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上的胡人形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前言
北朝隋唐时期，粟特商人东来贩易，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建立了一系列胡人聚落，作为他们商业经营的中转站和向东方移民的据点。从北朝末期开始，中央政权和地方官府逐渐控制这些移民聚落，其中大多数被转变为乡里，有的则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对于北方丝路沿线的粟特聚落，笔者曾经做过仔细的研究，大体上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1]。
从考古发现及史籍中的点滴记载可知，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也曾进入到中国的南方地区。那么，他们是如何进入中国南方的？他们是否在南方也形成了像北方丝路沿线那样的聚落？他们在南方活动的方式又是怎样的？本文就尝试利用现有资料对这些问题加以初步的清理。
相对于北方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活动的研究成果来说，有关南方粟特人的研究要少得多，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1987年，东野治之先生在《香木铭文与古代香料贸易》一文中，根据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带有婆罗钵文（Pahlavi）和粟特文铭文的香木题记，讨论了波斯人，特别是粟特人加入南海贸易的可能性[2]。
1991年，姜伯勤先生发表《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根据1984年广东遂溪发现的南朝时期（420－589年）金银器和波斯萨珊银币窖藏，结合文献材料，论证了粟特人在南海丝绸之路上的活动[3]。
1996年，吉田丰先生在对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中国与印度的粟特商人》一文所做的增补中，对上述两文做了补充说明，特别是指出遂溪窖藏出土银碗上的铭文是粟特文，意思是“（此碗属于）石国（即塔什干）的sp（人名残），（重）42斯塔特（staters）”。他虽然列举了前人提到的各种岭南地区粟特人的遗迹，但还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坚实的证据可以确证公元十世纪前粟特人已经参与了从波斯湾到南中国的海上贸易[4]。
同一年，葛乐耐（F. Grenet）教授也讨论了粟特人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问题，他举出的证据是泰国出土的“胡人”俑[5]。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俑和中国北方出土的胡人俑比较来看，似乎很难把他举出的俑定为确切的粟特人的形象并以此来论证他所要说明的问题。
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唐代异国人像印章
高3cm，底径2.6cm
西安南郊草场城出土北朝胡人饮酒器
高10cm，宽6cm
广州出土葡萄蔓枝纹铜镜
西安出土海兽葡萄纹铜镜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粟特进入南方的途径
中国南方与粟特地区相距遥远，但粟特商人是利之所在，无远弗至的。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如此广阔的区域按理说是不应当被粟特商人所忽略的。
1．泛海而来
粟特之地，曾经是康居国的属地。公元初这里受到贵霜帝国的影响，因此佛教颇为流行。早年入华传教的佛教僧侣当中，就有不少是来自康居的僧人，他们往往以其国之省称“康”为姓，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三国时期的康居僧人康僧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僧会最初并不是以一个弘法僧侣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而是随其经商的父亲前来的。《高僧传》卷一记载：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6]
由此可见，康僧会之祖上先是从康居前往天竺，在那里居住过几代后，又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然后才辗转进入中国内地的。显然，他们是经由海路来华的。康氏后来到三国吴国的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传播佛法。因此说，他进入中国后的主要身份已经是一个佛教僧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粟特商人。不过，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其所走的从印度到交趾的道路应当是一条古代商路。虽然十余岁的康僧会已经是出家人，但他的家族从印度到中国的道路，既是一条传法之路，也是一条古代贸易的通道。
