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自然史是從漁獵—畜牧—農耕—商業，現在的商業貿易社會的發展中，不斷改變的財富、文明、道德、法律，需要的是“自然的智慧”和“國家的智慧”，亞當斯密從歐洲歷史革命中分析得到了些結論，看看《國富論》是怎麼分析政治與經濟。（篇幅長，請耐心讀完）
革命與時代
亞當·斯密出生於一七二三年，卒於一七九〇年。他生活在一個革命時代。“革命”既是在世界史意義上對時代精神的描述，也是斯密對社會結構、政治危機的體會和判斷。斯密注意到，自羅馬帝國衰亡以後，歐洲可謂滄海桑田。商業和自治市的興起已經掏空了封建領主的權力，“舊制度”不再具有賴以維繫的社會基礎，社會的總體精神亦為之一變。儘管此乃社會機體在時間之河中自然生長所致，但斯密仍然將其稱為“革命”。“大領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勞，終於把這次革命逐漸完成了，但他們對於這次革命，卻既不瞭解，亦未預見。”貿易和製造業為封建領主帶來“鑽石紐扣”之類的精美器具和物件，價格高昂且能為其一人享受。於是，地租為此傾囊而盡，再也不能維持眾多的依附者，領主的權威因此喪失。商業和製造業興盛起來，進而反哺農村。貿易像風一樣化育了社會，逐漸瓦解了野蠻的法律和習俗，人們獲得了秩序、安全和自由。這是斯密在《國富論》第三卷展現的歐洲社會自然史：由野蠻而文明的歷程並非人們有意為之，實屬自然之功。
英國雖已經歷了政體意義上的革命，砍下過國王的頭顱，但政體的一朝改變並不能一勞永逸地使不列顛的自由正義確保無虞，也難以令其國祚永昌。社會層面的運動就像不斷湧動的海濤，政治的航船無論具備如何精美的構造，若是不能分辨洋流的走向，不知如何識別並躲避暗礁，它也將葬身於狂瀾巨浪之中。海洋雖多兇險，但有其自然法則，航海者只要認識並利用之即可乘風破浪，征服海洋。所以，主權者當頒佈合於社會機理的法律，守真務本，方能令國運不墜。論及法律與帝國命運時，斯密曾言：“各帝國雖與一切其他人為的事物相同，其命運有時而盡，但它們卻總圖謀永遠存在。所以，帝國的任何制度，被認為應與帝國本身同樣永久，都不但求其便利於某些情形，而且當求其便利於一切情形。換言之，制度不應求其適合於過渡的、一時的或偶然的情形，而應求其適合於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變的情況。”這些“必然且不變的情況”即為社會的生命原理和自然法。財富之發展、文明之化育，甚至公民德性之養成皆以此為基礎。法律、制度亦應依自然之理來照管、培植社會的健康與活力，而不能憑某一私人的嫉妒心或某一特殊階層的意志。
斯密對財富、文明、道德之原理思考得越深，對政治體命運所依存的“自然智慧”體認得越深，其危機感便越發強烈。英帝國早已身染沉痾，若不能得到及時醫治，其繁榮、自由、正義都會被疾病一一吞噬。若此，革命、動亂和荒蕪便是帝國最終的歸宿。
斯密將不列顛和英帝國的疾患診斷為“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重商主義並非推崇一切商業，而僅僅推崇某些特殊的商業類型，尤其是對外貿易中的遠洋貿易。商人們建構起一套話語，以此俘獲君主的權力與意志，對國民經濟（包括商業）予以全方位的干預。依據斯密的分析，如果我們把這套話語像洋蔥一樣一層層剝離開來，其核心便是對財富的貨幣化理解。我們也會看到，緊緊包裹住這個內核的仍有兩層：歐洲諸國在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戰爭狀態”，以及對海外社會的“黃金國”想象。正因為此，重商主義理論家才會將“戰爭”視為國家追逐金銀的正當性因由。當我們如此解剖這個“洋蔥”之後，其思想結構便需要重新加以組織。其思想內核其實是“戰爭”，是君主間彼此的嫉妒。“嫉妒”主宰了政治家對財富的理解，主宰了商業，也主宰了國家行為。商人則乘機利用這“嫉妒”，從而綁架君主與國家，來獲得貿易中的獨佔地位和巨大利潤。更重要的是，君主和商人在無意識中的“合謀”使財富偏離了生命和生活的本真原則，必然也使相應的法律、政策體系違背自然，違背社會的機理和生命原則。
