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南北方便竞争不断，无论是在哪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南北方的差异以及两地暗自角逐的影子。

在明朝初年，就发生过一起关于科举考试的南北方之争。

考试自古就是一大热点，考试公平难以把握，平衡难以保持。无论是地域还是身份方面的差距，都可能影响考试的结果，考试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它受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在不公平中又保持着相对公平。当科考遇到南北差异，势必会引起巨大的化学反应，长久存在的矛盾也会被激起。

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属古代科场最大的案件之一的明朝南北榜事件，也就是刘三吾舞弊案。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位后，励精图治。明朝从洪武13年开始的胡惟庸案到洪武26年的蓝玉案，无数官员落马，牵连甚广。在这些案件中，朱元璋这位劳动模范为保证朱氏王朝王位的稳定，不断为后代排除异己，将一批有勇有谋的开国功臣屠杀殆尽，使得朝中人才缺失，朝中政局紧张，人心惶惶。

在这复杂而压抑的气氛中，洪武三十年也就是1397年，三年一度的会试即将开始举行。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九次科举考试。

2月，热闹的礼部会试在南京正式举行。这场考试势必要为朝廷补充上新鲜的血液，对朝中政局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他煞费苦心地从众多官员中挑选，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选定由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来担任考官主持丁丑科殿试。作为主考官的刘三吾是当代大儒，已85岁高龄，他的祖父、父亲皆为元末知名文人，他曾是元朝旧臣，任靖江道的儒学副提举，处理教育方面的相关事宜，相当于现在桂林市的教育局副局长，明朝建立后归顺朝廷，多有建树，学识渊博，为人慷慨坦荡，内无城府。他甚得朱元璋的宠信，选定刘三吾也代表了皇帝对这场考试的重视程度。

这次考试，学子们等待已久，经历了层层选拔，筛选出的都是地方上的精英人才，鹿死谁手难以猜测。经过一个月的审阅，考官们最终对外公开张榜。

放榜后不久，一场风暴来临了。

原来，人们发现杏榜上从第1名到第51名皆为南方人，竟无一位榜上有名的北方人,如此结果在历史上确为罕见，实在难以服众,引起了天下学子的非议。尤其是连主考官刘三吾和副考官白信蹈以及其他考官都是南方人，这使得北方考生更加确信这场考试是有猫腻的，觉得这是刘三吾有意提拔自己的同乡而做的手脚，考官们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刘三吾首当其冲。

北方学子纷纷群聚在酒馆、茶楼和客栈，指责恩科取仕不公。有的甚至愤怒地上前撕掉皇榜，到礼部门口击鼓鸣冤。北方学子联名上书，举报主考官偏私南方，认为朝廷搞地域歧视。糟糕的事态不断扩大，已经威胁到了朝廷的尊严，恐要激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威胁中央集权。朱元璋大怒，决定彻查此事，组织臣下张信等十二人进行复阅，并召来刘三吾询问。刘三吾答道：这样的结果实属正常，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对北方进行了摧残，北方文人很难好好读书，他们的文章不如南方学子也不无道理。

但朱元璋并不想要这样的回答，他不需要别人来解释原因，而是需要有人来解决问题。当务之急应是解决北方学子闹事的问题。他给了刘三吾机会，旁敲侧击地提醒他应该为北方学士添加名额，但刘三吾并没有接得住茬，而是大讲科举的严肃性、重要性。无奈的朱元璋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张信等人的身上，朱元璋亲自主持复审，将全部考官停职，这一举动无疑使北方学子降下了火气，而朱元璋任命张信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一来张信是定海人，若他能纠正"错误"，则对南北方都有一个交代，二来张信还是前科状元，他的存在能使复审结果更具有权威性。最关键的一点是张信只有20余岁，头脑比较灵活，应该不像刘老那样固执，不懂迎合。

4月13日，皇帝和臣子们齐聚一堂，听审复阅结果。张信十分严肃地报告说：我查阅北方学子的试卷，发现这几份为其中翘楚，文句通顺。这样说听起来是张信终于发现了"错误"，但没等皇帝松下一口气，张信继续说道：这几份试卷中，第1名当为韩克忠，但相较于在榜的51名南方举子，韩克忠只能排52名。事实证明经复阅后呈上的北方卷子多文理不通，并有叛逆之言、犯禁之语，确实连在榜的南方学子的最后一名都不如。这个答复使朝中北方籍的大臣十分不满，觉得这样是在讽刺他们北方人学识低下，局面更加失控。

明朝刚刚平定北方不久，朱元璋需要北方的民心，他并不想因此使得北方再次陷入混乱。正在此时，有人进言说：刘三吾和白信蹈他们是故意将这等鄙陋粗俗的卷子挑出来让大家查阅。朱元璋顺势而为，判定翰林院官员互相包庇，会试和复审都搞暗箱操作。他把相关人员通通下狱，在明朝完备的刑罚体系下，他收获了600人对科场舞弊罪行的签字画押。

于是朱元璋对相关官员进行了严厉处罚，将状元罢免，考官中除刘三吾因皇帝念及其年事已高，并为朝廷做过诸多贡献，被判处流放，张信、白信蹈等考官和复审官员皆被判处死罪。这场考试发生在春季，杏榜可称为春榜，又因榜上全部都是南方人而称被为南榜。从刘三吾会试后反思"纠错"到张信复审，朱元璋平息南北矛盾的心思无一实现。

朱元璋只好在六月重新举办了会试，扩大录取名额，结果在榜者六十二人，皆为北方人。大臣们也许是看明白了皇上的态度和想法，无一反对。人们噤若寒蝉，再无说法。

因在夏季，这个榜单也就称为夏榜，因在榜者全是北方人，又可称为北榜，故此次事件总称为南北榜事件，又可称为春夏榜事件。

就我自身认为，南榜是客观真实的。从事件发酵到审查，从未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刘三吾等人的舞弊，而后面数百人的签字画押只能说是屈打成招，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更何况在明朝严格的考试监察体制下，作弊难如登天。

