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一直說自己是一個青年寫作者，“作家”這兩個字對於她來說是一個很神聖的詞彙。

她從1999年到2009年的十年間，年均出版一本書，效率之高讓人感嘆。她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寫成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2009年獲得第七屆人民文學散文獎。

從1999年到2009年十年間，她平均每年出版一本書，效率之高讓人感嘆。

2012年，23歲的蔣方舟大學畢業後就任《新週刊》雜誌副主編至今。

一路成長，她受到很多人的關注和熱議，通過自主招生考試進入清華大學，有人說她是搶佔教育資源，一畢業便擔任《新週刊》的副主編，人生一步步走得看似十分順利。

她在爭議中長大，如今繼續在爭議中前行。

01

必須“天才”下去

蔣方舟的寫作生涯起源於1996年。一個夏日的夜晚，蔣方舟被母親告知，剛剛頒佈了一個“法律”：每個小學生在小學畢業之前，必須出版一本書，否則就會被警察抓走。父親是一名鐵路乘警，順手拿出一副手銬，假裝扣在她手上。

她嚇得大哭起來，一個字一個字地查字典，吃力地寫文章，遇到不會寫的字，就按照字典上的樣子畫出來。

童年的時候，她對寫作的認知非常簡單，無非就是把身邊所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由於個頭較小，她能看到的都是人們膝蓋下的世界，所以她就記錄那些出現在她視野裡的膝蓋和鞋子。

她在淚水中寫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總共600多字，花了整整8個小時。媽媽看完後，對她說了4個字“你是天才”。這4個字改變了蔣方舟此後的人生道路。

“既是鼓勵，也是詛咒。我被指定為天才，所以我要有能力成為天才。”童年時的她，觀察著自己和周圍人的真實生活，並將之寫進自己的文章中。一天，同班一個女生抱著她，並對她唱“我要和你睡覺”。

她用文字講述這件事，還寫下自己當時的一個疑問：啊！我是同性戀嗎？文章後來發表，大人們讀後非常吃驚，甚至憤怒。“我由此被認定是一個思想骯髒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作為作家的艱難。”

在寫作的道路上，蔣方舟按照天才的步伐行進著。9歲寫成散文集《打開天窗》，在小學畢業前完成出書的願望。12歲那年，她開始寫專欄，突然有一天發現報紙上一個整版都在寫她，說她的文章語病連連，語言太隨心所欲，“我意識到自己出名了，雖然是質疑和批評。”

也是在那一年，她的散文集《正在發育》出版，之後《青春前期》《邪童正史》等陸續出現，幾乎是一年一本的速度，在進入大學前已出版9本書。

她也因此被貼上“神童”、“天才少年”等標籤。

“時常覺得自己像個馬戲團表演者般被圍觀，是一個站在低處的被參觀者。”眾人矚目的感覺讓蔣方舟有一種壓力，時刻提醒自己必須繼續“天才”下去。

更難過的是，成名讓她在同學間顯得格格不入，大家都排擠她，她常常為自己感到羞恥。

她在孤獨中繼續寫作，但始終難以逃離公眾的審視，用她自己的話說：“每走一步都有收穫，每走一步也格外引人注意。”

上大學被清華破格錄取的爭議，畢業後擔任某雜誌副主編的“狗屎運”，文章由母親代筆的傳言，及至後來，她主持訪談節目，自曝“相親史”，包括在談話節目中直言“自己還是在兩性市場被挑選的狀態”，一言一行，隨時都能起風波。

如今再回首過往，蔣方舟放下了那些糾結、悵惘，她說自己是幸運的——無論學業、事業還是寫作都是順利的。“我從不曾經歷過失敗和挫折。或許有些事情在別人那裡是失敗，但都是我不在意的。至於那些爭議和質疑，我慶幸自己能夠在人生的早期就面對。”

02

走向成熟

2013年10月20日，蔣方舟新書《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出版，該書是她二十歲後的首度雜文結集，反思成長道路上的得與失。

蔣方舟的寫作道路看起來一直與青春有關，難得會寫到“滄桑”。

8歲時，儘管需要“去書店抄二十家出版社的地址，然後將書稿投遞出去”，但她還是在極早的時候就收穫了成功。大概在投稿之後半年，就有出版社打電話到蔣方舟家裡，確認她的稿子是否是她親筆完成的。

“那個時代沒有網絡，現代的孩子反而有更多的幸運和途徑來施展自己的才華。”蔣方舟笑著說。

幸運的是，這個女孩在收穫成功之後，並沒有被桎梏——除了出眾的寫作天賦以外，她與同時代的孩子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這讓她始終能夠用充滿輕鬆、鄙夷和嘲弄的青春筆法，穿透出一個從成人世界的角度很難看到的青春世界。