“貿易的嫉妒”驅策著君主們競相追逐金銀，甚至在海外開疆拓土，打造殖民帝國。非理性的動機、對財富本質的扭曲也使龐大且繁雜的法律體系破壞了社會機體內部的自然平衡，損毀其自然健康與活力。龐大的殖民體系給不列顛帶來了帝國的虛榮，但並未帶來切實的利益，反而使整個國民經濟變得特別脆弱。其時美洲動亂，令母國恐懼異常，不惜點燃戰火，以維持其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然而，殖民地戰爭又耗費巨大，政府不得不大舉借債，增加賦稅，從而進一步損害社會與國民經濟之基礎。斯密因此感慨，“帝國”只不過是一個想象，是一個遠未完成的計劃。為此計劃，人民徒增負擔，卻未獲得切實利益。
“帝國想象”對國民經濟、社會機體健康的破壞尚非最嚴重的問題。重商主義精神內在的不義才是最大最緊迫的危機。在此精神的推動下，打造帝國的目的只為造就一個“顧客之國”——母國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商品市場。母國既為此精神吞沒，便也徹底淪為一“商人之國”。其政策和法律喪失了原本該有的公共性，為商人的意志和利益捕獲。於是，君主的無知、愚昧，商人的貪婪、欺詐彼此糾纏，一同犧牲了其他各階層的利益，並將帝國的重負、限制貿易所帶來的稅收負擔轉移到人民頭上，帶來極大的壓迫與剝削。此外，法律的不義使其變得殘暴、嚴苛，英人引以為傲的自由傳統也隨之傾覆。為了避免技術外流，勞動者的人身亦受到極大限制。在繁雜的重商主義法律體系中，此類不義與苛政不勝枚舉。斯密對此厲聲痛斥，稱此類法律 “像德拉科的法律一樣”，乃是“用鮮血寫就”。
“鮮血”是革命的意象。重商主義法律意味著強者對弱者的剝奪、壓迫。有錢有勢的商人與貧弱的勞動者處於對立的兩端，亦處於潛在的戰爭狀態。此弊端不除，潛在的戰爭狀態很可能會成為現實的動亂。美洲殖民地與母國的戰爭之間便是最好的例證——在重商主義的邏輯下，殖民地與母國的關係可等同於商人階層與勞動者階層的關係。英帝國與不列顛都身染沉痾，若不及時救治，它們將會被不義、暴戾，甚至戰火吞噬。斯密曾言：“沒有仁慈，社會尚可維持，儘管並非處於一種最為舒適的狀態。不義（injustice）橫行，則會將它徹底摧毀。
”英國已然在重商主義盛世中孕育了自我毀滅的種子。正因如此，斯密對經濟事務的思考才會在其“立法者科學”中佔據如此核心的地位。根據基歐漢（Keohane）考證，“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這一術語乃由路易十四時代的蒙克萊田創造。即便對斯密而言，政治經濟學仍為一新生的學問。在西方古典學術傳統中，“經濟”與“政治”分屬兩個不同的層次。經濟學不過是齊家之道，致力於家財管理，滿足人的生理需求。政治學則是城邦的學問，致力於實現正義、德性與自由。政治學無疑更為高貴，經濟學應受其統御。亞里士多德藉此道出的，實為一理論上的理想類型。在正義有序的城邦中，經濟事務安於自身的位置，遵循其法則，並不會對城邦制度及存亡造成衝擊。此時，經濟事務自然處於相對不太重要、服從的地位。但是，倘若政治體處於危機之中，經濟處於一種失序無義狀態，可能撕裂城邦、國家或帝國時，經濟必然成為最緊要的政治問題。如何使經濟秩序重歸於正義？這一問題關係政治體的存亡，同時需要自然和立法者的智慧（或國家的智慧）。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探求正義和理想政制的方式便是遵循如此邏輯。城邦因經濟沒有節制而患病發燒，走向不義與戰爭。“發燒的城邦”如何重返健康？城邦的“正義”便在對此問題的不斷追問中浮現。
