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是结束三国战乱，开辟大一统的朝代。中原地区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后，人心思定。西晋本应趁此时机开创一个崭新的长久的王朝，可惜在传世三代后，便遭受“永嘉之乱”偏安一江南，开国仅五十一年。

制度与吏治

造成西晋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皇室封建的恢复，中央权力孱弱以及吏治腐败等，但归根结底仍是用人（吏治）与制度两个问题。西晋最致命的制度问题就是恢复了封建制度，西汉建国之初的“七国之乱”还历历在目，司马氏却仍然给予了各藩王极大的政治与军事权力，最终也爆发了“八王之乱”。

不过制度是人定的，如果有优秀的人才进行维护与完善，西晋或许还可以挽救。悲哀的是，司马家族偏偏在吏治上也出现了严重的纰漏。本篇文章，我们就重点说说西晋政权的用人策略。

司马师的这句话

在本文的标题中，作者提到了司马师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源于司马师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他们两位所讨论的正是协助西晋建国的重要功臣之一——石苞。石苞是西晋历史上唯一一位寒门出身而位至三公的人。从这点可以看出，石苞肯定有过人的才能。不过司马懿虽然提拔了他，但是却不重用他。司马懿认为石苞此人“好色薄行”（《晋书·列传第三》），不过他的儿子司马师却不这么认为。司马师则认为

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晋书·列传第三》）。

司马师的这席话，有多种理解方式。首先，司马师认为虽然石苞德行不佳，但是他才能卓著，只要能为我所用，德行并不重要。其次，这件事发生在魏明帝的青龙年间，正是司马氏暗中与曹魏家族争夺各个世族支持的时候。司马师重用石苞，对外界传达的信息就是不问出身，只要有才能，忠于司马家族，就能得到重用，以此来延揽人才，获取支持。

而司马师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奠定了西晋政权的用人基调——只要有才能，且拥护西晋政权的，不论德行如何，都可得到重用。这一策略，造成整个西晋的吏治环境异常宽松，且赏罚不明，最终演变成异常腐败、攀比的风气。下面，作者将通过西晋初年的几位重臣来举例说明。

奢华无度的何曾

何曾出身于世家大族，是司马懿的忠实支持者。在《晋书·列传第三》中，多次记载了何曾与司马家族之间亲密的关系。早在曹爽当权时期，何曾就已经与司马懿同进退。《晋书》记载：

时曹爽专权，宣帝称疾，曾亦谢病。爽诛，乃起视事，魏帝之废也，曾预其谋焉。

由此得知，何曾不仅仅与司马懿同进同退，更是直接参与了司马师废除魏少帝曹芳一事。

而且，在魏高贵乡公曹髦刚继位的第一年，何曾就被司马师任命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相当于整个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都掌握在何曾手中。司马师希望何曾能协助他巩固河北的军事力量，避免出现反司马氏的势力。这实际上给予了何曾极大的信任。不过司马师觉得这还不够，为了表达更多的诚意，司马师竟然让司马昭与司马攸亲自给何曾送行。《晋书》记载：

将之镇，文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 

不仅如此，何曾的儿子何劭与司马炎也从小就是好朋友，被誉为“总角之好”。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何曾就被任命为三公之一的太尉，掌握全国的军事大权。可见，司马家族与何曾深厚的关系。

既然何曾在西晋担任如此之高的职务，掌握着国家命脉，那么就不仅仅需要卓越的才能，更需要一等一的德操。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何曾的德行是贪得无厌、睚眦必报，私生活更是极尽奢华。更可恨的是，整个何氏家族都是这种风气。《晋书》中就记载了何曾奢华无度的生活场景：

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何僧的儿子何劭也不遑多让。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晋书》）。何曾的孙子何绥延续了祖辈的“风范”：“绥字伯蔚......自以继世名贵，奢侈过度”（《晋书》）。一门皆奢靡。

何曾一族都处在放纵贪婪的状态。即使史光、李熹等人分别弹劾何曾，但是都被司马炎以

“重臣无所问”的理由回绝了。司马氏为了避免重蹈曹魏失去世家大族支持的覆辙，选择了尽量满足这个群体，最终却演变出奢华攀比的官场风气。权力掌握在这群人手中，西晋焉能长存？

爱贪小便宜的裴秀

接着我们再看另一位为西晋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裴秀。裴秀同样出自世家大族，也是被司马氏拉拢过来的世家力量。裴秀在西晋建立之初，就协助司马炎恢复了“五等爵”制度。司马炎能够成为司马昭的嗣子，裴秀也出力良多。所以司马炎对裴秀也是知恩图报。西晋成立后，裴秀就被任命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享受开府的待遇。（《晋书》）。

裴秀的品德相比何曾要稍微好一些，但是仍然有不少瑕疵。裴秀的问题也在于追逐利益。据《晋书》记载，裴秀很可能参与了卖官鬻爵的勾当，同时他还私占官田。这些以公谋私的行为，都不应该是一个朝廷重臣该做的事情。但是司马炎对裴秀仍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晋书》就记载了司马炎对裴秀“私占官田”一事表态的诏书：

诏又以秀干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

司马炎对裴秀的态度与对何曾的态度一样，只要维护西晋的政权，一律放任自流，不加约束。

斗富的石崇

上文中我们提到的石苞也是西晋政权的拥护者。司马昭去世的时候，石苞就非常痛惜，他痛惜司马昭没有称帝。《晋书·列传第三》中就记载了司马昭去世时石苞的心情：

苞时奔丧，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显，石苞希望司马昭这一代就代魏称帝，而不是等到司马炎这一代。石苞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能够从一个马车夫做到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全靠司马师的提拔。但，石苞的后代却没有对西晋做出过些许贡献，反而祸害了西晋政权的根基。

据《晋书》记载，石苞的儿子石崇：

“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晋书》）。

石崇依靠着打家劫舍积攒了大量的钱财，据说是“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晋书》）。最为著名的就是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虽然王恺贵为皇亲国戚，却完全不是石崇的对手，可见石崇聚敛钱财之多，也可知其伤百姓之深。

就这这么一位祸国殃民的人，司马炎还是对他不加惩处，仍然重用。试问，朝政大权、国家安危掌握在这种朝臣手中，如何能国运长久？

总结

以上作者举的例子，类似的事例在西晋的史书记载中屡见不鲜。上文中没有提到的贾充、荀勖、王沈等人更是唯利是图、祸国殃民的能手。他们各个德操低劣，却官居高位。

更严重的是，西晋司马氏对这些重臣们为非作歹的行为不仅不加约束，甚至还会推波助澜。在石崇与王恺的斗富过程中，晋武帝司马炎竟然也参与其中。《晋书》记载：

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

司马炎不仅没有禁止这种攀比行为，反而相助王恺，可谓是糊涂至极。

综合上来说，整个西晋政权的用人策略（吏治）出现极大的失误。司马师“唯才是举”的思想，为西晋政权的早亡埋下了祸根。后世的继任者司马昭与司马炎在纵容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偏，以至于皇族与官吏都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无人为西晋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当朝重臣都养成了“只顾今生不虑未来”的想法，就连西晋的贤臣司空张华都说出了：“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这样一句话，悲哀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