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安史之亂中後期，杜甫再度棄官於這年的年底，輾轉遷到了四川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了他“漂泊西南”的生活。

在杜甫晚年漂泊的十一年中，因為戰亂四起，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寄人籬下的日子。但他喜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

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艱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和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這裡面有不少詩歌都是這一時期最優秀的作品。

和前期所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了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所以，他的詩亦被稱為“詩史”。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後世譽之“詩聖”，與李白合稱“李杜”。原籍湖北襄陽，後徙河南鞏縣。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又向玄宗獻賦，向貴人投贈，均不得志。他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的危機。

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見於《杜工部集》。

杜甫生活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早期作品主要表現其志向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反映了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動亂、揭露統治者的醜惡行徑。

從此，杜少陵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狀態和創作道路。但隨著唐玄宗後期政治越來越腐敗，加之安史之亂爆發，他的生活也一天天的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

叛亂爆發後，郭子儀的大軍來到長安北方的靈武，當時，杜甫冒險逃出京城，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直言敢諫，觸怒了肅宗，被貶到華州（今山西華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故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

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飢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次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雲安（雲陽），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

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大曆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嶽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於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曆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次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

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杜工部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甫的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運用的藝術手法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唐·杜甫《旅夜書懷》

02

“盛唐”時代一去不返，李白、杜甫也相繼去世。至唐代宗時期，劉晏改革鹽法，逐步改善了國家的財政，恢復民生。繼之唐德宗又任用楊炎為相，於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稅。唐德宗還力圖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亂，發生了持續五年的“奉天之難”戰爭。

最後雖叛將敗死，唐朝也實現了再度統一，卻是與其餘藩鎮妥協的結果，其條件是取消王號，而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從此，藩鎮割據的局面進一步深化。

到了晚唐時期，吐蕃、回紇、南詔等外侵不斷。而朝廷內有宦官掌權，導致禁軍兵權甚至皇帝的擁立都由宦官決定，外有節度使對地方有獨立於中央的管理權，唐朝的內憂外患開始加劇。

唐德宗死後，經過了唐順宗的過渡階段，然後由“永貞內禪”而受宦官支持的唐憲宗登基，其即位後，經常閱讀前朝典籍實錄，每讀到貞觀、開元等文治武功，他都仰慕不已。

唐憲宗以祖上聖明之君為榜樣，總結歷史經驗，注重發揮群臣的作用，敢於任用能臣賢臣為宰相，至此，唐王朝才又出現了一度中興的氣象。

據史載，李純在延英殿每每與宰相議事，很晚才退朝。唐憲宗在位15年間，政績較多，在政治、軍事上有所革新，勤勉政事，從而取得了元和年間削藩的成果，並重振了中央政府的威望。

但到了唐憲宗晚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勢。牛、李兩黨相繼涉政，史稱“牛李黨爭”。

太和九年（835年），唐文宗與李訓、鄭注發動甘露之變，密謀誅殺宦官，但以失敗告終。而後，宦官團結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鎮兵力對抗宦官權力，從而埋下了晚唐藩鎮、宦官相沖突的種子。歷史似乎又回到了東漢末年，宦官亂政，諸侯成勢，水火不容。

又經文宗、武宗兩朝，到了宣宗時期。宦官選擇李忱繼承皇位，想繼續專擅朝政。未即位前的唐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無能之人，即位以後勵精圖治，對內貶謫李德裕，結束牛李黨爭，抑制宦官勢力過度膨脹；對外打擊不法權貴、外戚。

在位期間，宣宗勤儉治國，體恤百姓，減少賦稅，注重選拔人才。一改唐武宗的封殺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唐宣宗時期，張議潮領導沙州等地人民擺脫吐蕃統治，驅逐了河西地區的吐蕃守將，使瓜、沙等十一州重新迴歸唐朝。

吐蕃衰亡、河西肅清後使朝廷無西顧之憂，唐朝國勢有所起色，百姓日漸安穩，使本已衰敗的朝堂呈現出最後一抹“迴光返照”。

司馬光《讀史方輿紀要》評曰：“唐得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降，方鎮跋扈，陵遲至於五代，朝成夕敗，有如逆旅。”

03

唐宣宗之後，唐懿宗與唐僖宗是著名的無能昏君，使唐朝必然、快速走向衰亡的境地。

黃巢起義爆發後，唐僖宗在唐末戰亂中死去，皇位由其弟唐昭宗繼承。乾寧五年（898年），發生了神策軍中尉劉季述等人的政變，唐昭宗被軟禁，太子李裕開始監國，同日，宦官假傳聖旨，說唐昭宗退為太上皇，並令皇太子即位，年號光化。

天覆元年（901年），孫德昭打敗了劉季述，迎唐昭宗復位，李裕復降德王。而朱溫與李克用成為了唐末藩鎮諸侯的領軍人物，在朝廷各樹黨派。在朱溫的支持下，宰相派勝利，宣武節度使朱溫也得以入宮盡誅宦官。

天祐元年（904年），“唐末版董卓”朱溫發兵攻陷長安，挾持唐昭宗遷都洛陽，之後將唐昭宗殺害。次年，朱溫大肆貶逐朝官，並將三十餘位朝臣殺死於白馬驛（今河南滑縣），投屍於河，史稱白馬驛之禍。

