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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四十年前，日後成為諾貝爾文學家得主的君特·格拉斯對中國讀者來說還非常陌生。他應德國歌德學院之邀偕夫人首次訪問中國，在北京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做講座並朗讀新作《比目魚》，和冰心、王蒙、白樺、柯巖等中國作家在大使書房進行交流。此外，他還在使館內舉辦了個人畫展，但應邀去看畫展的中國文化界人士，在當時很可能對這位德國作家一無所知。
如今，隨著1980年根據格拉斯的小說《鐵皮鼓》改編的電影獲得奧斯卡獎、他的作品陸續引進出版，加之他於1999年獲諾獎，格拉斯在中國的影響與日俱增。8月22日，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舉行的2019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宣佈，該社將陸續推出新版《格拉斯文集》。該社還將推出由德語文學翻譯家、資深版權代理蔡鴻君選編的《格拉斯讀本》，收入格拉斯的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和部分美術作品。
電影《鐵皮鼓》海報
01
撫今追昔，作為曾經“離格拉斯最近的中國人”，蔡鴻君感慨萬千。格拉斯於1979年9月訪問中國時，蔡鴻君還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德語系讀大。他遠遠看到格拉斯在朗讀《比目魚》的部分章節，他根本聽不明白這部原本就極難讀懂的作品講了什麼，他只是去湊熱鬧。他那時根本想不到自己在此後三十多年裡，還會有幾十次機會見到格拉斯。作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譯者，他有幸參加格拉斯的“72歲”和“80歲”兩次生日慶典，還先後參加過格拉斯《我的世紀》等五部作品的翻譯討論會。這種翻譯討論會一般都持續三至五天，每天與格拉斯在一起的時間超過八個小時，可謂朝夕相處。
格拉斯（右）和德語文學翻譯家、資深版權代理蔡鴻君
這得從蔡鴻君進入由魯迅創辦的《世界文學》雜誌工作說起。大學畢業後，蔡鴻君換了兩次工作，於1986年進入這家雜誌當德語編輯。一年後，編輯部擬出“格拉斯專輯”，由他負責選編。專輯在當年第六期雜誌上與讀者見面。這是國內第一次以較大篇幅全面介紹格拉斯。其中除格拉斯論文學、格拉斯訪問記、格拉斯小傳、格拉斯的繪畫藝術，以及中國學者的評論等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格拉斯的小說《貓與鼠》。蔡鴻君說：“這部小說是領導指定我和友人做翻譯的。翻譯時，我正巧接待了聯邦德國赴北京參加畢希納學術討論會的代表團，其中有德國《當代戲劇》主編利什比特先生。他與格拉斯很熟。聽說我正在翻譯這部小說，他表示要把這個消息轉告給格拉斯。我藉機請他向格拉斯轉交了一封信，請後者為中國讀者寫幾句話，作為《貓與鼠》中譯本的前言。”
《貓與鼠》灕江出版社
不久後，蔡鴻君收到回信。格拉斯在信中說：
我在撰寫這部中篇小說時絕對不可能料到，這個我自以為過於德國式的題材，會在國外引起如此之多的興趣。早已改變了這種看法的我非常高興，中國讀者現在也有機會熟悉我的這個帶來死亡的貓與鼠的遊戲。
格拉斯
1990年，蔡鴻君去德國留學。五年後的4月25日，他在德國法蘭克福又見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開朗讀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遼闊的田野》（1995）。朗讀結束後，他遞上那本《世界文學》，請格拉斯在上面簽名。格拉斯立刻認出他當年收到過這本樣書，並且回憶了當時的愉快心情。“那時，我和太太任慶莉一起開始
創業，把德國的圖書版權代理到中國出版。作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我們在1996年6月將他的‘但澤三部曲’《鐵皮鼓》《貓與鼠》《狗年月》的中文簡體字版權安排給灕江出版社。正因為此，在格拉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中國讀者就非常幸運地讀到格拉斯的書了。”格拉斯的作品不無沉重。但他本人給蔡鴻君留下的多是輕鬆幽默的印象。1999年3月，他去參加《我的世紀》翻譯討論會。在三天時間裡，他們10多個參會者，包括格拉斯夫婦都吃住在哥廷根的一家小旅館，每天討論文學。“格拉斯對所有譯者都很客氣和藹，尤其是對第一次參加這種活動的新人更是體貼入微。他當時已經72歲了，卻依舊終日不離菸斗。說到書裡出現的一些經典老歌，他常常會輕聲吟唱，儘管夫人烏特幾次都說他‘跑調’。當談到跳舞的章節時，擅長於此的格拉斯更是眉飛色舞：‘我個頭矮小，年輕時，沒有女士願意和我一起跳舞。她們更喜歡那些個子高的活潑的男人。後來爆發了戰爭，這些男人最先被送去打仗了。這樣我才有機會跳舞，熟能生巧！’。”
格拉斯和夫人烏特
在蔡鴻君的印象中，格拉斯還特別喜歡烹飪。據說最早參加類似討論會的譯者都曾有口福吃過他做的比目魚。“提到一種烈性酒時，格拉斯對我說，這就像你們中國的茅臺。他對訪華期間看人表演用火點燃茅臺記憶猶新，回德國後進中餐館也會要一杯，還曾為孫子孫女模仿過。告別那天，我提出要給他寄一瓶茅臺，他也沒有客氣，留下了地址。”
