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和工作人員在專機上（後排右一為紀東）
歷史既是由時代風口浪尖的人寫就的，也是由無數小人物的奮鬥史構成的。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酸甜苦辣，他們的人生命運，都應該是媒體關注的——這裡講述的是親歷者自己的故事。
奉公 是他一生的主題
作為周恩來總理晚年最年輕的秘書，從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我陪伴了他8年時間，親歷了“文革”中後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見證了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在動盪時代殫精竭慮、苦撐危局的艱難歲月。
今年，總理已經離開我們38年了，仍然有那麼多的百姓懷念他，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著對他的崇敬與留戀之情，這一點值得深思。我的體會是，群眾愛戴他，是因為總理是一個大寫的人，一個大寫的共產黨人。他對祖國的熱愛，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感情已經深深地化進了他的骨血裡。
1961年，18歲的我初中畢業後走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熔爐，部隊番號“3747”，也就是後來的“8341”部隊——中央警衛團。1968年7月，我參加部隊組織的指導員學習班。一天，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到我們小組聽取發言。我的發言簡明扼要，自然連貫。沒想到，僅僅五分鐘的發言又一次改變了我的命運。8月12日，我奉命“到楊政委家談話”，楊政委問我:“周總理那裡需要一個年輕的解放軍幹部做秘書工作，你願不願意去？”我立正回答:“報告首長，我願意！”楊政委特意叮囑我:“對鄧大姐就叫‘大姐’，對周總理就稱‘總理’，千萬不要稱‘首長’，不要說‘請指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學習請教。”
從整理電報開始，我逐漸掌握了總理秘書接打電話、收發文件、文電送閱、會議通知、整理電話記錄等基礎工作。幾個月裡，雖然總理兩次對我說“對不起，讓你等了這麼長時間，抽空我要和你談話”，但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晚上，總理和鄧大姐一起吃飯時才把我叫到身邊，說:“小紀，真對不起，你來這麼長時間了，我幾次說和你談談，可一直沒有時間，讓你久等了。我曾想過專門和你談談如何在實踐中學習做秘書工作的問題。現在看來，你這段時間幹得不錯，我這裡的工作情況，你基本上都知道了，對你來說，工作崗位變了，接觸的事情多了，我只提一條要求，不該說的不要說，要注意保密，這是紀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談話了，從現在開始正式值班。”
按照分工，我負責黨、政、軍、群這幾方面的秘書工作。儘管總理一生為公，一生奮鬥，從來沒有輕鬆過，但因為身處特殊的歷史時期以及他職位的特殊性，我在他身邊的8年是他最累、最難的8年。
總理是偉人，但他首先是個普通人，也有著私人情感和個人需求，只不過他是將公私關係解決得最好的榜樣。在如何對待和運用權力問題上，他一生都是無比清醒的，把權力看作是黨和人民賦予的責任，把自己定位為“人民的總勤務員”。
從投身革命那天起，他就將畢生精力徹底地交給了國家和人民。
總理愛聽京劇，愛打乒乓球，愛和孩子們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連睡一個自然醒的覺都是奢侈，更談不上這些“享受”。他常常要按照睡前定好的時間被我們叫醒，因為後面排著一連串的外賓接見和各種會議。為了讓他多睡一會兒，我們叫他的時間總是精確到分秒。看著老人家累成那個樣子，我們心如刀絞，也多次勸他休息幾天，但他總是說：“我也想休息，可我歇得了嗎？我是國家的總理，這個時候我不管誰管？這個工作我不做誰做？再累也得堅持啊！”
我到總理身邊工作時，他已是70歲高齡的老人。日復一日的超負荷運轉加上不斷加重的癌症摧毀了他的健康。總理一生大風大浪，從未怕過死。他想得最多的還是中國的發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每次做大手術前的一兩天，他都要把我們叫到病床前，聽我們一件件彙報近期急需批閱的文件。當我們含著眼淚離開病房並祝他手術順利時，老人家卻笑著安慰我們：“不一定，兩種可能。”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能順利下了手術檯，老人家還會找我們來談工作，如果下不來，這就是訣別。