這種寫作方式持續到她上大學，才稍有改變——她開始關注社會種種不公事件，在受意識形態圍追堵截之後，她開始關注她這一代人的青春，關注中國社會的現狀。

“中國要往何處去？”當她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時，蔣方舟突然意識到，自己的“青春”已然開始衰微。

蔣方舟承認，她認識的朋友裡面好多人都比她大，從小到大，她都傾向於和比自己大的孩子玩，這種“習慣”影響到她的寫作，也影響到她的擇偶觀，“我確實喜歡比我大的男朋友，之前的比我大10歲以上。30歲之前結婚會出軌的，還沒玩夠呢。”

於是，蔣方舟決定開始放棄用青春激情的方式去寫作，“讓自己為寫作本身活著，這是青春作家走向成熟作家們必須考慮的問題”。

讓蔣方舟感到必須成熟的壓力，源自過早的成名和一帆風順的經歷。

“我原來只是一個在湖北小城市裡長大的孩子，對這個廣大世界的種種精彩與危險，其實原本並沒有很多很深的瞭解。”蔣方舟說，來到北京後，她看到周圍世界種種的誘惑、虛假和偽飾，看到社會規則的冰冷和嚴酷。

她困惑於“身邊的人，他們都在談論出國，談論如何去投機體制，去怎樣完善自己的成功學”，困惑於自己“無法如同這樣去蠅營狗苟地找到自己的生活，不管是當下和未來。”

不過，即便是感慨和牢騷，蔣方舟還是很快就找到了方向，“我們不應該選擇犬儒式的逃遁或者隱士式的逃逸，尋求自己與這個世界的完全隔離。”她說，“找到與世界之間不妥協的方式並不難，我們認可世界的標準和價值是一回事，去理解和了解這個世界的標準和可能的風險又是另一回事。”

正是因為這種想法，蔣方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始終以一個小城姑娘的心態和視角來看待這個大千世界。”

在讚譽、困惑和感慨中，蔣方舟終於承認自己不曾歷經滄桑，卻已不再青春。

03

東京一年

一個作家最出名且持續出名的作品是自己本人，自然不是一件榮耀的事，蔣方舟也常常受此困擾。

近些年，她心中時不時會冒出“逃離”的念頭——逃離現有的生活，逃離現有的寫作狀態，以及寫作帶來的名氣——但又因種種原因一直未動身。

直到三年前，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她到東京生活一段時間，她想都沒想就應下了。

就這樣，蔣方舟在東京度過了自己的“2016”。

這一年，她以“外國人”的身份在東京走街串巷，逛美術館，看花火大會，和陌生人喝酒、聊天。這些日子都被記在日記本上，整理成書，書名就叫《東京一年》。

回顧這一年，蔣方舟最大的感觸是“東京拯救了我”。

她所說的拯救，並不是東京把她變成了一個新人，而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一個專注的、自我的、驕傲的、年輕的蔣方舟。”蔣方舟說，從少年時就開始的寫作生涯給她帶來了聲名，也讓她被迫生活在人們的注視下，變成一個疲憊的、有很多標籤的、被人推著走的“神童”作家，“東京一年把我從疲憊和加速的生活中解放出來。”

沒有目的，沒有準備，蔣方舟將自己完全放逐在東京。她清楚地記得到東京的第一天，基金會工作人員把她接到招待所，她放下行李倒頭就睡，接連睡了兩天，其間僅有的一次出門，是走了100米到便利店買水。

沒有網絡，語言又不通，初到東京的她感到有些惶恐。

“就像是某個遊戲的開頭，自己被扔到了一個未知之地。”蔣方舟回憶說，但正是這種陌生感和未知感，拉扯著她走出房間到外面去。

她很快就過上了一個獨身文藝女青年最理想的生活：去世界最大的一條舊書街——神保町淘書，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在表參道的根津美術館，她看到中國北齊和唐朝時期的雕塑；到三島由紀夫文學館看作家的原稿；尋覓《失樂園》裡男女主角殉情之地輕井澤……這一年幾乎成了蔣方舟的一場文藝巡禮，在對景觀和歷史的凝視之外，她有著自己的思考和見解。

有一段時間，她住在皇居附近。那裡恰好是東京的跑步聖地，據說村上春樹也在此出現過。蔣方舟特意買了跑鞋和運動服，晚上繞著皇居跑步，想著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樹，結果發現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樹差不多，“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樹的克隆者同時跑”。