朱溫本想統一全國後再奪取帝位，但因征討淮南失利，所以便提早逼迫傀儡唐哀帝禪讓。天祐四年（907年），哀帝禪位，唐朝滅亡，朱溫改國號為梁，史稱後梁，是為梁太祖，改元開平，定都開封（今河南開封）。

就這樣，大唐帝國土崩瓦解，“盛唐長歌”歸於黃花。這個強悍的、萬邦來朝的大一統中原王朝，共歷二十一帝，享國二百八十九年。

劉昫《舊唐書》總評曰：“天寶末，奸臣弄權於內，逆臣跋扈於外，內外結釁而車駕遽遷，華夷生心而神器將墜。肅宗誘回紇以復京畿。代宗誘回紇以平河朔。戡難中興之功，大即大矣！然生靈之膏血已乾，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並弛，無以抑其憑陵。忍恥和親，姑息不暇。僕固懷恩為叛，尤甚阽危；郭子儀之能軍，終免侵軼。比昔諸戎，於國之功最大，為民之害亦深。及勢利日隆，盛衰時變，冰消瓦解，如存若亡，竟為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黃、硃迭興，竟為胸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誠為確論。”

04

公元881年1月8日，這一天對大唐的臣民來說，是一個相當不吉利的日子。兩天前，黃巢的軍隊已然攻陷唐都長安的門戶潼關，現在正駐紮霸上，準備隨時打進長安。

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是打是談，是拒是跑？朝臣們沒了主意。正想找唐僖宗商量的時候，卻突然發現：皇帝已經跑路了！

原來，唐僖宗跟著他的宦官“阿父”田令孜，帶著若干後宮嬪妃早已倉皇逃走。因為走得急，竟然忘了通知群臣。

老闆跑路了，搬磚的只能乾瞪眼。一週後，黃巢在長安自立為帝，國號“大齊”。而唐朝的大臣們則懷著懵逼、委屈的心情，一個個成了起義軍的刀下之鬼。

但是，我們也知道，唐並沒有亡於寫下“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黃巢之手，而是在二十餘年後，被朱溫篡奪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還是要回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那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上吧，有唐一朝，唐朝的國勢可謂多舛，但是我們也知道，即使是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也並沒有摧毀王朝的根基，之後，唐朝還存續了一百多年。

在這期間，各種政變、叛亂、民變四起，但是唐朝依然堅挺。沒有哪一個朝代能像唐朝這樣，國都數次被攻陷，王朝居然還不亡的。而唐朝也因此成為秦朝之後，壽命第三長的朝代。

藩鎮割據是唐朝滅亡的罪魁禍首，但唐朝之所以能挺過安史之亂，還堅持那麼久，卻也是藩鎮的功勞。對此，宋代史家河內先生尹源就指出“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於理。 夫弱唐者，諸侯也。 唐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柳宗元《封建論》亦評曰：“唐之藩鎮，初非有取於封建之制。特自天寶之後，安史亂定，君臣幸安，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庭，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強而王室弱之患。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強藩悍將為中國擾也。”

安史之亂後，唐朝皇帝吸取教訓，建立了“神策軍”。這支軍隊作為“加強版”的“禁軍”，直接歸中央統領，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內輕外重”的局面。而地方的藩鎮，在黃巢之亂以前，大多數是不反對中央的。

準確的說，到了晚唐階段，使唐王朝陷入困局的是藩鎮割據、朋黨之爭與宦官專權相互纏鬥、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最終導致皇權日益衰敗，中央對利益集團與地方勢力徹底失去控制，老百姓也對王朝徹底失去信心。

黃巢之亂平定後，又過了20年，大唐帝國終於日落西山。歷經數次戰亂，民心早已不在，“人心思唐”成為舊事。此時的唐昭宗，手裡的禁軍也早已敗光，連“避難聖地”四川也變成了獨立藩鎮——皇家再有難，卻逃無可逃。

抬眼望東，大大小小的藩鎮割裂了唐朝的版圖，而佔據河洛的朱溫已然羽翼豐滿，李克用打不過他，李茂貞也打不過他：這天下，儼然朱氏一家獨大。窮途末路的唐昭宗終被朱溫強逼到洛陽，旋即殞命。

這就是強撐著最後一口氣的大唐王朝，終於“壽終正寢”。也許，這也是每一個專制王朝的宿命，不可逆轉。但是，王朝的興亡總是一個永恆的話題。盛世唐朝的衰亡更加令人深思，為什麼唐太宗“以民為本”的核心政治思想與管理理念，在僅僅一百年後（中唐以降）就消逝不見了呢？

歸根結底，還是由於唐初至中葉社會經濟得到了大發展，故而在地方形成了大地主集團，在上層形成了大官僚集團，他們相互勾結，相互影響，根本沒有把民生、民權放在心上，“歷史即人性”，只想著怎麼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凡是有利於革新弊政的一律不做，凡是有利於繼續腐敗的照單全收。

可到頭來，即使改朝換代，最慘的仍不過是老百姓。中國的歷史似乎永遠都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死循環，然而，不是總有大多數人願意跪著，又怎麼會讓少數人總能登上“神壇”？！

是故，朱溫也不過就是一個“終結者”，卻依舊不是一個“開創者”，中華大地進入了第三次大分裂、大動盪時期——五代十國。

張鋒編撰 己亥秋寫於啟東翠彧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