从康僧会一家的行迹可以看出，早在公元三世纪，就有粟特人经过印度、东南亚来到南中国沿海地区，他们采用的路线是海、陆并进。而由于这一地区佛教势力兴盛，所以出身商人之家的康僧会最终却选择了皈依佛门，成为在中国南方传教的著名法师，他的事迹也提示我们注意粟特胡商与佛教之间存在的某种特殊关系。
2．从西域到蜀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粟特人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记载几乎没有，我们看到的南方粟特人主要是由北方地区间接到达的，其中尤其以从西域到蜀地和从关中到襄阳这两条道路的作用最为突出。
我们知道，由于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南北处于分裂的局面，因此西域诸国与东晋、南朝的联系，主要是走“吐谷浑道”，又称“河南道”、“青海路”等，也就是说由西域经吐谷浑控制的青海地区，经松潘南下益都，再顺长江而下[7]。粟特人应当也是利用了这条道路进入南方的。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九《蜀部沙门释明达传》记：
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严持斋素。初受十戒，便护五根。年及具足，行业弥峻。胁不着席，日无再饭。外肃仪轨，内树道因。广济为怀，游行在务。以梁天鉴（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8]
此时的康居应当指粟特康国，这位出自康国的佛教僧侣，他在萧梁天监初年（502－505），从西域来到益都，成为蜀地沙门。佛教僧侣以及佛教造像经过这条路线进入蜀地的例证很多，学者们已经做了仔细的论证[9]，可以作为我们考虑粟特人从西域进入南方的参考。
进入蜀地的粟特佛教徒，也有考古资料的印证。成都发现的南朝梁普通四年（523）释迦文石像，就是粟特人康胜造的供养像[10]。
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续高僧传》卷二六《释道仙传》的记载：
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既环宝填委，贪附弥深，惟恨不多，取验吞海。行贾达于梓州新城郡牛头山，值僧达禅师说法曰：“生死长久，无爱不离。自身尚尔，况复财物。”仙初闻之，欣勇内发，深思惟曰：“吾在生多贪，志慕积聚，向闻正法，此说极乎。若失若离，要必当尔，不如沉宝江中，出家离着，索然无扰，岂不乐哉。”即沈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沈，众共止之，令修福业。仙曰：“终为纷扰，劳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辞妻子，又见达房凝水滉漾，知入水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11]
道仙在皈依佛门之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粟特商人，他出自康国，在萧梁时期，沿长江流域经商贩易，往来于上游益州和下游吴地之间，获取大量珍宝，积聚许多资财。《道仙传》中没有提示他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南方的，但顺理成章的路线应当是从西域进入巴蜀，再沿长江南下。道仙的事例即可以表明萧梁时粟特胡商在长江流域经商的规模，也让我们再次看到粟特胡商与佛教僧人间的紧密关系。
《续高僧传》卷二七《唐蜀川沙门释慧岸传》记：
释慧岸者，未详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汉。往来市里，默言无准，人之不异。[12]
陈寅恪先生曾经在读书札记中指出慧岸或如道仙，“本为贾胡或贾胡子孙也”[13]。
《隋书》卷七五《何妥传》云：
西城（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萧﹞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14]
同书卷六八《何稠传》云：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
何妥一家为西域人，其父何细胡因商而进入蜀地。何妥兄善治玉，侄儿何稠善制西方器物，具有最典型的粟特人的文化特征，应当是出自粟特的何国（Kushānika）无疑。唐长孺先生在讨论《何妥传》时指出：“《华阳国志》卷三《蜀志》郫县条称‘冠冕大姓何、罗、郭氏’，何、罗都是胡姓，并同为‘西州大贾’，疑其地多胡姓后裔，何妥一家定居此县，实是依附本族人。”[15]郫县在成都平原的中心区域，说明这里可能有比较集中的胡人聚落存在。
