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討論《論十大關係》時，提出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區分開來，為了發展文化和科學，要貫徹毛澤東過去分別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兩個口號。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上宣佈了這一點。他說：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5月2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知識界會議上，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作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代表黨中央對“雙百”方針進行了詳盡闡述，引起強烈反響。”（見該書第470～471頁）

“百花齊放”使《梁祝》影響中國，走向世界

陸定一在報告中指出：“文藝工作，如果‘一花獨放’，不論那朵花怎麼好，也是不會繁榮的。拿眼前的例子來說，就是戲劇。幾年以前，還有人反對京戲。那時，黨決定在戲劇方面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政策。現在大家都看到，這個政策是正確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陸定一在這裡提到的戲劇方面的工作，是毛澤東親自動手抓的。

毛澤東歷來看重中國的戲劇，特別是戲曲。他本人對中國各地的主要戲曲差不多都有興趣。他特別喜歡京劇。1943年，毛澤東高度評價由延安中央黨校俱樂部組織編演的京劇《逼上梁山》。1944年，他親自指導京劇《三打祝家莊》的創作。

新中國成立後，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發生了京劇和地方戲以哪個為主的爭論。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同年5月5日，政務院發出《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據“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提出：“中國戲曲種類極為豐富，應普遍地加以採用、改造與發展，鼓勵各種戲曲形式的自由競賽，促成戲曲藝術的‘百花齊放’。”戲曲界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陸定一在報告中說：“對於文學藝術工作，黨只有一個要求，就是‘為工農兵服務’，今天來說，也就是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一切勞動人民服務。”因此，“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對廣大戲曲工作者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對舊的戲曲藝術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繼承；另一方面要利用已經在群眾中形成的喜聞樂見的戲曲形式，推出適應新形勢的新題材的戲曲。在這方面，地方劇種走在前面。1952年以後便陸續出現了評劇《劉巧兒》、滬劇《羅漢錢》、呂劇《李二嫂改嫁》、豫劇《朝陽溝》、花鼓戲《三里灣》等等。這些劇目的誕生和成長，無一不是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有的毛澤東還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例如《劉巧兒》，本來是發生在陝甘寧邊區的一件真事情，邊區著名藝人韓起祥將之編成陝北快書《劉巧團圓》、隴東中學教員袁靜創作了秦腔劇《劉巧兒告狀》在邊區廣為傳播。為何會廣為傳播，是因為這個劇是受到了毛澤東“新秦腔”的指示推動創作出來的。後來傳播到北京，被改編成評劇，更是廣受歡迎。

毛澤東對有反封建內容的歷史劇非常欣賞。他以實際行動積極支持，把一個地方劇種，越劇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推向全國。

1950年夏，以範瑞娟領銜的民間職業劇團上海東山越藝社，為了在戲曲改革中取得大發展，決定把流行在江浙一帶的越劇，“帶到北京、帶到毛主席住的地方去演出”。

全團人馬於7月底開進了北京，首次亮相的劇目是《梁山伯與祝英臺》。周恩來看了《梁山伯與祝英臺》演出後，邀請了範瑞娟、傅全香和南薇、陳鵬兩位編導到中南海他家作客，並請他們一起吃飯。吃飯時，工作人員請周恩來去接一個電話。範瑞娟後來回憶：

“總理聽完電話回來，興奮地向大家宣佈：‘同志們，毛主席的秘書剛才來電話，毛主席要看你們的演出，今天晚上請你們到懷仁堂去演《梁山伯與祝英臺》。’聽到這個喜訊，我激動得心砰砰直跳，周總理說：‘毛主席今晚要看你們演出《梁祝》，你們該多高興！毛主席看你們演出，幸福呀！’這時坐在一旁的許廣平（魯迅夫人、時任政務院副秘書長）握著我的手說：‘是啊，你們太幸福了！’”

演出時，毛澤東坐在第五排看戲，在演到“思祝”一場時，範瑞娟飾演的梁山伯計算約定日期，掐著指頭念“一七、二八、三六、四九”的數字時，毛澤東看得哈哈大笑，還自言自語地說:“看你傻乎乎的，等你把日子算出來，祝英臺已經嫁出去了！”範瑞娟是後來聽坐在毛澤東後面的上海市人民法院何院長說的。範瑞娟覺得毛澤東說的有道理，在後來的演出中就去掉了這個內容。

