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於日軍鐵蹄之下，而此時的香港已經聚集了近千名中國文化進步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日軍勒令他們限期前往日本軍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還在報紙上假借內山完造名義刊登啟事，“尋找”茅盾、鄒韜奮等人出面共建“大東亞共榮圈”，甚至在戲院、影院中打出幻燈告示，直接點名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前往半島酒店“會面”。

很難想象，這些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戲劇家等文化精英如果落入日軍之手，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史、藝術史而言，將是怎樣的損失。

萬分危急之時，廖承志等中國共產黨人毅然肩負起了營救民族文化精英、保存民族文化火種的重任。

部分文化名人在勝利營救後的合影

一日之內，兩次急電

在深圳白石龍村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兩沓厚厚的電報紙靜靜地躺在展示區。旁邊的說明文字顯示，這是1941年12月8日在日軍開始進攻香港後，周恩來於一天之內連續發給時任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兩封急電，指示他要儘快將這些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營救出港。

時任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

周恩來還對一些具體細節作了明確指示。第一，指明瞭撤退方向。在第一封電報中，周恩來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估計菲律賓將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時，上海交通已斷絕，香港人員的退路只有廣州灣、東江和馬來亞。”在第二封電報中，周恩來又進一步對廖承志指出，“香港已成死港，如有可能，先至澳門轉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於是，如何進入廣州灣，便成為此次營救的關鍵所在。

第二，指示了優先營救的對象。周恩來明確指出：“宋慶齡、何香凝及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應先派人幫助他們離港，撤退、疏散及幫助朋友的經費，均由我黨在港的存款中開支。”並特別指出宋慶齡的安危是重中之重。根據這一指示，廖承志迅速找到了宋慶齡，勸說並保護她即刻前往啟德機場，搭乘了最後一班飛機離開香港。飛機起飛不久，機場即遭日軍攻佔。

周恩來

第三，儘快聯絡其他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日軍進攻香港後，這些人為躲避敵人的搜查而經常搬家，茅盾就曾搬家6次，很容易就失去了聯繫。要在偌大的香港一一找到他們，猶如大海撈針，極為費時費力。對此，廖承志認為鄒韜奮、茅盾、夏衍、張友漁、胡繩等人都是知識分子，常去的地方當是文化活動場所，在那裡或許有所發現，而且“只要找到一兩個，就能找到一大批”。

循此辦法，港九地區的地下工作人員在報社和書店等文化人密集活動的場所蹲守了兩天，果然找到了在《華商報》工作的張友漁，然後又如廖承志所言，很快就與其他人也聯絡上了。

香港舊照

聯絡上這些人之後，廖承志定了兩條紀律：一是將九龍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全部轉移到香港島隱蔽起來，不準公開活動，由地下黨組織負責採買和輸送米麵蔬菜等必要的生活物資；二是將他們的紙筆書籍等物品統一保管，以免暴露他們知識分子的身份，然後讓他們安心等待下一步的撤退指示。

細緻籌劃，殫精竭慮

為制定具體的營救計劃，廖承志召開了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潘漢年、劉少文、連貫等人。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會議制定了東、中、西三條撤退路線。

東線，從香港島坐漁船出發，途徑長洲島、葵涌，撤至沙魚湧或者海陸豐地區，再步行到游擊區；西線，由香港島坐漁船偷渡至澳門，再轉移至台山、斗門一帶；中線，是轉移人員最多的路線，也是行程最艱難的路線。主要是從香港島坐船到九龍，接著從荃灣走青山道，在翻越900多米高的大帽山後，到達落馬洲，然後渡過大鵬灣，最後進入東江抗日縱隊駐地龍華白石龍村，前後行程約50公里。

東西兩線走的是水路，比較方便，但是沿途常有日軍的巡邏艇，甚至還有海盜水匪，因此只能轉移一些腿腳不便或身體較弱等不適宜長途跋涉的人士。中線雖然相對安全一些，卻耗時較久，容易遇到突發情況，而且還需連日跋山涉水，行程較為艱難。

針對這些情況，心思縝密的廖承志於12月18日在香港告羅士打大酒店分批會見了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向他們傳達和解釋了這三條撤退路線，並徵求他們的意見。最終確定了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範長江、歐陽予倩等文化界名人和何香凝、經普椿婆媳以及柳亞子父女等民主人士走水路；茅盾、鄒韜奮、梁漱溟、廖沫沙、戈寶權、胡風、胡繩等人走陸路。