2000年西安新发现的北周大象元年（579）的《安伽墓志》称：“父突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16]眉州在今四川省眉山县。这里所列安突建的官衔，前者为勋官将军号，后者是职事官，如果是实授的话，那么刺史的官位是不低的。对于安突建这样作为一个进入中国不久的粟特人来说，似乎有些不太可能。因此，这个官称更可能是安伽封大都督后北周朝廷追赠的，就像安伽母杜氏封昌松县君一样。但问题是为什么北周政府给予同州（今陕西大荔）粟特聚落首领萨保安伽的父亲封一个眉州刺史的官衔呢？或许是眉州地区也是粟特胡人聚居的地方，也不排出安氏一家曾经落足于眉州，因此才会有这样的封赠。
陈寅恪先生在质疑从中亚碎叶迁到蜀地的李白一家氏族出身时，认为其原本非汉姓之家，而为西域胡人，并举上述道仙、慧岸传记，认为：“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17]他在谈到何妥、何稠时再次强调：“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18]虽然李白为胡人的说法还有待仔细论证，但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李白一家曾经居止的碎叶，是粟特人向东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据点，那里生活着许多来自粟特各国的商胡，唐朝高宗时甚至曾经以安国粟特人为碎叶州刺史[19]，这为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资料。
综合以上列举的史料和前人提出的看法，我们不难勾勒出，从西域经青海到蜀地、甚至再到长江下游地区这样一条西域通向中国南方的最为便捷的道路。这条路不仅仅是外交使节、佛教僧侣（包括粟特僧人）所选取的道路，也是早期入蜀经商的粟特人所采用的商路。经由这条道路进入成都平原的粟特胡人应当为数不少，所以在中心城市如益州或者一些特别的地区如郫县，可能存在着粟特聚落。
这些粟特商人促进了西域与蜀汉、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也把粟特文化和技艺带到中国南方。与北方粟特胡人不同的是，进入南方的粟特人很少见到保持传统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信仰者，而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皈依佛教的记载，这当然与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多来自僧传有关。
3．从关中到襄阳
朱雷先生曾经根据僧祐《出三藏记集》所收《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序》，为我们勾稽出了一段不曾为人注意的历史细节：东晋宁康元年（373）凉土沙门慧常将《渐备经》寄托凉州“互市人康儿”，由其“展转送至长安”。大概由于这位粟特胡商在路上经商贩易，所以到太元元年（376）五月经本才送抵长安。长安僧人安法华把此经又送至长安的“互市”机构，再由“互市人”送往襄阳，时在太元二年十月初。由这一典型的事例，他复原了姑臧、长安、襄阳三地之间由粟特互市人承担往来贸易的情形，并指出从长安经上洛或丰阳，沿丹水东南入汉水，直抵襄阳；或者是从长安南下，走旱路，逾子午谷至汉中，再东南行至襄阳的道路[20]。
可以补充指出的是，除了姑臧到长安是由康国商胡康儿传送外，在长安接收并安排送到襄阳的佛僧，也是粟特出身的安法华。这不仅再次表明了粟特商人与粟特僧人之间的关系，也透露出安法华所托的下一位互市人可能也是粟特商人。
事实上，襄阳早就有粟特人定居。《续高僧传》卷
二六《智嶷传》记：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国难东归，魏封于襄阳，因累居之十余世矣。七岁初学，寻文究竟。无师自悟，敬重佛宗。虽昼权俗缘，令依学侣，而夜私诵《法华》，竟文纯熟，二亲初不知也。十三拜辞，即蒙剃落。更谘大部，情因弥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滨，依承慧远，传业《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导。后入关中，住静法寺。仁寿置塔，敕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初达定基，黄龙出现于州侧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瞩，具表上闻。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大要事，不出户庭，故往参候，罕睹其面。末以年事高迈，励业弥崇，寺任众务，并悉推谢。唐初卒也，七十余矣。[21]