从出题内容要求来看，朱元璋倡导八股文，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使考官们有一个明确的评卷标准，体现科举的公平公正。从考官来看，洪武朝中人皆知主考官刘三吾的人品，他为人清廉、坦荡诚实，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朱元璋的任命也反映了对他的信任。况且他虽与在榜考生皆是南方人，但又非同县，何谈同乡之谊？而贪污受贿更非他所为。而且在亲眼见到许多大臣因莫须有之罪被株连九族，他又何必顶风作案，为帮助考生作弊而触犯皇帝呢？

另一方面，教育水平与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着必然的联系。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击打出耀眼的火花，两者势必有所损伤。正如刘三吾所说：身处元朝蒙古人的野蛮统治下，北方文化已经遭到破坏，并受其影响。

有言道：将相之才，将出于北，相出于南。可见北方尚武，而南方尚文。北方多战乱，明初元朝的残存势力仍在北方兴风作浪，为祸百姓，北方民生凋敝，而南方百姓安居乐业，营造出一派祥和的气氛，南方学而优则仕的氛围明显比北方更浓。

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早在东晋南朝就打下了基础，江南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后来北方战乱，大量北方居民迁移向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两宋时期，北方依旧战乱不断，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到了明朝，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不断巩固。在这个过程中，人才教育方面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南方的教育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南榜的结果虽然出人意料，但合乎情理。

就此看来，虽然考试过程和结果是公正的，但地域环境却是一个不公平的因素。

早在宋朝就有地域歧视的传统，北宋宰相寇准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但他在面对南北问题时就明显偏私于北方。

有一年的状元是南方人，寇准反对并直接将其名字划去，直截了当地向同僚表达了自己重北轻南的思想，后来当朝皇帝反对，寇准等支持北方的大臣就拉出太祖的话进行反驳，朝中上下反南情绪高涨，皇帝也无可奈何。

然而刘三吾就没有寇准那么幸运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长久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南方柔美、北方刚强的性格。南榜一出，粗犷的北方人就闹得天翻地覆。若榜单中是清一色的北方人，南方人则顶多发发牢骚，写信反对，并不会这么大张旗鼓。而且当时的朱元璋急于打压江南地主，政治倾向于北方，刘三吾又如何能够辩赢。

至于皇帝为何独独对他手下留情，不仅有上面说到的原因，还因为他之前解释南榜原因时，顾忌皇帝，用那样的回答，将责任全部推到前朝，给朱元璋留下了很大的面子。蒙元摧残是事实的一部分，但更直接的其实是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大案，尤其是蓝玉案，蓝玉的主要战场是在北方，他的下属多为北方人，蓝玉案中被杀者15,000多人也多为北方人。北方经济也因此被搞垮，精英人才也被屠杀殆尽。这才是北方落后的一大原因。

在非常时期，科举结果将直接影响政局，谁对谁错其实并不重要，国家总体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算不得什么。对于真相，朱元璋心知肚明，但为了社会稳定，为了这场动乱不动摇国家根基，只能抛弃渺小的臣子。

他需要的并不是公平，也不是真实，而是一个服众的理由，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起南方学子本就答的比北方学子优秀这个事实，落第学子更愿意相信科场舞弊是真实，而知情的当权者当然会弃车保帅，而其他人也会指鹿为马，将无辜的负责人推出来去承担社会舆论带来的压力，众口铄金，假作真时真亦假，将是改为非，不仅合乎落第考生的心愿，也助皇帝打击了江南势力，拉拢人心。

若能够使权力两端都满意的话，那巧合也就变作了命运对刘三吾一众考官的残忍。

朝廷选官本就是为统治阶层服务，并不是纯粹地选拔读书人去当官，其根本目的是为朝廷做事。科举本身打通了社会各阶层间的藩篱，使彼此之间相互流动，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录取作为最终的关键环节，要考虑到不同区域的政治平衡，由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要做到上通下达，那么录取也要做到体现民意。封建社会并不代表着皇帝一人独大，执政者和行政者的地位是百姓推崇出来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刘三吾等人就是因与朝廷需要和百姓需求相悖而被推翻的舟。

南北榜事件反映了国家统一下南北平衡的政治要求。朱元璋也得以在此次事件中成功打压了江南地主。在南北榜事件发生后，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朱明王朝进行了科举考试上的一大改革。不再进行全国统考，而是分南、北、中三卷录取进士，相当于今天高考的全国一、二、三卷。

明朝中期，甚至进化成了南、北、中三榜，根据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划分为南榜55%，北榜35%，中榜10%的贡生录取人数比例。朝廷在不同地域对当地考生进行排名，然后选出贡生，再统一参加殿试。这一创新充分考虑了地域差异。使每个地区的考生都有机会担任官职，每个地方的民意都能有所传达。

北方考生当官的名额增多，使北方治学的氛围加强，提高了落后地区学子们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加强明朝的文化统治，保证国家的统一，惠及边疆地区。明朝的改革为今天的考试制度也作出了贡献，为高考制度提供典例借鉴。

总结:

南北榜事件就概率而言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它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在历史进程中，难免会产生地域上的差异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

偶然性是指南方学子榜单上100%的比例的发生可能性，但低概率不代表不会发生。

必然性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综合导致了南盛北衰的局面并最终指向了南榜出现的结果。

北榜是皇帝调停矛盾的工具，而相关官员及南榜考生都成了朱元璋巴结北方的牺牲品，最大的赢家始终是朱元璋，也只能是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