一副副重擔擠佔了總理的睡眠和治療時間。他也是血肉之軀啊，他不知道累嗎，不知道困嗎，不知道疼嗎？從1975年10月下旬開始，病重的總理再也沒能離開病床。記錄顯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裡，他一共動了14次大小手術，同人談話233次，會見外賓63次，召開或參加會議40多次，那樣的身體支撐著這樣的強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擔當 用他並不寬厚的肩膀
總理是中華美德的集大成者。
作為秘書，我親眼目睹了他在那段特殊歷史時期的苦和難，這種苦和難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累、氣、憂、憤。1970年夏天，我到他的辦公室整理文件，無意中看到辦公桌上有一張白紙，上面用鉛筆寫了幾句戲文：不公與不幹。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菜哥哥要下雨，採桑娘子要晴幹。
總理當時主持政治局和國務院日常工作，需要協調各方關係，兼顧各方感受，眾口難調，難上加難。他又是那樣一個講黨性紀律性、保密觀念極強的人，所以，只能將所有的苦悶一個人來扛。我想，總理寫這幾句詩，也許是在宣洩心中的痛苦和無奈。但他也就是寫寫而已，一覺醒來，馬上接著忘我工作。不管多大委屈，只要是中央決議，他都毫不含糊地執行，而且在執行過程中想方設法減少負面影響。所以，很多領導同志都欽佩總理的忍，我卻覺得，他的忍，絕不是後退、洩氣和消極，而是顧全大局，為了肩上的責任在忍。有個成語叫“忍辱負重”，一個人，特別是一位政治家，忍不得辱，就難負得起重，只有拋開個人的一切，不計較個人得失的胸懷才能忍得住啊！
1973年3月7日，總理出席中聯部、外交部舉辦的慶“三八”招待會。“文革”以來，外國專家的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總理說:“這個責任我們來負。作為政府負責人，我負更多的責任。”他向在座的專家一一道歉，各國專家們無不動容，沒想到一個大國總理如此謙和，受傷的心靈湧起一絲暖意。這就是我們的總理，在他看來，國家利益面前，個人顏面又算得了什麼？
總理的偉大人格來自兩個支撐，一是胸懷坦蕩；二是心底無私。凡是認識到的錯誤，絕對承認，馬上改正，批評先自我，攬過不推責。而對批評過或者誤解過他的人，他既不追究也不疏遠。在我的印象中，從沒聽到總理說過誰的一句閒話，也從沒聽他說過“這事不歸我管”。
能不能虛心聽取和認真對待各種意見，善待那些敢講真話、實話甚至“冒犯”領導的人，折射著一個領導幹部的品質和黨性修養，在這方面，總理堪稱全黨楷模，他善於創造一切條件和氛圍鼓勵他人發表見解。
論證長江葛洲壩水利工程時，剛從“牛棚”解放的長江規劃辦主任林一山始終持有不同意見，每次開會，總理都特意囑咐我們通知他到會。會間，他還要問一聲：“林一山同志來了沒有？”我知道，他是以這樣一種方式表達著自己的鮮明態度，他不止一次地說：“林一山敢提意見，總得有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危險得很。”總理的嚴謹細緻無人能比。每遇重大問題，他都會讓我們幫他找很多資料以及以往在此方面的規定，避免政策缺乏連貫性。他常對我說：“幹工作既要放開手腳，又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何香凝去世後，播發的消息稱其為先生，時隔幾日，總理冒出這麼一句：“要是把‘先生’改成‘老人’該多親切啊。”這說明，只要關乎國家發展、民族團結，無論大事小情，他從不會淺嘗輒止，而是常常在事後還要總結得失。
律己 是他至死不渝的準則
總理住的西花廳由於年久失修，牆面斑駁，地面返潮。工作人員打算趁他外出檢查工作收拾一下。等他回來時，沒想到擺設大變：舊窗簾不見了，舊桌椅更換了，後面的走廊處還搭了天棚，這一下，總理火了，說什麼也不進屋。經過大家苦勸，他才勉強進去，但是要求必須換回舊窗簾和舊桌椅。他說：“我住的房子修得這麼好，有的百姓還是幾代人擠在一間小房子裡，我能心安嗎？”這件事，他在200多人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做了三次檢討，並且反覆告誡部長們：“你們不要重複我的錯誤。”他還多次鄭重表態：“只要我在總理位置上一天，國務院的小禮堂就絕對不允許翻修。”
總理對物質生活要求很低，一直帶頭過緊日子。他說：“我十一二歲當家，深知柴油米麵的不易。”他的早餐就是一片面包，抹上一點黃油、果醬，在自制的鐵篦子上烤一下，再配一杯豆漿或牛奶，有時會煎一個荷包蛋；夜餐有時就是一碗麵條，還有一次就是一個麵包、一個煮雞蛋外加一小碟鹽。
總理對保密要求格外嚴格，生活中依然保留著當年地下工作時的習慣，進門前總要咳嗽兩聲。只有放在桌面上的文件秘書才能整理，重要文件他都要親自鎖進抽屜裡。總理有規定，部長以上領導和知名人士的信，我們不能拆。凡是涉及黨的重要機密的電話，他都堅持使用專線。召開重要會議時，工作人員能不能在場，服務人員能不能進去倒水，都會作出明確交代。即便是在車上，只要事關重大，他都會按動電鈕把司機、警衛與後座之間的隔音玻璃升起來，就連侄子、侄女來看望他時，也不允許進他的辦公室，而且還給他們定了自己去食堂打飯、不能用招待券看戲等十條家規。總理這麼做，絕非不信任我們、不疼愛孩子，而是原則面前沒有例外。
