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大早闺蜜玲玲就哭着给我打电话，说是和男朋友分手了，我很惊讶，他们都定好了明年的婚期，怎么突然就分手了呢？
听玲玲说完我才知道，是她妈要求男方在原来的彩礼上再加十万块，而理由却很可笑，仅仅是因为比玲玲小十二岁的弟弟想要参加艺考。
需要一大笔的考前辅导费，家里拿不出就想到了马上要嫁人的玲玲。
“真的，我现在就感觉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玲玲哭着对我说，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安慰她。
十二岁的玲玲听说家里要来新成员还挺开心，可妈妈反复强调让她什么事情都要让着弟弟，这让她很难过。
平时的委屈她都忍了，可现在自己的彩礼钱都要沦为弟弟的考试费，她实在不能接受。
于是哭着向她爸表态：“爸，我养你可以，养弟弟不行！”
结果就是她被赶出了家门，只能找我吐吐苦水。
关于姐姐到底有没有抚养弟弟的义务，在社会上的声音普遍有两种。
第一，根据我国的法律条款，抚养义务只存在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在普遍情况下，兄、姐与弟、妹之间没有直接的抚养义务。
第二，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讲究的是人情味。认为家里人再怎么样都是血浓于水，相互之间应该互相帮衬。
这两条看似泾渭分明的路，仔细一看关系又错综复杂。
网上呼声最高的是：谁生的就该谁养，和姐姐一点关系也没有，法律都说没有义务了。
这句话没错，可那是在普遍的情况之下，咱们婚姻法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简单点说，虽然姐姐对弟弟没有抚养的义务，可在父母过世的情况下有‘扶养’的义务，更要注意的是这个‘扶养义务’是双向的。
姐姐对弟弟有，弟弟对姐姐也有，前提都是要满足‘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条件。
在我将这条法律给玲玲看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忍不住叹气。
我天真是以为这种情况只是少数，且只发生在年龄相差较大的姐弟之中，上网查过之后才知道，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常见到为这类人还设置了个叫“伏弟魔”的专有名词。
甚至还有一句，“嫁男不嫁凤凰男，娶女不娶伏弟魔”在网络上流传。
这种现象里的代表人物一定要提当时大火的《欢乐颂》中的樊胜美。
明明是合租房里工资最高的一个却住着最小的房子，因为钱一分不剩全贴补给了家里，在她穷到吃不起饭的时候也要求她凑钱给自己的哥哥。
于是她流着泪说：“一个人的家庭，就是她的宿命。”
樊胜美选择了认命。
后来大热的《都挺好》中和樊胜美拥有同款家庭的苏明玉却不肯认命，在妈妈不给她学费的情况下就算和家里闹掰也要打工挣钱，她知道出路只能自己拼出来。
所以最后她成为了人人羡慕的“明总”。
从这些引起热议的话题和影视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迫付出的都是女性。
这就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重男轻女。
在老一辈的观念中，女儿早晚都会嫁人，成为那一盆‘泼出去的水’，可儿子会一直在身边陪着自己。
就是说，在儿子的身上付出的回报是可以看见的。
在《小欢喜》中海清就说出了这类家庭的心声：“他是我儿子，等我老了，他总不会不管我吧。”
这些话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
可爱的阿拉蕾三岁就开始走红毯参加综艺，四岁就吊着威压在大雨中表演。
小小年纪就这样辛苦，不是因为喜欢，而是有人告诉她：“弟弟还小，你要养弟弟。”
所以有很多女孩子长大之后没法从‘伏弟魔’中解脱出来，因为从小在这样的观念下浸染着，即使她们内心抗拒，也会认为是‘应该的’。
这在心理学上叫做习得性无助，意思是通过学习形成一种对现实无望又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
东野圭吾说：“谁都想生在好人家，可无法选择父母。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
总有人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即使身为女儿也受尽宠爱。
知乎上有个姑娘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特别受宠，在一次聚会中有亲戚说她爸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儿子。
她心里觉得亲戚在胡说，他们家一定是个例外，于是跑去问妈妈，一开始妈妈搪塞她，就算再有个儿子也是两个都爱的。
在姑娘的再三询问下，她妈终于说出了实话：“要是有个儿子，还是想把房子留给他，毕竟你以后要和跟老公走的。”
得到答案的姑娘很伤心，原来自己不是例外，只是个意外。
我们遇见了重男轻女的父母，遇见了无法摆脱的观念，我们要做到不认命，不服输。
要坚定自己的路，在父母提出无理要求时有底气的说不！
最后要谨记：我接受互相扶持的亲人，拒绝一味索取的魔鬼。即使你是生养我的父母，也不能决定我的未来，占有我的生活，更不能影响到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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