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自建國以來(1949年9月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我國就開始在事件時間的記錄上採用國際通行的“公元紀年”；根據此紀年法，我們在閱讀當代整理出版的歷史資料時、也開始出現了“公元前後”的時間刻度。

比如現在是“2019年“(前面實際上省略了“公元”二字)，往前推溯2020年則是“前1年“、推2021年則是“前2年“(同樣省略了“公元”二字)。

按此紀年記錄方式，我國有明確紀年記錄的歷史就可推溯到“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即迄今已有2860年的紀年記錄歷史。再往前的歷史則需依賴考古和推論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正是基於這一背景下的龐大工作，目前國際上已根據已有考據承認了商朝的存在、其餘考證一直在進行中。

根據“公元紀年”，歷史上的前後框架無疑一目瞭然、確實方便了人們對於歷史的追溯和學習。不過，這種紀年的最大意義也正是作為一種歷史時間刻度而存在，如果歷史是一棵參天大樹，公元紀年就是這棵樹的主幹。

比如光是看到“前140年“或是“辛丑”(干支紀年)，你是糊里糊塗什麼歷史事件都聯想不到的，如果同時加上”漢武帝建元元年“呢？這就好比給這主幹添加了枝葉和果實、”漢武帝“這帝號正是枝葉、”建元“這年號則是果實，此紀年法就稱“帝王紀年”。

如此一來，歷史”這棵樹“就結構完整了：因為有了明顯的主次層級，即便歷史上存在一些名稱相同的年號，由於它們歸於不同的帝號之下，也能顯得清晰有條。

自”建元“到”宣統“，數百個年號組成了兩千年的歷史碩果

前面談及的“前140年“就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年號的出現時間，故名“建元”。有人就疑惑了：“漢武帝建元是源於即位之後獲得寶鼎，為何第一個年號會出現在即位之初呢？”

關於這一點，胡三省在《資治通鑑音注》裡已有考究：因元鼎四年方得寶鼎，有司曾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因而詔令建元是始於元鼎到元封年間，前面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皆為追詔。

漢武帝在位期間曾改元十一次，每一次改元都因應著當時發生的歷史事件。比如“元光”是因為“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之祥瑞；“元朔”是紀念衛青打擊朔方；“元鼎”是因為發現寶鼎；“元狩”是因為漢武帝獵得“一角而足有五蹄”的瑞獸、同時該年起開始了對匈奴的大規模征伐。

除漢武帝外，唐高宗也改元過十四次、其後的武則天更是在位二十一年間改元十八次。改元的原因，無非都因“天降祥瑞”或發生內訌外憂等國家大事，因而以歷代年號作為一個歷史標籤的話，就可直接由年號查知當時發生的歷史大事。

梁啟超曾統計過的“正統”歷史年號有316個，算上各類亂七雜八的年號(割據政權、農民起義改元等)，約共五百多個。

以帝號為枝葉、以年號為果實，自”建元“(第一個年號)到”宣統“(最後一個年號)前後歷兩千年有多，我國曆史的豐富內涵正由這些年號聯結而成、這也造就了我國數千年延續不斷的歷史文化。

從多年號到“一世一元”，也是年號這“果實”由小變大的過程

在漢武帝之前，我國曆史只有帝紀和干支紀年；漢武帝建元之後，“年號”就成了歷代帝王的一種制度，不喜歡改來改去的，至少也會有一個年號。

比如隋煬帝、唐太宗這類不愛折騰的皇帝，“大業”和“貞觀”就一直沿用了下去；武則天這類愛折騰的，一年半載就會改一次(最短的只有兩個月，“神龍”年號只有一個月是因為下臺了而已)、似乎跟女人愛換衣服一個道理。

混混出身的劉邦建立漢朝後沒有制定年號很正常，同樣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對此則頗為頭大，乾脆就“不封禪、不受尊號、不受祥瑞”、以減少這些瑣碎的帝制環節，這就是“一世一元”。其實朱元璋並無此明文規定，只是他帶頭這麼做之後，其後的老朱家皇帝也就不好再改元了。號稱“奉明朝為正統”的清朝也只好因循舊制，所以明朝之後，就可直接以年號稱呼帝王，如“洪武帝(朱元璋)、永樂帝(朱棣)、乾隆帝(弘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