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東遷，使得共主衰微，王命不行。王命不行引起列國內亂以及諸侯兼併。由於華夏的內亂，使得戎狄橫行。其中最具威脅者是南方的楚國以及北方的戎狄。
公子糾和小白爭位的結果——小白得到勝利，即齊桓公。齊桓公即位後，想要請鮑叔牙為相，但鮑叔牙拒絕了。鮑叔牙認為治理國家他做得到，但如果想要讓齊國稱霸，則必須要有管仲才行。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齊國不僅要將混亂的政治恢復，甚至還打算比以往更加強大，他們意圖稱霸。
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的口號使諸侯國團結，共同抵禦外族，也確保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齊國一系列改革，除了富國強兵外，最重要的是維持華夏文化不被外族侵略消滅。齊國稱霸也是為了使各諸侯國能夠團結，使各諸侯國不再互相侵略兼併。
在此情形下，齊桓公因管仲的改革，順利登上霸主之位。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管子》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管仲將職業簡略分為四：士農工商。這四種職業必須各自有自己居住的區域，不可以混在一起。居住在一起的好處在於從小耳濡目染，會對於祖業有所瞭解和興趣，也可以從家族長輩中學習到相關的知識。如果雜處在一起，後輩子孫可能對家業失去興趣，反而對其他職業產生興趣。對於職業所需的技術，學不齊全，就會無法精通。所以，士農工商的子孫都會繼承家業，都擁有精通專業的技術。
分類集中管理，有利於行業發展，有利於解決問題，有利於開發研究。所以分居的好處有二，第一防止雜處；第二便於教育。
《管子》雲：“相地而衰其徵，則民不移。”
“相地而衰徵”就是根據土地的不同而分等徵賦。土地好，產量高，則多徵稅；土地差，產量少，則少徵稅。不同塊地的不同稅額確定以後，百姓精耕細作，而增加所得的收穫，將歸自己所有，這就充分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而且大大增加了稅賦的公平性。
土地的等級是全國統一的，不同質量的土地，所繳納的稅也是全國統一的。利用這種策略，則人民就不會隨便移居，增加了常住人口。不僅有利於培養農民對自己土地的感情，增加農業產量，也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管理。
這項措施，既增加了國家財政的收入，又確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使農民生活安定。最重要的進步在於公平性。正因如此，農民更加積極，因為只要努力就會獲得回報。
《東周列國·春秋篇》管仲劇照
齊桓公即位十九年時，將徵收田賦改成以糧食代替，依照田地肥沃程度來決定稅收。兩年徵一次稅，收成最好那一年收十分之三，收成中等收十分之二，收成最差收十分之一，饑荒年則不收稅，等到饑荒緩解再徵收。
這個政策更加先進了，因為齊國切實地考慮到老百姓生活的情況，動態地來決定稅收。
《管子》雲：“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宊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兇旱，更所秎獲。”
管仲也很重視水利。開導流水，疏通田間的水溝，修築堤防，將水藏在水庫中不至於氾濫，確保雨水過多也不會影響穀物的收成，就算是雨水不足導致荒年，也有所收穫。
水利非常重要，它影響了農民的收成。農民全靠天吃飯，但天意難測，所以必須利用人力補足，因此水利的工作必須做得踏實，才可以保證農民的生活質量。
《東周列國·春秋篇》管仲劇照
不只是農業，管仲對於工商業也相當重視。
《管子》雲：“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市場設立三鄉，工廠設立三族，湖澤設立三虞，山林設立三衡。每一種區域都有官管理，加深政令實行的確實度。
管仲繼承由國家鑄幣的傳統，“設輕重九府”。國家壟斷貨幣鑄造的數量、質量、流通量，以此為打擊囤積、平抑物價、調節供求的手段，從而達到干預商業、增加國家稅收的目的。
我們可以看到管仲的主張，國家把握金融機構，利用金融的力量，以左右物價。物價高，政府應收縮貨幣，使物價跌落；物價低，乃散貨幣於市場，擴大其流通數量和速率，使物價上漲。高漲到某種程度，再收縮貨幣，使之下降，總使物價達到水平而止。
《東周列國·春秋篇》鮑叔牙劇照
水中魚鹽，山中林木、礦藏，都是發展工商業重要因素和條件。凡此自然資源，若操之百姓之手，則利益將歸於少數人，所以必須由國家管理，並設立嚴格的法律來維護。
齊國瀕臨大海，魚鹽資源豐富；城內還有礦產資源，特別是含鐵量高的礦山，這些都是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
管仲深知“山澤林鹽，國之寶也”，這些不得任由人民取得，必須由政府管制經營才可以，於是採取鹽鐵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措施，使國家掌握鹽鐵兩大富源，為齊國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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