《國富論》雖然圍繞財富、分工等經濟問題展開，但其核心卻是“正義”。重商主義時代無異於經濟上的“戰國時代”。歐洲列強對海洋和殖民地的爭奪，對殖民地的奴役與屠殺便是其戰國特性最激烈的體現。斯密究其根由，發現世界市場上爭霸的諸侯實為綁架了國家意志的商人。在國內，商人與其他階層，尤其是勞動者亦處在一種潛在的戰爭狀態下。斯密著述《國富論》的用心，既是為英國立法，勸勉主權者馴服資本，恢復正義， 也是為時代立法，期待歐洲走出戰國時代，重塑帝國之未來。所以，我們要真正理解斯密的用心，便要理解其正義理論和道德哲學。
革命與學問
斯密傳記的作者約翰·雷認為，法國大革命一度阻礙了斯密學說的傳播。大革命造成的恐慌使人們難以區分法蘭西原則和斯密的主張。“人們認為自由貿易理論具有革命傾向”，甚至“僅僅政治經濟學的名字就讓人們感到恐慌”。此種觀點源自對斯密學說的抽象理解：將其政治經濟學簡單化、教條化為絕對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則。如是，其學說的歷史意識、學理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便被徹底拋棄，變得粗暴而激進。如此理解會對學問和思想帶來致命的傷害：在因革命產生的恐慌中，它會因想象出來的“革命性”遭到拒斥，無法得到更深入確切的理解；在平時，此種誤讀則很可能促發真正的革命行為。時至今日，人們依然習慣將斯密與法國的重農學派混為一談，卻無視他對魁奈的批判。
魁奈通過“經濟表”描述出在“最完全自由狀態”（同時也是最繁榮的狀態）下各階層的財富分配方式，並認為任何對此狀態的偏離都會損害國民經濟。國家的使命便是護持這種“最完全的自由”。在魁奈的學說裡，自由和正義具有非常積極且確切的面相。他描畫出了一個非常具體且細緻的關係圖譜，政治家亦因此擁有了具體的立法指南。考慮到柯爾貝設計的重商主義政策對法國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魁奈的一大用心又在批判並糾正重商主義之錯誤，那麼重農學派對“完全自由”的追求便具有了激進的革命傾向。斯密亦認為其學說“矯枉過正”，並忽視了“自然的智慧”。
重農學派雖奉自然法為圭臬，卻將自然的力量放置一旁，以人為的法律取而代之。它力圖通過政治的力量使法國社會快速實現完全自由、正義的狀態。這一做法無疑是激進且暴烈的。斯密洞見到其學說背後的危險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預見了法國革命的到來。
就此而言，斯密與重農學派在精神氣質上大為不同。斯密思想的底色是對“自然智慧”的信仰，以及對人為理性的懷疑和警惕。在其筆下，史上的君王多受偏見、“系統精神”主宰，屢屢犯下愚行，危害社會不淺。其思想因此透露出濃厚的保守色彩。斯密的正義理論道出了國家必須堅守住的底線、基本義務，卻從未像重農學派那樣去勾畫社會理想藍圖。
依據斯密的道德哲學，正義是一種特殊的德性。斯密將其稱為“消極德性”（negative virtue），因為正義不在於積極為善，而在於消極的守成，在於不做危害他人之事。一個人只要不去危害他人，即便他什麼也不做，他也可以是正義的。正義又像文法法則一樣確切，可以得到準確的識別、認知；因而可以在國家法律中得到清晰的呈現。對於社會秩序而言，正義是最根本的基石，缺之便會導致整個社會大廈的崩解坍塌。在斯密論及的諸多德性裡，正義也是唯一需要強力加以施行的德性，一旦拂逆必遭懲戒。