可见智嶷一家原本出自粟特康国，号称是“康居王胤”，即粟特康国王族成员。这一家应当是在曹魏时来到襄阳，若以三十年为一代的话，那么到了智嶷出家时，已经经历了十代人了，可见粟特人早在曹魏时已定居襄阳。智嶷出家后来到关中，也表明襄阳和关中之间的联系。以后他被隋文帝派往瓜州（敦煌）崇教寺（莫高窟）置舍利塔，大概也是和他的胡人背景有关[22]。
《梁书》卷一八《康绚传》记载了刘宋初年一次粟特人的大迁徙：
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入齐后，康绚）推成抚循，荒余悦服，迁前军将军，复为华山太守。[23]
康绚一族应当出自粟特康国，经河西地区而于西晋时迁到关中的蓝田。刘宋永初年间（420－422），举族三千余家南迁襄阳，可见这支粟特移民的人数之众，以致于宋廷要专门侨置一个华山郡蓝田县来处置他们，这自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一个粟特胡人据点，从康穆，经康元隆、康元抚，一直到康绚，这一家族一直是这支粟特流人的首领，同时成为南朝侨置的华山郡太守，这和我们在北方看到的一些粟特聚落及其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异常相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襄阳位于一个特殊的南北交界地带，从交通上来看，它北通长安，南达江陵，通过江陵可以勾通巴蜀和淮阳，因此粟特商人、僧侣多经停此地，加上康绚一族的迁入，更使这里成为粟特人的一大聚居地了。
广东高州出土铜人像（局部）
广东遂溪出土的南朝鎏金器
广东遂溪出土的南朝银碗和银簪
广东英德浛洸、曲江马坝出土的波斯银币
二、唐代流寓南方的粟特人
进入唐朝，国家统一，道路畅通，按理说粟特商人进入南方要更容易一些，而且所选择的道路也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我们看到的粟特人在南方的行迹相对来讲不多，而且大多数是一些个体的活动，没有形成聚落形态。现将所见零散资料汇集如下：
1．剑南
成书于大历九年（774）以后不久的禅宗灯史《历代法宝记》有关无住的记载云：
和上，凤翔郿县人也。俗姓李，法号无住，年登五十。开元年代，父朔方展效。时年二十，膂力过人，武艺绝伦。和上每日自叹：在世荣华，谁人不乐。大丈夫儿，未逢善知识，一生不可虚弃。遂乃舍官宦，寻师访道。……天宝十载，从西京却至北灵州，居贺兰山二年。忽有商人曹环，礼拜问和上：到剑南识金和上否？答云：不识。……遂乃出贺兰山，至灵州出行文，往剑南礼金和上。遂被留后姚嗣王不放。大德史和上、辩才律师、惠庄律师等诸大德，并不放来。至德二载十月，从北灵出，向定远城及丰宁，军使杨含璋处出行文。……乾元二年正月，到成都净众寺。[24]
这里所记录的商人曹环，从他的姓氏和身份来看，很可能是来往灵武和成都之间的粟特商胡。
2．江淮
杜甫在《解闷》诗中写到：“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25]。是说商胡从成都沿长江而下，去向扬州，可见扬州是盛唐时代商胡的集中之地。这些胡人多经营珠宝业，因此在唐人眼中，胡人具有辨识宝物的特异功能，小说中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薛用弱《集异记》（长庆四年/824成书）有这样一则故事：
司徒李勉，开元（713－741）初，作尉浚仪（今开封）。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勉哀之，因命登舻，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今盱眙），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瘗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述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瘗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26]
这里的波斯胡人在垂死之际，搭乘李勉的船，沿汴水从睢阳（今商丘）往广陵（今扬州），至淮上（今江苏淮阴县西南）而卒。他之所以一定要到扬州，是因为要把所得宝珠交给自己的儿子。扬州是胡人聚集之地，李勉最终果然在扬州市场内的群胡中，找到了他的儿子。这条材料告诉我们胡人沿汴水到扬州的商贩道路，以及扬州市场群胡活动的情形。
又，戴孚《广异记》（大历、贞元年间成书）也有关于江南胡人的故事：
乾元（758－760）中，国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一作波斯胡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惟燕以所纳给众，难违其言，诈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羊末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万贯。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瓶中有珠十二颗。[27]
