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風向
欧阳修够不够资格评价苏轼、苏辙、王安石？
先搞清这个问题，再来回答题主的提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从政方面，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高居名副其实的宰职高官。文学上，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后世公认的宋代文坛领袖。著名的散文家，题代表作品就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醉翁亭记》，他也是以散文革新方面的卓著贡献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还是宋代诗词大家，脍炙人口的诗词名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均是出自他的名篇。此外，他还是一代史学家，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
看过以上介绍，他评价苏轼等三人，资格不仅够，而且足够！
那么他是如何评价苏轼、苏辙、王安石三人的呢？
评苏轼。欧阳修虽然年长苏轼三十岁，他与苏轼之间纠葛最多，他们既有师门之名，又有文友之谊。欧阳修对苏轼评价最出名也是最经典的是：“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对苏东坡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该评价来源于一个很有趣的传说。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担任这一年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考卷收上来后，负责点检卷子的梅尧臣发现其中一篇十分精彩，特意挑出让欧阳修看。欧阳修读后，果然眼放异彩，想排为第一，但他那时对苏轼的才学还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恰好他的弟子曾巩也是这次考试的考生，于是他推测这篇文章可能是曾巩写的，于是他想，如果是曾巩写的，他又作为主考官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岂不是“徇私情”嘛，因怕人闲话，为了避嫌他将此文列为第二名。谁知最后结果一揭晓，欧阳修傻了，原来这篇本该排名第一的文章是苏轼的考卷，他把人家苏轼活生生的给“坑”成了第二名！
评苏辙。相比而言，文学造诣方面，苏辙比他的兄弟苏轼名气小很多，苏辙政治上做官做得却远超苏轼。历史上，暂没有查到欧阳修对苏辙有过什么代表性的评价。
评王安石。王安石跟苏轼一样，是宋代文坛上的大牛人，他俩人是当时文坛上欧阳修最为欣赏的两个人，又同为欧阳修的门生。与苏轼不同的是，王安石与欧阳修似乎又多了一份“爱恨情仇”。原因是王安石身为当朝宰相倡导变法，而司马光、欧阳修反对变法，政见不同，时有争斗。但在文学上和师门之谊方面，两人又惺惺相惜。欧阳修对王安石有“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的评价，可见认同度有多高。相传，1056年的一天，欧阳修终于同王安石有了会面的机会，两个文豪相谈甚欢，惺惺相惜。而在聚会之后，欧阳修写下《赠王介甫》一诗，送给王安石。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欧阳修这首诗中充满了对王安石的才华赞赏之意，并将王安石引为知音，“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中还寄于了对王安石的厚望。而王安石拜读了这位文坛前辈赠诗，自然也是有所感触的，于是便写下了《回赠奉酬永叔见赠》一诗，送给欧阳修。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不过，当欧阳修读到王安石回赠的诗后，噗嗤一下笑了：“王介甫误解我用的典故了，‘吏部文章二百年’，我指的是谢朓（南朝诗人，曾任尚书吏部郎，故称谢吏部），沈约曾与之书，称赞他的诗二百年来无此作也。如果是韩愈，在时间上来说，迄今何止二百年？”
王安石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哈哈大笑道：“欧阳公读书不多啊！”。你看，文豪之间，连斗个嘴都这么高大上，我们就敬仰吧！
钥匙扣和小纽扣儿
欧阳修怎样评价苏轼、苏辙、王安石三人？
一、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这三人的一些情况，欧阳修的年纪比王安石大，王安石年纪比苏轼大，苏轼和苏辙差不多大，苏轼和苏辙是二兄弟。
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和苏辙。
二、欧阳修非常欣赏王安石的作品和才华，并且他们关系还很不错。根据一些野史记载，欧阳修在很多公开场合，大赞王安石的品德和文采诗句，欧阳修还提诗句：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这守诗足已体现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才华赏识非同一般。
后面王安石为了感谢欧阳修，也写诗回赠欧阳修。就是这首《回赠奉酬永叔见赠》诗，赠给欧阳修。诗云：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可见王安石和欧阳修之前的情谊是多么深厚，互相之间充满了敬意。
三、再来看看欧阳修如何评价苏轼和苏辙的，欧阳修是苏轼和苏辙的主考老师，也是主考官。苏轼和苏辙是二兄弟，苏轼是哥，苏辙是弟。欧阳修在录取他们后，看到了苏轼和苏辙写的文章，赞不绝口，欧阳修尤其对苏轼，更是欣赏，苏轼中进士时，写的文章令欧阳修钦佩不已，最后决定录取苏轼为第一名。
就这样，按照当时的礼节和规定，考中的人是要拜主考官为老师的，当时苏轼和苏辙同时考中，于是他们都要拜欧阳修为老师，也可以说，苏轼苏辙二兄弟是与欧阳修是师生关系。
欧阳修对苏轼的品德和才华非常的欣赏，也曾多次教导苏轼，苏轼为了感恩欧阳修，用自己的文采和金笔，写下了欧阳修作品《醉翁亭记》，仿佛用他特有的方式，让天下之人见证他们这段忘年之交。
欧阳修（紫衣）王安石（黄衣） 苏轼（白衣）
功德无量
欧阳修大王安石十四岁，大苏轼三十岁，大苏辙三十二岁。
苏轼和苏辙算是欧阳修的门生，而王安石得到过欧阳修的推荐。
景祐四年，王安石以文会友认识了曾巩，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他把王安石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后赞叹不已。欧阳修爱才，特别喜欢文章写得好的人，后来还是忍不住给王安石写了一首赞美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欧阳修这样评价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欧阳修还多次推荐过王安石。他曾推荐王安石为谏官，但王安石以祖母年事已高推辞掉了；后来他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欧阳修这样做并无私心，完全是爱才、惜才，就如他后来遇到苏轼、苏辙一样。
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他提倡平实文风，文章要言之有物。这次考试注定不平凡，我们看看都有哪些人上榜：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大咖，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在阅卷时，发现其中一人的文章写得极好，他以为是曾巩的，自己的学生如果给第一名的话恐怕引来非议，于是给了第二名。后来试卷拆封他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苏轼写的，这也成为后来口耳相传的一段佳话。欧阳修对苏轼的文章极为赞赏，他这样评价苏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后来他尽力提携苏轼，还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上的人可能不再提起我，但一定会提起苏轼！
《宋稗类钞》中记载：“东坡诗文落笔輙为人诵，每一篇到，欧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其子棐论文，因及东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这是对苏轼很高的评价，事实也证明欧阳修的眼光很准。
再来看苏辙。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跟哥哥一起于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名登五甲。苏辙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欧阳修如何评价苏辙的不得而知，相关的记载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欧阳修同样认可苏辙的文章。
金牛道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佑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佑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佑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佑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佑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佑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佑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编辑本段]曾巩(1019-1083)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与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