斯密對正義的論述道出其國家理論的精義。國之強力旨在守衛、維持正義，使社會、個人不遭侵犯，使正義依賴的人心和情感秩序保持健康。國之義務便不外國防、司法，以及包括教育在內的公共項目。斯密所謂的正義是交互正義，體現的是社會體之間和個體之間的契約關係。他對秩序的思索亦是從個人的情感機制及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出發。在此種邏輯下，單獨的個體，而非整體的社會結構才是政治秩序的起點。政治秩序會因此呈現出一段生成演化的歷史，在文明和社會自然史的維度上得以鋪展。在本質上，斯密的政治哲學是一種法學理論：只要法律正確，文明和政治理想便是一個可期待的未來。斯密對正義、法律“消極”面向的強調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政體”形式的重要性，也重新定義了“共和精神”的含義。
他的政治經濟學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共和自由並非寓於某一種特定的政體之中，而是寓於主權者對社會機理的認知，及其對社會自然秩序的守護、照管之中；寓於正義的法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國富論》是一部“君王寶鑑”式的作品。它力圖揭示社會的內在機理和自然法則，從而激發主權者的公共精神，並在其胸中植入對自然智慧的信仰。
斯密從未像魁奈一樣描摹某種合於比例原則的社會關係結構，也從未刻畫某種理想的政體結構。他雖大力批判重商主義的錯謬與不義，卻從不認為國家應該使用強力來實現完全正義、自由的理想。《國富論》第三卷的歷史敘述提醒我們，自然具有糾正愚昧和野蠻，敦風化俗的力量。他對魁奈的批評也提醒我們，神意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植入了秩序的種子。國家和立法者需要喚起自己的公共精神，免遭私利綁架以行不義。國家就像一個園丁，他只要守住社會的根基，按照自然之理來照管即可。對於文明和理想秩序的未來，他唯有等待，也可以等待。他感知到革命的危機，並呼喚自然智慧來馴服這危機。
保衛文明：革命與“國家的智慧”
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三次大革命（revolution）：馬其頓軍隊征服希臘各共和國及波斯帝國、迦太基的沒落與羅馬的興起、羅馬帝國的衰亡。鑑古知今，斯密對歷史上諸帝國的命運懷著極大的關切。希臘、波斯、迦太基與羅馬都曾經放射出耀眼的文明光輝，他試圖剖析這些共和國或帝國興衰的因由，從而獲悉文明的生命原理以及保衛文明的“國家智慧”。他為此深入到文明的血肉之中，洞悉其構成、運動及精神。
斯密關於這三大革命的分析，旨在論證常備軍對文明社會（尤其是商業社會）的重要性。在他看來，社會的自然史可以分為漁獵、畜牧、農耕和商業四個階段。它們雖然有共同的人性基礎，並同由勞動分工不斷深入孕生而來，但是，在不同的文明階段，它們又具有不同的社會條件、生命品格，從而需要國家予以區別對待。比如，在前三個階段，人們能從生產方式中習得戰爭技藝，國家無須耗用專門費用來訓練戰士；人們在閒暇時段作戰也不會影響生產，戰爭帶來的損失相對較小。所以，民兵便足以滿足防衛的需要。對這些社會而言，戰鬥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功能。
但是，在商業社會中，防衛卻需要“國家的智慧”。由於製造業的進步，居民大部分為技工或製造業者，分工鏈條拉遠了生產者與戰士之間的距離。勞動者的生計全憑一己之勞動，也使人們總是行色匆匆，少有閒暇。勞動者若要為了防禦從事軍事訓練，他就必須放棄賴以為生的工作，從而遭受損失。再加上戰爭技術的進步，戰爭耗費也隨之極大增加。國家必須發放軍餉，組織常備軍，專門從事軍事訓練和作戰。
