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世存，詩人、學者。曾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國男》《老子傳》《大民小國》《家世》等。被稱為"當代中國最富有思想衝擊力、最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10 月 20 日，餘老師將與您分享“現代生命觀的困境和出路”，敬請期待。
關於幸福的筆記
餘世存
對幸福感的研究，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爭論永無休止，他們各自想確立的權威標準也似乎無濟於事，缺乏足夠的解釋力。不過，隨著調查統計的日益細密，經濟學家們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言權。像心理學家馬斯洛的人生五大需要，只是一種方便說法，遠不夠精確。而經濟學家們關於國民收入效用的研究有著更大的說服力，城市生活公佈的各類調查數據、消費指數、居民關心的問題及其滿意度等等直接構成了現代人的"幸福感"。既然我們時代的特點在於將生命檔案化、量化，那麼，人們的幸福感也被量化有什麼奇怪的呢？
在專家學者的研究視野裡，個人的特立獨行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重要的在於，大多數人的福祉是可以預測、可以支配、可以影響的。經濟政策的改變、匯率的一個小數點的變動、油價、房價、股價的波動，都可以讓千萬人成為一部交響樂中的一個音符，悲哀的、喜劇的、滑稽的，都可以看見、想見。
換一個角度，這個現代轉型社會中的"無形之手"就如同莊子筆下的耍猴人，他的朝三暮四可以讓猴子們忽而惱怒忽而開心。我們時代的幸福多可作如此觀。老三件、新三件、汽車時代、樓市時代、 IT時代，給我們帶來的生活的變化，以及一股就靈，一私就好，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市場、法治、新政、與國際慣例接軌給我們帶來的美好承諾，都曾讓我們過了一段陶醉期間的光陰。
由於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等人的缺席，更關鍵在於，由於現代個人主體的缺席或不能確立，這種關於時代幸福指數的研究顯得如此有問題意識，卻如此偏離解決之道。社會科學研究的必然中，永遠無能確定人文學科反思性的實然。如果我們不以偏見看待那些走向宗教信仰的佚名大眾，他們正是在轉型社會遲遲不得確立個人主體地位的情況下，先後皈依而獲得了確定的身份，在跟上帝、佛祖、老師等迎面相撞的一瞬間而獲得了永恆。信徒們的生命可以被量化，但其生命本質並不為量化所規定。
習慣於量化生命的頭腦永遠不明白，幸福感是從頭腦裡產生的，它雖然需要藉助於外物獲得，但這種外物，並不全是有形的收入、財富、個人佔有；對外界的"簡單擁有感"如果也稱為幸福感 ，那麼，幸福感也太脆弱了。那種幸福感是朝三暮四者的幸福。
甚至從個人佔有形式而言，個人的投入也同樣有著"不一樣的幸福"。魯迅有名言："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人文學家們承認，苦盡不一定甘來，但久苦可以成甘。對時代、對生活誠然可以痛恨、可以咒罵，但對由自己親歷一切，卻會在反思的瞬間獲得至福，甚至由自己作主為過去的苦難不幸祝福、賦予價值。這種現象太多了。中外案例可以表明，個人生活在某一個突然的時空，一旦停頓、轉向、反觀，就會越出通常的軌道（檔案化生命的常軌），脫穎而出。
傳統中國文明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人們並不相信現實的合理性，現在不如過去純粹，甚至對祖先、歷史的崇敬導致人們想象古人生活得比今人更幸福，而當下社會多是世風日下的、道德衰敗的。自孔孟老莊開始，中國人一直神往上古之世，一直想象羲皇上人等人過得多麼逍遙自在、無憂無慮。如果我們拋開其中的偏執成份，可以說，這種本質上自省式、反思性的文明觀有合理的一面，甚至涉及到幸福、快樂的實質。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今人沒有什麼理由宣稱自己屬於新的人類，生活在新天新地裡，比古人更幸運。如果經濟學家們量化幸福的做法有道理，那麼，對文明社會而言，農耕文明無疑是一個幸福感最為強烈的階段。它在宗教觀念的成住壞空的成住期。它在溫飽線上下浮動，人們自我規定，雖然要納皇糧，但更多時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確，儘管史不絕書的戰爭、吃人令後人嘆息，但我們想象一下先人的生活，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生活得比我們更寧靜、更有成就感，更有投入效用，而不是今天專家學者在研究幸福感時一致採用的收入效用。
投入效用遠比收入效用更切合幸福的源起。我們把自己投放到田野大地、山川花草之間，我們就有一種愉悅收穫；我們投入，就有收穫。這是一種實在而有待展開的生活世界。我們知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種投入效用的幸福感是一種與因果律若合符節的感受。
閱讀更多 三智書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