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門永無止境、常讀常新的好學科。古代歷史的歸因儘管複雜，好在線索很豐富，既有社會線索也有自然線索。舉個古代人口波動的例子：
公元紀年以來，全球人口總量、增長率的關係是這樣的。（數據來源於美國私營研究機構人口參考局PRB）
這張圖有兩個看點：
一是近現代人口大爆發，自公元紀年到1800年，世界人口從不足3億發展到10億，增長率一直保持在每年10-15萬人，1800年以後人口增長率飛速增長到每年3000萬人。現代人種在地球上總共傳了2500代1080億人，當今世界人口76億，竟然佔到了7%。這毋庸置疑歸功於工業革命。二是兩次明顯的人口波動，分別發生在6-9世紀和13-15世紀。兩次人口波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從社會線索中，可以輕鬆找到了戰爭、瘟疫和饑荒。6-9世紀之間，東方發生了安史之亂，盛唐人口由6000萬人減到了只剩下1600萬人，人口減量差不多到八成；歐洲因為查士丁尼瘟疫也比鼎盛時期減少了一半人口。13-15世紀之間，蒙古帝國入侵造成中國地區人口從1億4千萬減到了7000萬，蒙古帝國西征則造成歐洲人口損失3000萬，並帶來了14世紀歐洲黑死病的大規模擴散。戰亂往往都伴隨饑荒，《資治通鑑》經常會冷冰冰地寫上：“大飢，人相食”。詩人也經常描述餓殍遍野以及田地荒蕪，“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用自然線索歸因歷史事件是近幾十年興起的，經常自詡為“大歷史”，但是大歷史往往並不太靠譜。
比方說按照下面這張根據格陵蘭冰芯同位素測定的氣候變化圖（取樣地點不同差別很大），兩次人口波動和全球變冷幾乎是“神同步”。
然而這很可能只是一種巧合，中國學者研究了中國朝代更替和氣候、自然災害、米價、農牧交替帶變化的關係，仔細看完的結論應該是：自然線索在解釋歷史事件中只能是輔助的。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研究“遠古人類屈服於什麼”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社會線索，一切全靠自然線索。儘管如此，也不妨嘗試一下，先從“遠古人類做了什麼”開始。
遠古人類佔領了全地球
過去幾十萬年間，每數萬年會來一次冰河時代。冰期海平面下降、冰川擴大增厚，甚至可以露出大陸之間的“陸橋”，不用渡海，動物可以直接走過去。陸生動物物種的跨大陸遷徙需要這樣的機會。
智人二十萬年來多次打開走出非洲的通道到達歐亞大陸，五萬多年前到達澳洲，一萬五千年前的最近一次冰河期，經由白令海峽陸橋到達了北美洲，後來又經由巴拿馬陸橋到達了南美洲。所到之處，當地原本沒有天敵的、幾噸重的巨型動物都很快滅絕。
對人類遷徙的動機，目前有兩種天壤之別的解釋：一種是戰略化的，認為這是咱們人類的偉大長征，這種解釋很勵志但毫無依據，幾萬年間的遷徙不曾有一張作戰地圖，或者繼承了某祖先“愚公移山”的遺志；另一種解釋是自然化的，認為遠古人類跟動物一樣，只是被動地跟著氣候和食物跑，跑來跑去就佔滿了地球。
自然化的解釋就是事實嗎？
遠古人類的遷徙不“自然”
在人類之前，地球板塊基本成型後，大型陸生物種短短几萬年佔滿地球各大洲，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甚至連會飛的鳥類也不這樣。
再往前找陸生動物遷徙的線索，幾億年前的白堊紀末期，各大陸板塊還基本相連。恐龍離奇滅絕後，兩種哺乳動物開始登場——有袋類和原始胎盤類，它們一邊競爭同時大陸也在分離。板塊分離後，歐亞非大陸上的胎盤類哺乳動物勝出，而美洲和澳洲大陸上有袋類哺乳動物勝出，它們各自獨立進化，互不干擾。遇到冰期白令海峽陸橋打通後胎盤哺乳動物登上北美洲，到第三紀末期巴拿馬地峽陸橋開放時侵入南美洲，幾乎消滅了南美洲的所有有袋類（僅存兩種負鼠），這個過程歷時了千萬年，而且一直到不了澳大利亞。
總之，到達新大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何況穿越高緯度的白令海峽陸橋需要猛獁象、劍齒虎等耐寒物種才有可能，而再穿越巴拿馬地峽陸橋到達南美洲，卻又需要另外一種耐熱物種才做得到。