这条材料说明，安史之乱后，江淮之间的洪州（今南昌）和扬州是胡人聚集之地，唐朝政府用征商胡商税的方式，来补偿克复长安、洛阳两京的粮饷不足。此外，这里还提到了安史之乱中任江淮度支使、监察御史的康云间，从他的姓氏来看，也应当是一个粟特后裔，虽然他是作为唐朝官员的身份出现，很可能因为他懂得粟特商胡的性格并且知道如何和他们打交道的，所以才被委以江淮度支一职的。
皇甫氏著《原化记》（武宗时成书）记如下故事：
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806－820）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守船者夜中雨过，忽见庙前光明如火，乃窥之。见一物长数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团火，或吞之。船者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遥掷之。此物惊入草，光遗在地。前视之，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为人所见，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宝物怕秽，乃脱亵衣裹之，光遂不出。后无人知者。至扬州胡店卖之，获数千缗。问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28]
苏州在扬州东南，正是从扬州南下杭州的官河（大运河）上的重要城镇。虽然这则故事没有提到这里有胡人活动，但陆四官庙里放射光明的宝珠，不禁让我们想起崇拜光明的粟特胡人，而这个宝珠是否真的货真价实，需待拿到扬州的胡店中请教懂行的胡人，方才能够最终确定。
张读《宣室志》（咸通时成书）“玉清三宝”条记：
杜陵韦弇……（从蜀地）遂絜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真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值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29]
在中晚唐时期，广陵（扬州）的市场，正如早年的长安西市一样，成为胡人识宝的主要场所，因此即使京兆杜陵人韦弇在蜀地得到玉清三宝，并且已经带回到长安，但最后还是要在广陵市中，来确认其真正的价值。
同书“任顼”条记唐建中初有乐安（今浙江仙居县）任顼者救黄龙不死，因得一粒“径寸珠”：
于湫岸草中，光耀洞彻，殆不可识。顼后特至广陵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30]
这条材料也同样强调了广陵胡人的眼力，所以任顼特别要从江南赶到广陵的市场里来寻找答案。
徐铉（917－992）著《稽神录》“康氏”条记：
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佣赁为业，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异人，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妻惊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声。康适归，欲至家，路左忽有钱五千、羊半边、尊酒在焉。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妻亦告其所见，即往舍西寻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间，亦曳之归。因烹羊饮酒，得以周给。自是出必获利，日以富赡，而金人留为家宝。所生子名曰平。平长，遂为富人。有李浔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31]
这里具体提到扬州太平坊居住的粟特康氏一家，以佣赁为业，无论财源如何得来的，在当地人眼中，康氏是个富人，正如经商致富的粟特人一样。
唐人小说的故事情节往往是虚构的，其中的一些具体人物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但小说中的集合名词，如“胡人”，以及故事发生的场所，一般来讲是建立在真实存在的基础上的[32]。上引小说中的胡人有的是指波斯胡，有的是指粟特胡，可能还有大食胡等等，但其中一定包括粟特胡，因此我们把这些胡人事迹集中在起来，以见他们在扬州、洪州、苏州、广陵等地生活、居住、经商的情形。
这些小说对于扬州胡人的记载，也得到了出土墓志的印证。早年扬州出土的《米九娘墓志》的文字如下：
唐故米氏（下缺）
米氏九娘□，其先盖□□□郡人也。父讳宁。米氏即公之室女。贞淑温□□家孝行，幼女聪明□□□□□□和睦□内外亲族，无不钦传，爱敬立身，闺室令则，高门□礼，于家孝行无比。何期不幸遘疾，即以会昌六年□月五日终于扬州江阳县布政里之第，享年廿有一。呜呼！长及笄年，未娉待字，从兄亲弟，泣血哀号，六亲悲切，行过伤嗟。即以当月十九日殡于城东弦歌坊之平原，礼也。恐陵谷迁，故刊贞石不朽焉。铭曰：
白日昭昭，青松森森，生死有限，□明恨深，朱颜永□，万古传今。[33]