文明社會的防衛亟需士兵職業專門化，使之與生產性職業徹底分開。常備軍無法由社會成員出於個人考慮生成，只能藉由立法者的“國家智慧”方能建立。立法者必須洞察社會的總體精神及其構成，瞭解每一環節的性格與影響；他必須洞曉社會條件與民情，從而制定出合於其生命原則的法律。常備軍既合於商業社會的職業化原則，也致力於保護其職業分工體系。羅馬君主對商業社會內在機理的忽視，拆解其常備軍，終致軍隊腐化，令帝國蹂躪於日耳曼蠻族的鐵蹄之下。
戴克裡先大帝或君士坦丁大帝將屯駐邊境的常備軍召回內地，將大軍團分化為小部隊，散駐各省的都市。“軍隊常川駐在商業及製造業都市，兵士們自身就漸漸變成了商人、技工或製造業者。市民的性質，於是漸漸超過軍士的性質而佔優勢。這樣一來，羅馬的常備軍，就逐漸頹廢了，成為腐敗、疏忽、無訓練的民兵。後來日耳曼和塞西亞民兵入侵，西羅馬帝國就抵擋不住了。”商業會腐化尚武精神，敗壞軍隊的技能與紀律，此乃工商業生產的本性使然。為了保衛文明，令其不受野蠻之侵犯，國家必須讓軍隊從生產環節中獨立出來，進行職業化的專門訓練。常備軍實為文明社會自我保存之需要。這一政治智慧乃是源自對社會自然機理的把握和認識。羅馬帝國皇帝犯下的第二個錯誤在於他們輕視了遊牧部落的戰鬥力，及其特有的危險性。他們對社會機理和民情的忽視使之無法認識自我和敵人。君主一己之偏見、愚昧葬送了帝國，也傷害了文明。
羅馬帝國的衰亡是理解《國富論》的樞軸之一。在這三大革命裡，它在時間上是離斯密最近的一次，對其時代有直接影響。《國富論》第三卷亦將其當成關鍵節點，敘述了歐洲在這次“巨大革命”（so great a revolution）後，歷經“幾世紀的混亂”，恢復秩序和文明的曲折歷程。這段歷史敘述展示自然的智慧與功業：文明突破野蠻的習俗和壓迫性的法律頑強成長，這許多個世紀的漫長軌跡正是追蹤社會自然機理的線索。所以，斯密藉以行其“君王之鑑”。帝國衰亡之因由足以勸勉君主（政治家或立法者）重視民情及社會自身的生命原則；帝國衰亡後的歐洲復興史則為此生命機理、自然智慧提供一個歷史圖譜。
關於君主（政治家或立法者）與自然的關係，斯密曾有一個很好的比喻。“在社會的巨大棋盤上，每一個棋子都有其自身的移動原則，完全不同於立法者可能選擇強迫他接受的那個原則。如果兩個原則的移動方向碰巧一致，人類社會這個大棋局（the game of human society）將會和諧順暢，並很可能是一盤快樂成功的棋；但是，如果它們相反或是不同，棋局就會變得悽慘，社會也將陷入最大程度的無序。”智慧的君主知曉棋理，知道如何順應棋子自身的行動原則，將棋局引向成功。盲目、愚昧的君主才會拂逆自然之道，使社會陷入無序，令文明為革命摧毀。
斯密所有的歷史論述都有其道德教化意義。他致力於闡述文明、社會的自然之理，致力於勸說對自然智慧的信仰，致力於教授“立法者的科學”。“國家智慧”的基礎是對自然智慧的認知，不洞悉自然便不懂得如何保衛文明。
在危機的時代，斯密呼喚一個像梭倫一般的立法者，他既知道如何堅守正義，又知道如何照管社會，從而避免像大革命中的法國一樣，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當他無法建立正確的體制時，他將不會以改良錯誤的體制為恥，反而會像梭倫那樣，當他無法建立最好的法律體系時，他將致力於建立他的國人所能容納的最好的法律體系。
斯密的學說既有自然法理學較為理想主義的一面，又有史學現實主義的一面。我們要理解他的思想，既要進入其義理結構，窺其思想全貌；又要進入他的時代，理解其歷史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文明的憂思。如此，我們便可感受到，學問並不是故去的僵硬教條，而是有生命、有溫度、有力量的活潑潑的精神。這種精神歷久彌新。
閱讀更多 大春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