題，一定要知道她具體的工作，朱丹會一本正經地說：“我是做美容的。”
“有些朋友確實會因為你從事這個行業而疏遠你，所以我不會去刻意地結交誰。”朱丹說道。
事實上，直到兩年前，她都在瞞著自己母親，只是籠統地跟她說自己在殯儀館工作。
出於一次電視臺採訪的需要，母親被接到了深圳。當她向記者介紹自己是入殮師時，母親在一旁哭了起來。
“她倒不是覺得這一行怎麼樣，而是覺得我承受這麼大的壓力，這麼辛苦，她到現在才知道，她很難受。”說到母親，前面壓抑了許久的朱丹終於沒忍住掉下了眼淚。
活在當下
見過太多的生離死別，這些所謂的偏見和委屈，顯得有些蒼白。
最小的還只是胚胎，最大的100多歲，朱丹服務過的逝者年齡跨度極大，其中不乏一些輕生者。
她參與難度最大的一次化妝，是一具高墜的遺體，遺體受損程度很大，非常棘手。三個工作組輪番上陣，用電鑽、針線、膠水等工具，歷經8個小時將遺體恢復到正常模樣。
家屬看到遺體後泣不成聲，白髮人送黑髮人，永遠是一個悲傷的命題。
“有一些人是自殺的，把痛苦都留給了生者，我覺得這些人有些自私，他們沒有機會看到家屬的失去親人的那種崩潰和傷心，不然一定會後悔。”
而每每遇到早逝的嬰兒或者正直壯年的家庭“頂樑柱”，她還是久久不能平靜。
曾經在幫一個小女孩納棺時，朱丹的眼淚在眼眶裡不停地打轉。
“那個小女孩很可愛，她還沒有享受到人生就匆匆離開了，我也有小孩，所以感觸很深。”那次可能是她最“不敬業”的一次，十幾分鐘的時間她思考了許多問題，對於生的渴望越發地強烈。
還有一次給一位中年人納棺的時候，一個小孩靜靜地站在旁邊，看著躺著的爸爸只有不斷地大哭，邊哭邊喊：“爸爸，你起來吧。”
朱丹說到這裡，使勁地眨了眨眼睛，把將要奪眶而出的眼淚趕了回去。
從業十多年，她不像一些從業者能夠在工作之餘大徹大悟，看透生死，“活著很重要”成了她最大的感悟。
“世事無常吧，人能活著就是最寶貴的事情。”她再次說道。
電影《入殮師》的最後，火化師看著逝去的友人說：“死可能是一道門，逝去並不是終結，而是超越，走下一程，正如門一樣。”
有的人相信，人都會有來生，死亡是下一個輪迴的開始。朱丹的同事中不乏虔誠的信徒，但長期以往並沒有影響到朱丹自己。
“你有信仰麼？”我問道。
朱丹趕緊搖了搖頭，如果非得要說有，那便是她的女兒。
工作之外，她幾乎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女兒身上，她最喜歡陪著女兒去逛街和看電影，每每談到女兒她臉上總是掛著一絲微笑。
“我還有10年就退休了，女兒高中畢業後我想退出一線，掙點錢，買套房子啊，雖然有點難，就是想多陪陪她，陪陪家人。”她說道。
採訪結束後，當我們走出辦公區，看到一些家屬站在禮堂的門口，有的面色沉重，有的露出釋然的表情，還有的相擁而泣。
我想起朱丹說的那句話：“活著的人，更要珍惜當下，好好地活著。”
嗯，活著，真好。
閱讀更多 深莞惠淘好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