她一邊觀察這些跑步者，一邊思索為什麼這麼多人愛跑步，因為“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

在東京都美術館，蔣方舟偶遇畫展《梵高和高更——現實與想象》。整個展以兩個畫家同居的62天為線索，講述他們的人生。從畫展可以看出，梵高嫉妒高更的才華，“像貪得無厭的血蛭一樣尋求贊同、愛和理解”。

這故事讓蔣方舟感到驚恐，她開始思考，“或許有才華的人應跌跌撞撞地獨行，可以相望，但不必相遇。”

在這一天天的記錄中，蔣方舟發現了一個“在別處”的自己，“我總覺得自己發生了某些難以言喻的細微變化，這變化讓我覺得短暫脫軌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像是游到了海面上透口氣”。

在她看來，東京一年之於她，除了發現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意義是和過慣了的生活、和早已熟悉了的自己拉開距離。

回看過往——過去20多年成長和寫作的軌跡。“在回望中，我更加肯定當初的選擇，也慶幸年少時所經歷的一切，包括成名之後的讚美、質疑和批評。”蔣方舟說。

04

沉默，從來不會讓事情消失

去年，蔣方舟實名舉報章文性騷擾的事件引發了很多輿論，有人支持、讚賞，也有人質疑、貶低。

但是蔣方舟覺得，這是她有責任去做的一件事情。

“其他人可能不方便講，說了也有可能會受到傷害。我的身份去說，可以保護更多的女孩。”

2018年7月，一篇“章文，請停止你的侵害”的文章在網絡上熱傳。作者指於2018年5月15日被章文強姦。

章文事後曾對她說:“你永遠擺脫不了做我女人的命運，我上過100多個女生。”作者指出曾受到章文威脅，存在其他被章文性騷擾者 。

隨後，蔣方舟公開發聲，講述了自己被同一人騷擾的經歷。

關於公開發聲，她是這樣解釋的：

2018年7月份的一個早上，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是一個女孩子寫自己遭受的性犯罪，而對她實施暴行的人，在幾年前也性騷擾過我，我就猶豫要不要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

我猶豫的一秒鐘，想的不是我說出來會對我有什麼樣的影響，而是考慮我說出來有沒有用。

我考慮了兩方面。第一，我發聲可以為另一個受害者增加這個事情的可信度；第二，我作為一個公眾人物，被爭議的成本更低。

因為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出頭，但是我從小都是一個被爭議被討論的人。所以我已經學會了怎麼給自己做心理建設，而且處於輿論之中，對我日常生活並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但是，對一個非公眾女性來說，是不一樣的，她將會被討論，被人肉，會把她的日常生活撕得四分五裂，會毀掉她的日常生活。而我的發聲，會或多或少地去保護她。

確定這兩點之後，我就發了朋友圈。

蔣方舟始終鼓勵身邊遭受過性暴力或者不公平的女性向親戚、朋友、自己愛的人，去敘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克服自己的羞恥感。

因為，沉默並不會讓一件事情消失，沉默只會成為遺忘最大的幫兇。

蔣方舟曾在23歲時說過，如果人生中一定要庸俗一次的話，那就在戀愛中庸俗：“希望男友正直、寬容、果敢、保持一點孩子氣。”

到如今29歲的她，依然喜歡天真，勇敢和英雄主義的人：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挑選的是朋友還是伴侶，這些美好的品質都同樣受用。

“勇敢和英雄主義的人，這個品質在我們當今的生活是挺缺乏的，遇見不公願意站出來，包括去保護不同層面上的弱者，我會被這樣的人所吸引。”

05

“美女作家”

一直以來，她都不給自己設限，警惕性別帶來的誘惑和好處。

所以，她有些警惕女權主義的標籤，也警惕性別的陷阱。

“身為一個年輕的女性，你可能在你的行業會獲得一些讚美，大家會在title前面加上‘美女'什麼的，但要意識到這種好處是非常輕浮的，它和你真正的能力是不掛鉤的。”

蔣方舟曾經也被稱美女作家，但是在她看來，女性不應該被一些標籤纏身，如果你迷信身邊的那些讚美，那它很可能變成一個拖住你後腿的東西。

這種“好處”是有迷惑性的，所以女性從心態上也應該保持清醒，因為這些標籤並不一定代表你的真正實力，你應該相信自己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而不是僅限於此。

“大家在誇我‘一個年輕女孩能夠寫出什麼什麼’的時候，我不應該為此感到高興，因為這其實是把你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那你同場競技的選手不應該只是其他同樣年輕的女性，而應該是更廣泛的一個群體，我覺得心態上要一步一步去克服自己的虛榮心。”