一般来讲，米姓不是中国传统的姓氏，这里的米宁其人，也应当是出自中亚米国的粟特人后裔。我们不知道这一家是从何时定居于扬州江阳县布政里的，但是到了晚唐时，米氏父女已经完全汉化。墓志对米九娘的描写，与对汉族室女的赞奖之辞几乎一模一样。米九娘以二十一岁的弱龄，在会昌六年（846）卒于家中，葬在城东弦歌坊之平原。
可见，中晚唐时期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扬州，是一个聚集了包括粟特商人和普通移民在内的大量异国人士的国际贸易都会。过去学术界比较强调扬州大量的波斯、大食商人的存在，特别是《旧唐书》中记载，安史之乱后，刘展作乱，扬州长史、淮南节度邓景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率兵马讨贼，“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34]。现在我们由米九娘墓志和唐人小说，不难看出扬州也有不少粟特商人或居民在这里贸易、生活。
此外，唐人赵璘《因话录》卷六提到“洪州优胡曹赞”[35]，应是出身曹国的粟特胡。
3．岭南
岭南地区在唐代也有粟特人的踪迹。《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孙孝哲传》记载：
有商胡康谦者，天宝中（742－756）为安南都护，附杨国忠，官将军。上元中（760－762），出家资佐山南驿稟，肃宗喜其济，许之，累试鸿胪卿。婿在贼中，有告其叛，坐诛。[36]
康谦原本是商胡，从“出家资佐山南驿稟”来看，一定相当富有，天宝中期曾任安南都护，但后来因为与安史叛军有关联而被杀。这条史料没有说明康谦为商胡时的活动地域，他后来由商胡而成为安南都护，或许与他在岭南地区经商致富有关，也可能与安南都护属下有较多的粟特胡人的缘故。
无论如何，粟特商人确实在岭南地区活动过。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闻见录》记阿拉伯商人的见闻说：
我们见到一个游历过中国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曾经遇见一个驮着一皮袋子麝香的人。这人说，他是从撒马尔罕徒步走来，沿途经过许多中国的城镇，才到达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的广府。[37]
这说明广州有撒马尔干（康国）来的商人，他们做的是麝香贸易。我们知道，包括麝香在内的各种香料，一直是粟特商人经营的贵重商品之一，这可以从4世纪初叶写于姑臧的粟特文古信札以及8世纪中叶法隆寺的香木题记上得到印证[38]。
柳宗元在《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曾经记到：
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39]
此外，罗香林先生曾发现广西桂林石室有景龙三年（709）“安野那”、上元三年（676?）“米□多”的题名，并提到唐人范摅《云溪友议》记陆严梦《桂州筵上赠胡女子》诗云：“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可见其深目高鼻的胡人特征；还有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中提到的穆宗长庆年间（821－824）的桂林都押衙米兰其人[4。安野那无疑是来自安国的粟特人，而米□多石刻题作“杜（吐）火罗国人”，或许是来自吐火罗地区的粟特米国人。此外，罗先生关于“野那”为景教徒“亚拿”（Anna）的说法不可取，应当按照吉田丰先生用粟特文所作的解说，看作是典型的粟特人名[41]。
又，广东遂溪发现的南朝时期（420－589年）粟特银器和萨珊波斯银币窖藏，虽然不能直接肯定说是粟特人带到这里来的，但银碗上的粟特铭文“（此碗属于）石国（即塔什干）的sp（人名残），（重）42斯塔特（staters）”，仍然表明最有可能的持有者是粟特人[42]。对比其他文献记载，应当说粟特商人已经深入到岭南地区，他们大概是从海上丝绸之路或者从中国北方进入这一地区的。
总之，我们看到的唐朝时期南方的粟特商人，基本上都是一些个别的人物，而且常常是互不相关的个体。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粟特商人在北方丝路沿线确立了贸易网络，因此波斯商人则经营海路进入中国南方从事贸易，与南方的波斯商人相比，粟特商胡的势力相对要弱得多[43]。
广东遂溪出土的银镯和金镯
广东罗定出土金镯
广东遂溪出土的波斯银币
青海西宁隍庙街出土波斯银币
三、南方多元文化中的粟特要素
由于入华粟特人带有鲜明的伊朗和中亚文化色彩，所以，当他们进入江南地区以后，虽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地佛教文化的深刻改造，但仍然把某些胡人的文化色彩带给江南，尽管这些蛛丝马迹不易寻找，不过还是有些迹象值得我们注意。
唐贞元年间（785－805）李朝威所撰传奇《柳毅传》有云：
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火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阿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焉。”[44]