遠古人類可能不愁吃穿
藉助語言，人類腦子可以“裝軟件”，還會用工具、會用火，一下子就成了“全天候物種”。獅子上不了山，老虎去不了草原，只有人才是所有動物的共同天敵，在所有的生存環境中人類分別擊敗了競爭物種。森林、平原、高山、大海、湖泊、河流，甚至冰天雪地，都可以是人類的棲息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佛擋殺佛神擋殺神，就是這麼霸道。
火拓寬了人類居住空間，寒冷氣候下可以用火取暖，燃起篝火隨便一個地方也可以臨時安營紮寨。不僅如此，拓寬了人類的食物來源，加以適當烹飪可以吃的食物種類很多。
遠古人類的密度會不會超過環境的供養能力呢？同樣根據美國人口參考局的數據，一萬年前人口只有500萬人，之前幾萬年間每年平均增長500人。這個數據不可能太準確，就按照500萬人口估算人口密度。
當今社會殘留的狩獵採集社會人口仍有20萬之眾，而他們佔據的土地地處偏僻、微乎其微，從這個角度看500萬人口是超低密度的分佈。但是，這個算法存在問題，因為當今狩獵採集社會人口大都生活在溫暖多雨、動植物資源富集的地方，而地球上大多數地方並沒有如此優越的條件。假設地球上只有1/3的陸地適合生存，地球表面積約1.5億平方公里，那麼每100平方公里也僅有10個人，因此人類的分佈密度依然不高。還可以參考的數字是：肯尼亞保護區的獅子密度達到每100平方公里17頭，澳大利亞的袋鼠密度更是達到了每100平方公里600只。
會不會人口波動幅度很大，導致週期性的缺吃少穿呢？這也不會，研究表明遠古人類成年女性生育期短、嬰兒哺乳期長、嬰兒成活率低、成人壽命短，導致自然增長率很低。
因此，用動物遷徙的理由去解釋遠古人類的偉大遷徙是牽強的，還是要回到社會線索看遠古人類為什麼那麼喜歡拖家帶口的旅行，哪怕是踏上風險重重、九死一生的未知旅途。
註定了的“不安分”
沒有天敵、衣食無憂也就意味著沒有饑荒，低密度生存狀態也使得不會有大規模瘟疫和戰爭。那麼，他們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背井離鄉冒險旅行，動機是什麼呢？
我們曾經分析過荷蘭博格斯動物園處於半野外狀態的黑猩猩社會，衣食無憂也沒有實現和平，性和權力的爭奪還是使得它們對同類痛下殺手。野外的黑猩猩也依靠暴力威懾和“政治”維持秩序，並不比動物園兇殘，因為它們需要同伴和家園來保證生存。（延伸閱讀：《黑猩猩社會觀察：一場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烏龍》）
遠古人類都是分散的群，有了語言可以互相通訊，每個群都成了小小的人腦網絡，知識和技能就傳承在這張網絡中。人與人、群與群之間的交流和交換，都有可能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能。
但是——知識和語言，既是親社會的，也是反社會的。這是古今人類不安分的根本來源。
知識可以增強整個社會對抗自然的能力，但與此同時，也讓每個人可能反社會——當知識技能積攢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離了群體離開家園也可以獨活，人在生存上就自由了，自由人就會有平等的要求，腦後隨時可能長上“反骨”。
語言可以用來進行社會生產組織和計劃，消除分歧，但與此同時語言也能幫助分裂——但凡積攢了“不平等”的怨氣，就可能有人鬧分裂，口頭許給對方一個美好的未來圖景，簡單到“有肉吃不捱打”,輕則可以跟女朋友一起私奔，重則拉出一半成員開創新的理想家園，甚至直接推翻無道昏君。
在知識和語言的衝擊下，動物社會的暴力威懾和權力政治統統註定失效。就在這種親社會和反社會的糾結中，遠古人類不斷地嘗試去創造自己心中自由平等的理想家園和社會，更為雋永的愛、承諾以及信仰就在這幾萬年裡慢慢滋生。
遠古人類的反社會造就了人性。但他們的反社會並不悲壯，因為地球夠大，而且沒有財富牽絆，“惹不起躲得起”是種幸運。
後來的人類一樣懷揣著知識和語言賦予的自由平等，卻像個原罪像個詛咒，既無處躲藏，也苦於財富羈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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