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們在看一些歐洲歷史劇或讀到歐洲歷史的時候，往往會有個疑問——為什麼歐洲的君主有時候那麼憋屈，跟東方人所熟悉的國王、皇帝的感覺不一樣，就像東方神仙不食人間煙火，而希臘的天神們則勾心鬥角一樣。歐洲的君主彷彿就是一些稍微有些特權的普通人一樣，他們時常受制於各種因素，甚至也會像普通人一樣被宣判，甚至被斬首。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微笑著走上了斷頭臺，在朗誦一首詩之後，指揮著劊子手砍下了自己的頭，也讓他成為英國和歐洲歷史上第一位被處死的君主。跟隨查理一世腳步的，還有法國波旁王朝復辟後的第一任國王——路易十六。在1789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爆發後，路易十六先是被軟禁，而後步了查理一世的後塵。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歐洲的“君主們”無法一手遮天？
君主受制的四大因素
正所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很多體制、文化也都不是一朝一夕，由於某一個單獨因素導致的，縱觀歐洲君主制的發展，對君主權力的制約形成有限君主權的主要因素可能來自於四個方面：
一、歐洲始終未能形成一個長期統一的“大國”
二、歐洲主要的思想淵源之一的古希臘的思想遺產
三、猶太-基督教思想的深遠影響
四、世俗世界的啟蒙和抗爭
可以說第一點是地緣政治的因素，其背後也有深刻的歷史、文化的緣由，在此我們跳過這一點，從思想觀念和歷史事件的角度來去理解一下歐洲君主有限權力形成的歷史特點。
古希臘“自然法”的神聖不可侵犯
公元前五世紀，知名的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寫了一個安提戈涅的故事——安提戈涅的兄弟波呂涅克斯戰死沙場，而獨裁者卻認為他是叛徒，而下令將其屍體扔在城外任其腐爛，並不允許任何人去悼念。安提戈涅無視獨裁者的命令，埋葬了她的兄弟，並對獨裁者說：由人寫的法律，哪怕是國王的法律，都不能凌駕於“神的永恆法律之上，儘管神的法律不立文字”，但神的法律永存。
安提戈涅所說的神的法律，就是發源於古希臘思維裡的“自然法”，就是凌駕在人世間一切規則之上的一些最為基礎的、人與人能夠達成共識的諸如道德之類的法則。她也說出了統治者也要接受法律裁判的一種樸素思維。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發展了這一理念，並由西方世界最偉大的拉丁語散文作家——西塞羅散播至整個歐洲。
宗教權力對君主權力的制衡
在一次辯論中，當被問到追隨者是否應該納稅的時候，耶穌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讓凱撒的歸凱撒，讓上帝的歸上帝。”耶穌把世界分成了兩個領域，說明了並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應該在國王的控制之下。這種觀念，也成為西方基督教會的基本理念。
公元四世紀，當時的羅馬皇帝命令米蘭大主教把教堂歸還給帝國的時候，這位主教是這樣還擊的——我們把教堂交給你是非法的，而陛下接受教堂同樣也是非法的。沒有任何的法律支持您侵犯個人的住房，您認為上帝的房子能被奪走嗎？
宗教對於王權的制衡一直貫穿整個中世紀。十三世紀晚期，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阿奎那寫到——一個國王如果不能忠實於其責任，就無權要求別人服從他。推翻這個國王就不能算是反叛，因為國王自己就是一個反叛者，國家有權推翻他。但是更好的辦法是剝奪其權力，讓他不能濫用。
從宗教中發展出來的觀念，不但與君主制抗衡，甚至已經開始提出反抗國王暴政行為的合法性。
世俗世界最著名的三次鬥爭
在古希臘和宗教思想的引領下，歐洲的世俗世界在不斷與王權的鬥爭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在十三世紀中的三個著名的事件，為王權建築了一個籠子，讓人們能夠在王權的統治下獲得最大化的自主。
1215年，英國貴族與英王約翰在蘭尼米德簽署了《大憲章》（Great Charter），大憲章保護每個自由人的人身和財產不受非法侵害，保證司法公正。國王增加稅收的權利受到了限制，教會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自治城市的自由也得到了確認。
1220年，在德國一個城鎮馬格德堡，產生了一系列主張自制的法律，《馬格德堡法》（Magdeburg）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並且被中部歐洲數以百計的新建成立的城鎮所採用，而一些中歐和東歐的城鎮的司法案件的判決也在引用馬格德堡的判例。
1222年，匈牙利的低等貴族和士紳迫使安德魯二世簽署了《金璽詔書》（Glden Bull），詔書免除了士紳和教士的納稅義務，確認了他們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置自己的領地和權力，保護他們不受任意監禁和沒收財產的權利，確定每年召開會議處理他們的不滿，甚至給了他們“反抗權”，也就是當國王侵犯了他們的自由或者貴族特權的時候，他們有反抗國王的權力。
儘管這些條例都存在諸多的問題，比如提供的保障依然是在少數的貴族群體，以及存在著一些對猶太等少數族裔的歧視，但他們都保留下來整個社會對王權抗爭的火種。
點燃火種的英國革命
就在文初提到那個歐洲歷史上第一個被砍頭的國王查理“慷慨就義”之後，英國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不僅改變了英國的歷史，也推動了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對王權的攻擊。
在查理一世被砍頭後的空檔期，克倫威爾統治英國時，產生了大量的知識分子群體，一個被稱為平權派的群體開始發表諸多針對宗教自由、自然權利等學說，倡導沒有任何權力能夠凌駕於我的權利之上，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財產。
儘管其後斯圖亞特王朝於1660年復辟，查理二世稱帝，但還是無法避免1688年國會給荷蘭的威廉和瑪麗亞加冕（他們是查理一世的孫輩），威廉和瑪麗亞同意尊重英國人“真實的、古老的、無可置疑的權利”，並將這些寫入了1689年的《人權法案》，而這一系列的事件就是影響世界進程的“光榮革命”。
1690年，洛克發表了著名的《政府論》，在英國革命的基礎上，繼續將王權趕出私人領域，資本主義在與君主制的鬥爭中逐漸佔了上風，英國人普遍產生了捍衛自然權力、捍衛法治的觀念，而這種觀念，也隨著日不落的戰艦，駛向歐洲大陸和新大陸，向君主制發起了最後的挑戰。
18世紀對王權的終結
1720年，法國作家伏爾泰逃離法國君主的專制統治，抵達英國，在那裡，他看到了宗教自由、代議制政府和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被這些景象激勵的同時，伏爾泰也點燃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運動——“啟蒙運動”。
新大陸上對英國革命和啟蒙的響應——《獨立宣言》，不僅是美洲大陸獨立的聲音，更是吹響了對中世紀傳統君主制、王權反抗的號角，隨後的法國大革命更是把這場鬥爭推向了高潮。如果說英國革命是資產階級對抗君主制的首場勝利的話，那麼法國大革命則是決定性的勝利，自此之後，在全世界範圍內，王權，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產物，漸漸的從各個國家退出了歷史舞臺。
在歐洲，王權一直處於與宗教、世俗抗爭的過程中，而源自於古希臘和猶太-基督教的觀念，給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有限王權”的共同認知，甚至還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世俗在這些觀念中，甚至找到了反抗王權暴政的合法權利。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歐洲的君主，普遍過的比較“憋屈”。能像太陽王那樣喊出“朕既是國家”的君主少之又少，歐洲的王，大都是一些比普通貴族多一些權力的“普通國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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