陈寅恪先生在此处批注三个字：“火祆教”[45]。蔡鸿生先生由此提到“火祆教向湖湘地区的传播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火祆教到开封后，有没有继续传播，从湖北进入湖南，是怎样的一个传播史？”但没有深入论证[46]。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过目前的材料尚不足以解答这个问题。
虽然粟特胡人信奉的祆教进入湖南、湖北的问题还没有太多的史料证明，不过神田喜一郎、饶宗颐等先生很早就论述过的祆教赛神曲《穆护歌》在四川等地的流行情况，可以作为《柳毅传》提到火祆教经典的旁证。据前人对相关史料的整理，我们把《穆护歌》的流行情况简单条理如下[47]：
宋人黄庭坚（山谷）《题牧护歌后》提到，他曾经见到刘禹锡（梦得）作夔州刺史时所写的乐府，有《牧护歌》，似是赛神曲，但不可解[48]。但现存的《刘梦得文集》中没有这首《牧护歌》。“牧护”即“穆护”。洪迈《容斋四笔》卷八“穆护歌”条录有其词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并说“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49]。
而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记黄鲁直云：“黔南、巴僰间赛神者，皆歌《穆护》，其略云：‘听唱商人穆护，四海五湖曾去。’”[50]在此，“木瓠”变成了“穆护”，我想，写作“木瓠”可能是洪迈等人把穆护解释为木瓠的结果。到了南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才真正把《牧护歌》和祆教联系起来，并正确地指出：“祆有祠庙，因作此歌以赛神。”[51]
从本意来讲，“商人穆护”更合文意，因为可以肯定，穆护原意是粟特商人所信祆教的僧侣，也用来指称祆教本身，还是祆教赛神曲的名字，因此，《穆护歌》是信奉祆教的粟特商人带到黔南、巴僰地区，带到五湖四海的。前辈学者还引《山堂肆考》卷三九“公主”条引《蜀志》记“祆庙”及《蜀梼杌》所记“灌口祆神”，说明五代时四川地区确实存在着祆神崇拜和祭祀祆神的祠庙[52]。
上节我们所列举的有关胡人买宝故事的小说，其发生地点也多在南方的城市，此类故事在南方的流行，也可以说是包括粟特在内的西域胡商在这一带活动给书写文化带来的影响。此外，随着这些胡商的贸易活动，他们带来的贵金属、香料、药物、珠宝等等，也必将
大大地丰富南方社会的物质文化。从中晚唐时期开始，南方的经济文化逐渐发展起来，进而带动了宋代以后江南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在这场社会变迁和文化多元化的剧烈变化中，应当说也有着进入中国的粟特胡人的一份贡献。
[1]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57－172页；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85页；两文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9－36、37－110页；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1－11页；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念，165－178页。
[2]东野治之《香木の铭文と古代の香料贸易——とくにパフラヴィ－文字の刻铭とゾグド文字の烧印をめぐって》，《MUSEUM》第433号，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
1987年，4－18页；收入作者《遣唐使と正仓院》，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161－187页。[3]《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社会科学院，1991年，21－33页。
[4] Y. Yoshida, “Additional Notes onSims-Williams’ article on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5] F. Grenet, “Les marchands sogdiens dans les mers du Sud à l’ époquepréislamique”, Routes du commerce, routes des idées, entre l’Asie centraleet l’Inde de l’Antquieté à nos jours (Collque international de l’IFEAC,Tachkent, 23-25 octobre 1995). Cahiers d’asie Centrale 1-2, 1996, pp. 65-84.