劇終，演職員在臺上列隊謝幕，毛澤東向臺上揮手致意。範瑞娟回憶：“我們目送著毛主席退席，時間彷彿都凝固了。回到後臺，負責接待我們的中央辦公廳的鐘靈同志過來對我們說：‘演出很成功，毛主席看了戲很高興，他要我轉告你們，希望你們以後再來，他再看你們演出。’”

1951年8月，範瑞娟、傅全香等東山越藝社成員參加華東越劇實驗劇團後，接到政務院下達的任務，進京作國慶觀禮演出。劇團帶了修改過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和《寶蓮燈》等劇目赴京。10月7日晚，在懷仁堂演出《梁山伯與祝英臺》招待外賓和全國工農兵英雄模範、志願軍代表及革命老根據地代表。晚7時半左右，懷仁堂內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毛澤東又一次到場觀看《梁山伯與祝英臺》。

◆毛澤東與範瑞娟親切交談。

10月15日晚，劇團第三次進懷仁堂演出招待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的代表時，毛澤東再次蒞臨觀劇。在北京期間，範瑞娟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會間休息時，範瑞娟遇到了毛澤東。範瑞娟回憶道：“毛主席非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見到我便問：‘你是《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梁山伯吧？’我有點不好意思低下頭。毛主席接著說：‘你去年演出我看過，今年又看過。’我連忙說：‘請主席多提意見。’毛主席說：‘你今年比去年演得好。’”

1953年，毛澤東親自批准拍攝新中國第一部國產彩色越劇藝術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

電影拍成後的第二年，1954年，周恩來率團出席日內瓦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為了利用日內瓦會議記者雲集的機會，增加外國人士對新中國的瞭解，中國代表團舉行了電影招待會，第一次放映的是彩色紀錄片《1952年國慶節》，受到記者們的普遍歡迎。第二次電影招待會放的是《梁祝》。周恩來親自設計的請柬上寫道：“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周恩來還安排放映前三分鐘的英文解說。結果劇場內座無虛席，晚來的只好站著，連未被邀請的美國記者也前來觀看。放映過程中，有的記者感動得頻頻拭淚。電影結束，一陣沉寂後，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這不但使各國記者領略了中國文化之美，同時也是對當時國民黨宣傳的大陸“毀滅文化”“不講人性”謠言的一次有力回擊。

1960年1月18日晚，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晚會上觀看了浙江婺劇團演出的《對課》和浙江越劇二團演出的《擋馬》。演出結束後，兩位越劇小演員跑到毛澤東的沙發旁，左右蹲下，問這問那，還再三要毛澤東唱越劇。最後，毛澤東終於答應：“好！我就唱一句梁山伯與祝英臺。”全場剎時響起熱烈的掌聲。毛澤東坐在沙發上，面對身旁的兩位小演員開口唱了句“梁山伯與祝英臺……”，立刻博得滿堂彩，毛澤東也開懷暢笑。這句“梁山伯與祝英臺”，是毛澤東一生中唱過的唯一一句越劇，帶著濃濃的湖南鄉音。就是這不標準的唱腔，體現了毛澤東對“百花齊放”方針的尊重和支持。

毛澤東在1956年8月24日的《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指出：“音樂可以採取外國的合理原則，也可以用外國樂器，但是總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他還勉勵音樂工作者：“你們是學西洋的東西的，是‘西醫’，是寶貝，要重視你們，依靠你們。不要學西洋的東西的人辦事，是不對的。要承認他們學的東西是進步的，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這個談話，實際上是“百花齊放”方針中的具體內容之一。

堪稱世紀音樂經典，以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為藍本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在“百花齊放”方針指引下，全國文藝工作者都想方設法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受歡迎的作品。1958年是文藝工作者下廠下鄉掀起高潮的一年。藝術院校的學生也要定期抽出一定時間外出演出。演出過程中，農家出身的上海音樂學院小提琴專業的學生何佔豪，發現老百姓根本聽不懂外國樂曲，農民要求演奏越劇、滬劇音樂。

當時範瑞娟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臺》一直長盛不衰，全國越劇團紛紛效仿演出。何佔豪當過浙江越劇團的小提琴兼揚琴演奏員，對越劇《梁祝》的音樂十分熟悉，這為之後創作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打下了基礎。

