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爭執：君與民孰貴？

若要討論中國歷史，肯定無法忽視一個貫穿整個歷史的重要議題：在中國人的思想中，究竟是“君”地位高，還是“民”地位高？誠然，按照我們平時的認知，在古代中國社會中，一定是“君”地位更高，在中國的歷史演變中，君權專制的趨勢隨著時間進展一步步加強，由與貴族、公卿共治天下演變為明清時期的專制社會；皇帝作為天的代表，矗立於整個封建社會的頂點，他可以輕易奪走普通百姓的性命，他的政令影響著上千萬甚至上億人的生活；所有人都要向他跪拜，不管是貴族、士大夫、百姓還是來華的外國人……

但是，我們也不應忽略，在中國思想史上，“君貴民輕”從未獲得完全的勝利，“民貴君輕”的思想同樣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儒家亞聖孟子在《孟子·盡心下》中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不但將民眾放到高於社稷與君主的地位，而且將君主權力的來源歸結為對民眾的態度上。

戰國末年，儒家學者荀子又在《荀子.哀公》中提出了著名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荀子以此警示統治者們，他們之所以能統治國家，其根基是最底層的百姓，百姓們可以讓他的統治保持穩定，也能顛覆他的統治，因此，統治者一定要關心民眾的利益。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思想被後人廣泛接受，在記載唐太宗李世民與其名臣們的對話的《貞觀治要》中，我們可以看到李世民君臣相當喜歡這句話，多次用它來警示自己的治國原則。雖然民本思想在君主專制加強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壓，比如朱元璋看到孟子的重民主義言論後，在重修《孟子》時將民貴君輕的言論刪除，但是，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嚮往，還是讓民本思想一直流傳了下來，成為一種抵禦君主專制意識形態的重要理論工具。

在明清易代之際，尚且有黃宗羲、王夫之等抨擊君主、稱讚人民的思想家出現，正如如黃宗羲在著作《明夷待訪錄》中的名句：“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這足以說明，在中國的思想史之中，認為人民大於君主的觀點從未消失。

去哪裡追溯民本思想？

根據我們的梳理，可以看出，孟子、荀子的民本思想隨著儒家意識形態的傳播而繼承下來，成為後代士大夫民本思想的重要來源。不過，如果認為孟子、荀子是民本思想的源頭，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更早的戰國初期甚至春秋時代，非儒家一系諸子百家的學說中就已經包含了大量以民為本的思想。

道家經典《道德經》中提出：“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這是一種平均主義思想，居高位者應當放棄自己的利益，來彌補低位者的不足之處；墨家思想以“兼愛”、“非攻”為核心，反對令無數百姓流離失所的戰爭；農家認為，國君應大力發展農業來滿足民眾的物質需求，這樣的話民眾才會忠心於國君，國家的凝聚力才可提高……

這些事例說明，民本主義思想並非儒家獨創，而是諸子時代思想家們共同擁有的一套價值體系，一個學派創始人們的共識。

那麼，不同學派、思想各異的諸子百家們，為什麼共同掌握同一套價值觀呢？若要回答這個問題，僅僅討論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氛圍是不夠的。首先，我們要明白，諸子百家時代的確是中國思想發展的一個高潮，但是，諸子時代並非中國思想史的起源。

在西周時期，社會已經形成一套意識形態再生產與傳播的有效系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作為貴族教育體系的一部分，將貴族與士大夫們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以及他們對禮儀、歷史的理解，一代一代的傳播下來，使得這些思想成為文化人群體所共享的意識形態。

在諸子百家的時代，很多思想家並非無中生有地創造了一種新的學說，而是從“前諸子時代”的思想資源中汲取靈感。

學者們閱讀那些從西周時代留下來的經典典籍、學習西周時代的歷史，將這些知識與現實相結合，才創造出自己的學說。很多學說並非摧毀了過去的傳統，而是延續了過去的傳統。這就是諸子百家思想中常常包含民本思想的原因。因此，若要考察民本思想的根源，我們應當把目光放到比春秋戰國更加久遠的過去——西周時代。

民本思想的起源——“敬天保民”

在西周之前的商代，宗教氛圍濃厚是華夏政治文化的一個特點。商代統治階級非常迷信，他們相信天與鬼神等頗具神秘主義色彩的論調。在其政治活動中，宗教行為是十分重要的一懷：商代會頻繁的為各種鬼神進行祭祀，祭祀的禮儀十分隆重，常常使用人牲，有時一次祭祀會有上百人因此犧牲；除此之外，利用龜甲進行占卜是商代進行重要政治決策的方式之一，卜人會對龜甲進行燒灼，並根據因之形成裂痕來判斷上天的旨意，為政治家們提供從政的建議。

濃郁的宗教氛圍，使商代統治者將“天命”看得十分重要。

在商紂王時期，民眾對商的暴政不滿、周代興起時，曾有大臣提醒，但商紂王卻認為天命向著自己，因此不會導致國毀人亡：“我生不有命在天？”

當週武王滅亡商朝後，周人自己也感到驚奇。對周人來說，長期以來，商是強盛的中央政權，是受到天命青睞的“大邦商”，而自己不過是地位低下的“小邦商”。周人並未放棄對“天”的信賴，他們仍然認為自己勝利是得到了上帝的垂恩。

那麼，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為什麼天命不再垂恩與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的大邦商，而轉而降臨在自己頭上呢？這個問題其實關乎周朝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自己究竟是因為什麼，才能得到天命青睞、建立新的統治？這個問題必須要認真回答，只有這樣，周人才能保證自己的政權不會失去天命，重蹈商人覆轍。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周代政治家、武王的弟弟周公提出了著名的“敬天保民”思想。其思想被記載到《尚書·周書》這一部分中。

周公首先指出：“唯命不於常”，其意思是，上帝賜予的天命不會永遠保佑一個王朝。周公以商滅夏、周滅商微粒子，說明夏與商的統治者皆在某些時候引起了天帝的不滿，因此導致國破人亡，統治崩塌。

接著，周公提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這句話的意思是，天的威嚴與誠信，應當從民情中進行觀察。周公認為，天帝是不會直接告訴統治者，天命是否正在保佑他。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得到天命的保護，應該以民情為鏡子，來揣摩天意。如果統治者不願意親近民眾，體察民情，就不要說自己知道了天意。

最後，周公提出“敬從天命，懷保小民”。這是周公對於前兩點觀察結果的總結，如果希望自己得到天命的保護，就需要時常體察民情，以通達天意。而且，還應勤於國事，讓人民生活幸福安康，這樣才能得到天命垂睞

結語

周代的“敬天保民”思想與我們現在的無神論式的“以人為本”有所不同，它仍強調天命的重要性，民眾的生活境遇與質量只是天命的反應而已。

但是，比起以占卜、犧牲來體察天明的商代，很明顯，敬天保民的不可知論色彩少了不少，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

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趨勢雖然是專制皇權越來越強，但我們也應銘記，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中也有著豐富的民本主義思想，對人民群眾的重視從未因專制皇權的打壓而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一切以“傳統思想“為藉口、鄙夷人民群眾地位與權利的言論，皆是片面而專橫的胡言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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