對自己做過的批示，一旦發現有失偏頗，總理都會立即糾正。1970年，國防科委給總理寫了一份報告，提出要試驗生產神經性毒劑沙林。總理批示同意，後來根據國際上的有關規定，決定停止這個項目。一次會議上，國防科委負責人礙於總理曾經批准過不好直說。我看出了他們的矛盾心理，湊到總理耳邊說:“總理，這個報告是您批准同意的。”總理馬上明白了國防科委負責人的意思，鄭重地說:“當著我的面，你們不要不好意思提出來，不管誰批准的，不對的都可以改，我也一樣！”
總理的既聰明又厚道被很多同志稱道，越是關鍵時刻，這種結合越是完美。他的律己，既得益於一貫的嚴於修身，也生髮於始終的相忍為黨。有這樣一種說法，很多黨外人士和海外友人是通過周恩來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此言並不誇張，近距離接觸過總理的人，都有一個突出的感受，他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在他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著七個一致——信仰與奮鬥一致，職務與責任一致，勤政與廉政一致，做人與做事一致，正人與正己一致，任勞與任怨一致，獨處與公開一致。
真情 永駐大愛在心間
“春天到了，百花競放，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看花的主人已經走了，走了十二年了，離開了我們，他不再回來了。”這是1988年4月，84歲的鄧大姐睹花思人，寫下這篇題為《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的散文。總理曾說過，鄧大姐對他的愛是“熱情和理智交織著”，我就有幸親眼得見總理和大姐的一次親吻。那是1969年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總理率團弔唁。當時越戰未息，大家都為總理的安全捏了把汗。鄧大姐雖然最擔心，但她一直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平靜。直到傳來總理專機已進入中國領空的消息時，她才長舒口氣。那天，我們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員都聚在客廳迎候總理。他一進門，大姐就快步上前說:“老頭子，你可回來了，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在越南親吻了那麼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擁抱，同我親吻。”大姐的話驚得我目瞪口呆。沒想到總理“哈哈”笑著，把大姐攬入懷中，兩人溫柔而又不失風度地擁在一起，總理在大姐臉上深深地吻了一下，那麼自然親熱，那麼旁若無人。
總理的真情來自於他一生倡導的平等人格。他常對我們說：“咱們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他的大情大愛其實就表現在對方方面面的具體關心上。初中語文課本里收錄過一篇課文——《一件珍貴的襯衫》，記述的就是我親歷的一件事。當時，由於司機踩了急剎車，總理的上身前後晃了兩下。雖然因為急於開會，被撞女孩交由警衛人員送醫，但他念叨了一路，直到得知孩子確無大礙只是剮破了上衣時才放下心來，馬上叮囑工作人員買件新襯衣送給孩子:“把人家襯衫剮破了，總要賠嘛，從我工資裡出錢！”
總理心細如針。有一次路過五棵松時看見僅剩下三棵松樹，就趕緊讓有關部門補栽上，“要不然外地朋友來會對不上號的”；“兩彈一星”專委會每次開會，他都特地讓食堂準備大燴菜，因為“這個會基層同志多，年輕人多，做別的他們吃不飽”；他深夜離開辦公室到臥室辦公前，都要脫掉皮鞋換上拖鞋。有一次，我想蹲下來幫他解鞋帶，他卻把兩腳收回，說:“這事不能讓你做，我自己能解”；燒傷女工王世芬的事蹟披露後，他派自己的醫生多次去看望，聽彙報時連她的例假是否正常都要問到，他想得更多的是怎麼通過一個病人的治療積累護理經驗、檢驗藥物效果為更多的百姓造福。在我看來，總理每一次的真情流露，都是他和群眾感情連在一起的真實寫照。
有一次，我陪他從外面開會回家，在車上，他給我講起到石家莊視察時看到一個村子的房屋牆上用石灰水寫著“書記出巡地動山搖”八個大字，他邊說邊比劃：“每個字都有一米見方呢”，我隨口跟了一句：“那您去視察，還不得天翻地覆啊！”總理沒說話，過了一會兒，他自言自語：“怎麼能夠這樣呢？這樣的話幹群關係不是顛倒了嗎？”他多次告誡國務院機關同志:不要有衙門作風，要認真傾聽群眾的呼聲。我們的值班室有一部外線電話，號碼公開，經常有人打進電話反映情況。我們曾請示他想換個號碼，可總理不同意，他說:“改了號碼群眾再有什麼事怎麼找我啊？”講述 紀東 撰文 馬宇彤 來源：天津日報
閱讀更多 中國網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