路線與人員都已經確定後，廖承志又對具體事務作了極為細緻的籌劃，如臨時的集合點、化裝所需的服裝、偷渡用的漁船、需要分發的旅費、沿途的食宿安排，乃至接頭時間和暗號等等，凡所涉及，事無鉅細，都一一過問。不僅如此，廖承志還就營救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以及所有的環節、細節，也都作了通盤考慮，提前制定了各種應變方案。

為了做到萬無一失，確保絕對的安全，廖承志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親自探路，為營救行動做好前哨工作。恰好這時日軍方面傳來消息，為了解決香港的糧食和燃料短缺問題，將於1942年元旦後疏散數十萬人到內地。廖承志認為這是一個絕佳的時機，決定和喬冠華、連貫等人化裝成難民混出香港。

夜闖雷區，先行探路

1942年1月2日，廖承志等人正式踏上行程。按照約定，他們將在九龍劉慶記紡紗廠門口與東江抗日縱隊港九大隊的短槍隊人員會合，並由他們一路暗中護送。廖承志穿著事先約定好的服飾，戴著鴨舌帽，舉著黑色雨傘，與其他幾人前後間隔一定距離，混在人群中。不一會兒，前來接應的短槍隊長江水便迎了過去，向廖承志使了個眼色，並說了兩句暗語。雙方接上頭後，又各自在路邊買了元寶蠟燭和瓜果貢品，假裝出城拜神還願的進香客，順利地混出了九龍城。

出城之後便遇上了未曾料到的難題。從九龍到落馬洲有兩條路：一條是原先規劃的大路，方便快捷，但日軍最近卻新設了很多巡邏隊，一旦遇上盤查，極有可能前功盡棄；另一條是小路，比較偏僻，可以避開日軍的巡邏隊，但是英軍在那一帶埋有大量的地雷，一旦踩上，必定粉身碎骨。權衡再三後，廖承志決定以身涉險，勇闖雷區，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排查出一條絕對安全的通道。

在港日軍盤查

入夜之後，廖承志等人在當地村民的協助下出發。他們縱貫而行，手牽著手小心謹慎地慢慢挪動，邊走邊留下特殊記號，不敢稍有差池。但畢竟是踏雷而行，與死神為伍。精神高度緊張的他們，甚至出現幻覺，多次誤以為踩上了地雷，好在踩到的只是凸起的石塊或土堆。等趟過這片近千米長的雷區後，雖是寒冷的冬夜，廖承志等人卻已是冷汗淋漓、疲憊不堪了。他們不敢逗留片刻，又迅速趕到大鵬灣，登上預先停泊的漁船。至凌晨5時，在船上用手電筒發出聯絡訊號得到岸上回應後，方才靠岸登陸。岸上早已有東江縱隊的游擊隊員等候接應了。至此，廖承志的先行探路才算是最終成功。

探路成功後，接下來的工作便是正式的撤離行動了。1942年1月9日下午5時，茅盾夫婦、戈寶權、高汾等人作為第一批撤離人員，換上難民的服裝，在香港地下黨組織和港九大隊的護送下，沿著事先探好的線路，長途跋涉百餘里，最終安全抵達白石龍村等游擊區域。

茅盾夫婦

此後，在長達100多天的時間裡，循此路線和方法，共營救出何香凝、鄒韜奮、柳亞子、梁漱溟、夏衍、胡繩、張友漁、黎澍、千家駒、胡風、廖沫沙、葉以群、曹聚仁、丁聰等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800餘人，還有英、美、印籍的國際友人100餘人以及港澳進步學生1000多人，無一被捕，無一犧牲，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作為整個營救行動的直接指揮者和先行探路者，廖承志可謂居功至偉，張友漁、夏衍等人曾聯名作詩讚嘆道：

當年受命拯精英，虎穴深藏絕險情。

籌策偏多憑妙算，奇謀未少借神兵。

何驚狂寇張羅網，盡救文豪出賊城。

生死身同天下士，念公誰不為心傾。

【摘自《人民政協報》，原題為《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作者系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