◆《梁祝》創作過程照片，何佔豪(左)、陳鋼(中)。

1959年5月，何佔豪與陳鋼合作的《梁祝》於上海首演，這個古老的故事通過小提琴優美的音樂傳遍了祖國大江南北，後來又傳到了海外。直到進入21世紀，音樂界人士最有代表性的評價是：“哪裡有太陽，哪裡就有中國人；哪裡有中國人，哪裡就有《梁祝》！”

2009年，何佔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越劇是哪裡來的?是袁雪芬、範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等一大批表演藝術家，以及一大批琴師聯合創造的，他們都是農民的兒女，從小就唱山歌、小調，在農村的文化氛圍、父輩的薰陶下成長，十幾歲開始到上海闖蕩、在舞臺上磨練，這才有了越劇。所以我說《梁祝》原始的創作者是農民。

通過何佔豪的這段話，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理解到毛澤東為什麼特別重視這個戲。何佔豪還總結道：總的來說，我還是遵從毛澤東思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有些音樂形式我們本民族是沒有的，比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也不是我們民族的音樂形式，但我用民族內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樂語言，這就不一樣了。

毛澤東一直到晚年都有濃厚的《梁祝》情結，視越劇為戲曲百花之中獨具魅力的一支。1969年仲夏的一天，毛澤東在西子湖畔的汪莊庭院散步，提出要聽他曾多次欣賞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聽完錄音後，有人對他說：“主席，越劇音調軟綿綿的不好聽。”毛澤東糾正說：“越劇具有典型的南腔特色。曲調比較柔婉、細膩，擅長抒情。”因此，他認為越劇不適合演出《紅燈記》這樣的劇目，說：“我不贊成把越劇改得不像越劇。各地方劇種應有自己的特點，不然要那麼多地方戲幹什麼，一個劇種就夠了嘛。”

大力支持和親自參與文藝題材創新和藝術創新

1956年到1965年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隨著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的高漲，他們需要更多的現代題材的文藝作品。由於在文藝戰線上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這一時期文藝界出現了新氣象，取得了新成果，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精神文明的需要。除了文學界湧現出一批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享有盛譽的名篇，如《創業史》《山鄉鉅變》《紅巖》《紅旗譜》《上海的早晨》等，還有一大批電影作品外，舞臺藝術更是呈現百花芬芳的可喜局面。

1964年3月，文化部在北京舉行優秀話劇創作及演出授獎大會。獲獎作品有《霓虹燈下的哨兵》《雷鋒》《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等。

1964年6月，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蘆蕩火種》《紅燈記》《紅色娘子軍》《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洪湖赤衛隊》《杜鵑山》《紅嫂》等一批思想、藝術上都有較高成就的京劇現代戲脫穎而出，為運用京劇藝術形式表現現代生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受到廣泛熱烈的好評。

就毛澤東的個人愛好而言，在各種戲劇中，他更喜歡中國戲曲一些；在各種中國戲曲中，他最喜歡京劇。他對京劇中的許多名劇名段都耳熟能詳。同時，他非常期盼所有藝術形式都能夠在題材方面、藝術方面不斷創新，以便更好地適應形勢，教育人民，團結人民，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毛澤東對話劇這種外來的舞臺藝術關注得並不多。解放後他第一次看的話劇是1951年公演的老舍的作品《龍鬚溝》。此劇在當時曾引起轟動，周恩來認為，這個劇反映了“讓人民知道中央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於是熱情地向毛澤東推薦。1963年8月1日，毛澤東白天寫了他唯一的一首雜言詩《八連頌》，讚揚“南京路上好八連”，晚上看了話劇《雷鋒》。同年11月29日，他觀看了以“南京路上好八連”的事蹟為素材的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他鼓勵道：“話劇是有生命力的。”

◆1963年，毛澤東與瀋陽軍區抗敵話劇團《雷鋒》劇組合影。

毛澤東非常希望京劇也能早日拿出現代題材的劇目。但由於京劇與其他戲曲形式相比，更封閉一些，藝術表現手段也更凝固一些。儘管演職人員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下也不斷努力，但一直到1958年才有一出《自有後來人》（《紅燈記》前身）問世，而且影響並不大。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標誌著建國後大批優秀的京劇工作者在“百花齊放”方針指引下，通過艱苦探索終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周恩來說：主席這次登高一呼（指1963年12月關於文藝工作的批示），力量就大，因為他抓住本質的東西了，抓住要害了。民族戲曲都要演現代的革命的事蹟，是有它的困難，……（但是）我們青年一代學老京戲，唱、念、做、打這些基本功都學到手了，如果內容人家不願意看，不願意聽，那你還不是沒有前途。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從1964年開始，毛澤東先後觀看的現代京劇有《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紅嫂》《智取威虎山》《杜鵑山》《海港》等。