性別歧視是社會結構不平等的產物。

廣泛而言，女性群體是受害者，不但被限制角色，而且被剝奪機會；可是，當聚焦到個人時，符合男權社會審美的女性，往往也會成為一種“既得利益者”。

她們往往會獲得來自男性的保護和讚美。

某種程度上，蔣方舟或許是“既得利益”的一份子，但她對待人生的坦誠態度讓她始終清醒

她不以女權為最終目標，但是也絕不想做男權的既得利益者。

她一直強調，每個人，都應該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男人或者女人。

帶有性別歧視的言論確實常見，除了最近熱議的“女性墮落論”之外，在生活中，飯桌上我們經常也能聽到一些令人不舒服的玩笑。

但是蔣方舟不太願意用“直男癌”來稱呼他們，因為當一種行為被歸於“病”並且惡化成“癌”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變相被否定了溝通的機會。

蔣方舟本人也經常被油膩的兩性玩笑冒犯，但是她有自己的處理態度：

“不能不讓他們說，不能剝奪他們的話語權，正因為他們的觀念有問題，才更應該鼓勵他們多說，很多人就是因為一直以來得不到正確的反饋才會做這些表達，因此讓這些人能夠得到更多正常的、溫和的、多樣的反應，才是一個良性進步的方式。”

“我們不能用落井下石的方式和拒絕對話的姿態去對待這些人，去把這個人完全否定。”在蔣方舟看來，有問題不可怕，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溝通。

油膩的中年男性前輩需要知道女性對他們的“玩笑”感到不舒服，而她願意去做那個溝通的“橋樑”。

06

“你已經30歲了”

雖然還未滿30歲，但蔣方舟時常會在心裡對自己強調，“你已經30歲了”。

這麼做的原因並非出自女性對歲月流逝的恐懼。

對於這位29歲的作家來說，創作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時間不夠用了，你已經30歲了，你要抓緊創作了”。

她常使用“30歲”的標籤督促自己，並把這樣的心態叫作“戰勝時間的精神勝利法”。

創作始終都是蔣方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年齡漸漸變大，代謝減緩，這一切都無關緊要，她唯一憂慮的點在於“各項機能的退化支撐不了寫作的腦力強度”。

“寫作是無法教授、無法訓練的，是全靠個人天賦的”，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蔣方舟認為，一個成功的作家，必須具備“強有力的意志力”。

“一個作家的成就呢，百分之三十要靠天賦，百分之七十就要靠後天的努力。”“天賦型”作家，往往具備一種共性，作品水平忽高忽低，產量不穩定，一部令人驚豔的作品過後就悄無聲息。

蔣方舟舉例，村上春樹寫長篇，每天凌晨三點鐘就起來寫，寫完後跑馬拉松；梁鴻為寫“梁莊系列”，在鄉下找一間房子，鑽進去寫，收筆才肯出來；金宇澄寫《繁花》，每天好幾千字，半年就完成了。

自九歲寫成《打開天窗》到十八歲出版《第一女生》，在整個青少年時代，蔣方舟創作的文字作品多達九部。

而從上大學到現在，只有三部作品面世，一本《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記錄了她在清華園的所見所聞和感悟，一本短篇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講述了九個環環相扣的獨立故事，另一本《東京一年》於2017年出版，記錄了她在東京旅居的經驗，她更加珍惜自己的精力與才華。

她聊起最近正在創作的兩部作品，一部取材自一則幾年前發生在南方沿海城市的新聞，那條新聞驚起波瀾後很快平復下去，卻被這位心思細膩的作家捕捉到，因為她“想寫一些能夠反映現實題材的東西”，另一部是“反烏托邦的長篇”。

她希望分別在今明兩年出版，開春，一切暖和起來，她挪窩到江南水鄉專心創作。

在談及曝光度高、上節目多時，蔣方舟直言“為了賺錢，有房貸要還”。憑藉多年積蓄，她在清華大學附近貸款買了一處房子，母親提早退休搬來和她同住。

她稱自己是低消耗人群，不買奢侈品，不買化妝品，唯一的剛需就是一個屬於自己的書房。自從在北京和老家買房後，她解決了自己最主要的物質需求，父母也不催婚，這讓蔣方舟覺得他們是最開明的父母。

當然，也不完全排除另外的原因——她已經是一位經濟完全獨立的女性，且能把自己養活得很不錯。

即便沒有來自父母的壓力，她還是會發朋友圈，稱自己是海淀區“恐婚恐育小能手”。而恐婚恐育的原因，歸根究底還是和創作有關。

“因為你知道，人一幸福就沒什麼表達和寫作的慾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