[6] [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15页。
[7]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40－50页；收入《夏鼐文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4辑，1986年。详细的考证，见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大正藏》第50册，691页。
[9]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教》，《佛教艺术》第218号，1995年，11－38页；姚崇新《成都地区出土南朝造像中的外来风格渊源再探》，《华林》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245－258页。
[10]刘志远、刘廷璧编《成都万佛寺艺术》，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图版1－2；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5页。
[11]《大正藏》第50册，651页。
[12]《大正藏》第50册，656页。
[13]陈寅恪《读书札记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59页。
[14]《北史》卷八二《何妥传》同。此处的“西城”，《通志》卷一七四《何妥传》作“西域”，当正之。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78－
79页。[15]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94－195页。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8页图七，25页录文；《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60－62页。
[17]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原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此据作者《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79页。
[1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78－80页。
[19]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2－3页。
[20]《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原载《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武汉出版社，198 8年；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327－336页。
[21]《大正藏》第50册，676页。
[22]关于智嶷的粟特后裔可能给予敦煌的影响，参看梁银景《莫高窟隋代联珠纹与隋王朝的西域经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471页。
[23]《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90页。
[24]柳田圣山《禅の语录》III《初期の禅史》II，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168－169、189－191页。
[25]《全唐诗》卷二三○杜甫《解闷十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2517页。
[26]《太平广记》卷四○二“李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240页。
[27]《太平广记》卷四○三“紫羊末羯”条，3251－3252页。
[28]《太平广记》卷四○二“守船者”条。
[29]《太平广记》卷四○三“玉清三宝”条，3249－3250页。
[30]《太平广记》卷四二一“任顼”条，3430－3431页。
[31]《太平广记》卷四○一“康氏”条，3226页。
[32]依此类小说来研究外来商人在华活动的论著，可参看E. H.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Semiticand Oriental Studies Presented to William Pop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Semitic Philology,vol.XI, 1951, pp. 403-422；妹尾达彦《都市の外国商人——8、9世紀の中国にぉける异人买宝谭》，比较都市史研究会编《比较都市史研究会创立20周年记念论文集·都市と共同体》，东京：名著出版，1991年，283－306页。
[33]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244－2245页。
[34]《旧唐书》卷一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533页；《旧唐书·邓景山传》则作“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旧唐书》卷一一○，3313页）。
[35]《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111页。[36]《新唐书》卷二二五上，6425页。
[37]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8－119页。
[38]关于粟特文古信札，见N. Sims-Williams,“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ed. M. G. Schmidt and W.Bisang, Trier 2001, pp. 267-280; F. Grenet, N.Sims-Williams, and É. 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Asia Institute, XII, 1998, pp. 91-104；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73－97页。关于法隆寺香木，见上引东野治之文。
[39]《全唐文》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859页。
[40]罗香林《唐代桂林西域人摩崖题刻与景教之关系》，作者《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87－96页。按，罗先生以上元年号属肃宗，从吐火罗和粟特与唐交往史来看，更可能是高宗上元年号。
[41]后者的释义，见Y. Yoshida, “A
dditional Notes on Sims-Williams’ article on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75页。[42]除上引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和Yoshida, “Additional Notes on Sims-Williams’article on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两文外，参看Y.Yoshida, “In search of traces of Sogdians ‘Phoenician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ichte und Abhandlungen, 9,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2, pp. 189-191。
[43]参看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刘东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61－64页。
[44]《太平广记》卷四一九“柳毅”条，3411页，题作“出《异闻集》”。又，误二“火经”为“大经”。
[45]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三北京：联书店，2001年，232页。
[46]蔡鸿生《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97－98页。
[47]参看神田喜一郎《祆教杂考》，原载《史学杂志》第39篇第4号，1929年；此据《神田喜一郎全集》第1卷，京都：同朋舍，1986年，72－84页；饶宗颐《穆护歌考》，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年；此据《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
1982年，472－509页；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584页。[48]《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五。
[49]洪迈《容斋随笔》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03－704页。
[50]《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所收《墨庄漫录》本略有讹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16页。
[51]《西溪丛语·家世旧闻》，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41－43页。
[52]参看黎国韬《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刊韩昇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138－152页。
閱讀更多 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