作為京劇行家裡手的毛澤東，每看完一出現代京劇，往往會接見全體演職員，有時畫龍點睛說上幾句，有時則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見。有的是關於劇情的，有的則是針對具體藝術表現手法的。

◆毛澤東與《紅色娘子軍》劇組全體演職員合影。

1964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觀看了《紅嫂》。演出結束後，毛澤東參加了座談會，他高興地說：“《紅嫂》這臺戲可用‘玲瓏剔透’來概括，劇本編寫得細緻，人物表演得細膩，充分體現了軍民之間的魚水情深。”

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紅嫂》的唱腔風格。《紅嫂》選用的是張派唱腔，在唱腔中穿插了一句南梆子，毛澤東說：“這樣不好，還是改用西皮原板，京劇裡南梆子是用來表現小家碧玉的傳統人物，而紅嫂是劇中的英雄人物，還是用西皮原板好。”

劇中“熬雞湯”一場戲開始是用的四平調轉慢板轉快三眼，毛澤東說：“不用四平調，用二黃慢板。因為傳統文戲四平調錶現的還是小家碧玉，二黃慢板則表現的是大家氣派的人物，還是用二黃慢板好。”

毛澤東還鼓勵大家說：“這次山東帶來兩個好戲，我看了很高興。《紅嫂》這出戏是軍民魚水情的戲，演得很好，要拍成電影，教育更多的人，做共和國的新紅嫂。”後來，這部戲被拍成電影，風靡一時。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對芭蕾舞這樣的外來形式的舞劇如何“洋為中用”也很關注。他對《紅色娘子軍》的評價是“這出戏的方向是對的，藝術是成功的。”《紅色娘子軍》成為了跨世紀的中國芭蕾舞藝術經典。《紅嫂》也曾改編成芭蕾舞劇，受到廣泛好評。2019年4月，中央芭蕾舞團在《紅嫂》的基礎上新創作的芭蕾舞劇《沂蒙三章》公演，中芭團長馮英說：“經過兩年多的準備，數十次深入沂蒙老區採風、體驗生活，中芭演職員們對沂蒙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臺舞劇是我們為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獻禮，也是我們向沂蒙英雄的致敬。”

◆1964年元旦，毛澤東觀看豫劇《朝陽溝》，與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握手。

毛澤東之所以倡導“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其目的最終是要使文藝成為普通人喜聞樂見的文藝，使文藝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文藝，使文藝無愧於人民當家做主的新時代。

1971年7月3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接見上海京劇團演員、現代京劇《龍江頌》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炳淑。毛澤東對幾部現代京劇作了評價，說：《龍江頌》這個戲不錯，我看過四次電視，一次電影。五億農民有戲看了，你回去告訴他們，說我感謝他們為五億多農民創作了一出好戲。我看能夠流行的還是《龍江頌》《沙家浜》。又說：現在劇太少，只有幾個京劇，話劇也沒有，歌劇也沒有。以前說人家演樣板戲是反樣板戲，我說不要那麼講嘛，要允許人家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只要臉上不抹白鼻樑就行了。樣板戲能有幾個人看，大家都演了，看的人就多了。《龍江頌》拍成電影就好了，廣大農民就可看到了。（參見《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6卷第443～444頁）

當然，自從1951年毛澤東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和1964年毛澤東號召“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後，我國文藝的發展道路仍是在艱難的探索中前進，經歷的曲折在所難免。但是不管經歷過多麼大的曲折，經典畢竟是經典，至今仍能影響全國乃至全世界。原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當年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劇作曲組的主創人員。他在2010年說道：“《紅色娘子軍》《沙家浜》《白毛女》這幾部作品在藝術上的確可以成為經典。因為那時候是集體創作，大家都可以提意見，真是精雕細琢。”

擔任過國家領導人的著名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費孝通，在進入新世紀之初接受記者採訪時尖銳地指出：“我們在毛澤東時代有創立自己新文藝的苗頭，我自己不是參加文藝工作的人，可是我們在旁邊看，認為這個方向對頭，好像這點沒有繼續下去。”他還說，“（毛澤東指出的方向）我的理解，就是不能放棄傳統，要在傳統基礎上創新。”

更多精彩內容敬請關注

黨史博採微信公眾號：dangshiboc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