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塑一座長安城
翻開史書，許多關於武則天的記載中，都說她有帝王之命。但我認為，與其說她有帝王命，還不如說她有帝王心，從她給自己所起的名字“武瞾”中，便可見一斑。武則天當朝執政的真實場景，我們無法親眼目睹，她的陵墓——乾陵的真容，我們也無從知曉，但從乾陵陵園的石刻中，我們依舊可以看得出武則天的帝王之心。
唐時的長安城，分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宮城和皇城居全城北部正中，四面開門，整個城市以朱雀門大街為中軸線分為東、西兩部分，文武官員的住宅分佈在朱雀門大街兩側的坊裡，由朱雀門大街的南頭到宮城設三道門，即明德門、朱雀門、承天門。
反觀乾陵，陵寢位於整個陵園的北面，內城四面開門，由南而北設三道門，陵園石刻群分佈在中軸線兩旁，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這不可能是一種巧合，而是嚴格按照帝王的旨意安排的。
如此看來，內城和陵寢象徵的是宮城；第二、三道門之間，外城之內陳列著的石刻群，象徵著長安城內百官衙署的所在地——皇城；南面第一道門外，皇室人物和文武官吏的陪葬墓群，則象徵著唐長安城的外郭城。
如此嚴密的城防體系，還體現在守衛類石刻的佔比上。
從石刻群的組合上分析，整個石刻群有113件，其中屬於守衛陵墓一類的石刻有30件，包含石獅8件，鴕鳥2件，直閣將軍像20件，約佔37.66%，也就是石刻中佔比最大的一部分，顯然這是在強調嚴密防衛地下宮殿的重要性。
這種居高臨下，防衛嚴密的平面佈局，正體現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和鞏固。雖然武則天執政期間，遷都洛陽，但顯然，長安城的建制，才更符合她對權力把控的理解，再加上古人“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於地下建造一座長安城，也就不奇怪了。
昭昭有唐，天俾萬國
眾人皆知，乾陵是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陵，李治死於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葬於乾陵。據《唐六典·尚書禮部》記載，唐高宗的葬禮舉行時，有六十一個友好國家的使節和兄弟民族的首領前來參加。
那次葬禮是唐代中外友好往來和國內民族團結的一次空前盛會，反映了武則天時期中外交流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葬禮之後，武則天為了“張大誇示來世”，遂將中外六十一番王像刻石立於乾陵，以示紀念。在這些人像的背後，還刻有他們的名字，因年代久遠，目前尚能看清的僅有7個，如“木俱罕國王斯陀勒”“吐火羅王子持羯達犍”等。“九天闔閭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大唐王朝的繁盛與包容，想必從這六十一番臣像中，就可以窺見一角。
除此之外，從乾陵石刻中所選的動物來看，依舊可以看到中外交流的痕跡，而且這種交流，已經深入唐人的骨髓裡。
在乾陵神道的最前端，有一對雄踞神道兩側，昂首對視的石雕天馬，它們被中外專家學者認為是中國古代最具力量感的石馬！它們的頭高高揚起，眼睛炯炯有神，俾睨一切而傲視八方，它們的頸部非常粗壯，胸部已誇張成圓形，似乎一遇號令，它們就會勢如流星閃電，馳騁在這梁山之巔。天馬的造型來自西方，當時，唐朝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引進良馬，而這些外來良馬的形象，就像乾陵中的天馬這般雄健壯美。
在乾陵的神道前部，本該是瑞獸朱雀的位置，卻代之以一對來自非洲的鴕鳥。它們用高浮雕的形式刻成，逼真生動，姿態優美而剛健。朱雀是神鳥，但鴕鳥卻是凡鳥，而且來自“蠻夷番邦”。這種現象，正是唐朝人認識世界、與外部世界交往的見證，也是唐朝人開放包容的直接體現。與此相似的，還有神道盡頭的蹲獅，同樣來自國外，並且從乾陵開始，取代了傳統的老虎形象，成為宮殿、衙署和陵墓的主要裝飾物。
無論是番臣像，還是天馬、鴕鳥和石獅，它們立於乾陵陵園之內，都彰顯了大唐帝國的強大與繁榮，而且，可能也是武則天“有意為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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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字碑的背後
在這些眾多的石刻中，最引人注目、爭論最多的就是武則天的“無字碑”了。
“無字碑”位於乾陵朱雀門的地勢寬廣處，用整石雕成，碑額九條蟠龍盤繞，碑兩側各有升楷圖一幅，碑座正面是一幅獅馬圖，馬屈蹄俯首，雄獅威嚴挺立。雕刻之精細，氣勢之恢宏，乃歷代墓碑之罕見。
“無字碑”，初立之時無刻一字。
一種說法認為，因為武則天是中國第一位女皇帝，創前代未有之奇蹟，自認“功高德大”，無法用文字敘述；
一種說法認為武則天臨終時留下遺言，讓後人去評價自己的功過，所以不刻文字；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武則天之後，中宗李顯即位，他認為武則天推翻了李唐王室，此乃大過一件，但她畢竟是自己的母親，對她的評價也就變得左右為難，乾脆一字不刻。
且不論第三種說法，前兩種說法，均認為武則天是修造無字碑的主導者，並且，在這兩種說法的背後，也都暗含了武則天非同常人的一面。“功高德大”一說，雖然片面，但也是因為她在位期間積極作為，穩固發展了“貞觀之治”，為“開元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後人評價”一說，更是體現了武則天作為帝王的寬闊胸襟，她自知在位期間，有功有過，自知後人對她的評價定是褒貶不一，因此立此“無字碑”，任由後人評說，如此帝王胸襟，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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