就在那次告別後大概半年，從瑞典文學院傳來格拉斯獲諾獎的消息。他的頒獎理由是，他在“語言和道德受到破壞的幾十年”之後，為德國文學帶來了新的開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虛構故事中展示了歷史遺忘的一面”。三年後，蔡鴻君曾為《格拉斯75週歲紀念文集》寫過一篇題為《格拉斯說中文》的文章。裡面這樣寫道：“他（格拉斯）那留著鬍子、喜歡抽菸斗的形象，已經為中國讀者所熟悉。可以斷定，在他下一次訪華時，肯定會在大街上就被他的讀者們認出來。”遺憾的是，格拉斯考慮到年事已高不適合遠行，他生前沒能第二次來到中國。但他那些著名的作品，早已經像他的形象一樣在中國讀者中深入人心了。
02
事實上，格拉斯的作品，受世界各地讀者的歡迎。而在他自己的祖國，他卻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作家。有人做過這樣的表述：“全世界都在讀他的書，惟獨在德國，他受到敵視。”的確，在德國，格拉斯總是能夠掀起激烈的爭論，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譭譽參半，成為德國各種文化矛盾和政治勢力交鋒的話題。
2015年4月13日，87歲高齡的格拉斯於德國小城呂貝克的一家醫院去世，他又一次成為德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話題”。而這一次，即使對他有過尖銳批評的德國媒體，亦是發表長文悼念。德國之聲在文章中表示，“格拉斯一生打破禁忌。他的逝世令德國失去了一位鬥士和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他將作為一位不屈服的作家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他的積極參與、反抗精神以及自身的爭議都對當今德國產生了影響。”
當時的德國外交部長斯泰因邁爾表示“非常悲痛”。時任德國社民黨主席加布里爾說：“我們失去了一名偉大的作家，失去了一名為民主和和平而奮鬥的戰士。”許多德國網民在新聞網站
留言，稱“德國又失去一名偉大的時代先鋒”，希望“君特·格拉斯安詳入眠”。這一看似悖謬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源於格拉斯發表於2006年的自傳《剝洋蔥》與其曾經發表的反對德國統一的言論。
《剝洋蔥》譯林出版社出版
1995年，據二戰結束已經50週年，戰爭的硝煙已經遠去，政界與歷史學家都有淡化戰爭的傾向。格拉斯卻逆風而行，在《遼闊的原野》中用飽含憂患的歷史哲學書寫東德與西德，小說出版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讚揚者認為這是格拉斯批判德國社會和歷史的集大成之作，批評者如評論家拉尼茨基，則公開在《明鏡週刊》封面上以雙手將這本書撕成兩半來表達自己的批評。
而在《剝洋蔥》裡，格拉斯透露他曾在青年時代為納粹黨衛隊效力，更是招致文學界、評論界、史學界和政壇人士的強烈批評，一時成為知識界的眾矢之的。一些評論稱，“道德法官”竟是“納粹幫兇”，“格拉斯無疑是個偽君子”。
為此，格拉斯不得不為做出聲明。當時剛剛過了80歲生日的格拉斯表示，正如其在自傳中所說，他只是向軍方提交了服役書，但最終加入黨衛軍並非出於個人意願。聲明中，格拉斯說，他當年是報名參加國防軍，結果後來卻被分配到武裝黨衛軍，從軍的主要原因是：“我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出去，離開困境，離開家庭。我要結束它，因此我自願報名了。這也是一樁奇怪的事。我報了名，大概是15歲，事後就把這事忘了。和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許多都是這樣的。我們參加了青年義務勞動軍，一年之後，徵兵令突然擺在了我的桌上。後來我大概是到了德累斯頓之後才發現那是武裝黨衛軍。”
至於秘而不宣的原因，格拉斯說：“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為什麼現在才說的原因，我也說不清。它始終纏繞著我，讓我不得安寧。我以前覺得，自己作為作家和這個國家的公民現在所做的一切，和自己年輕時帶有納粹時代印記的行為針鋒相對，這就足夠了。所以過去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過。我是被徵入黨衛隊特種作戰部隊的，沒參與過任何犯罪行動，但自己一直覺得必須有朝一日在一個內涵較大的場合裡對此予以說明。直到現在我克服了內心的障礙，終於拿起筆來撰寫自傳並將我的青年時代作為這本回憶錄的主題時，這一機會才得以出現。這本傳記記述了我12歲到32 歲這段年月的生涯，正是在這樣一本書裡我得以敞開自己的心扉。”
不同於一般的回憶錄，《剝洋蔥》不完全按照時間順序回憶往事，而是將歷史和現實生活拉近，將兩個敘述層面交織在一起，格拉斯以一種“雙螺旋”的敘述方式，以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織，試圖向讀者說明這段藏有秘密的青年時代是如何深深地影響了自己的寫作及作家生涯的。以蔡鴻君的理解，《剝洋蔥》可被視為開啟格拉斯全部文學創作的一把鑰匙，同時也讓讀者思考：如果沒有這段曾被秘藏的“褐色”經歷，是否會產生現在的格拉斯和“但澤三部曲”？
《鐵皮鼓》 灕江出版社
難能可貴的是，格拉斯沒有因為自己加入黨衛隊後沒參與過犯罪行動就推卸責任。在小說《鐵皮鼓》中，從3歲之後就不願長大的奧斯卡說道：“我只是一個孩子，我不能為我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而格拉斯則以自己的生活與創作提醒人們擔當責任，“切不可以為把所有的罪惡推給希特勒一個人就萬事大吉”。
在接受德國節目主持人烏利希·魏克特的採訪時，格拉斯反省道：自己參加黨衛隊，雖然沒有做出有據可查的犯罪行為，但要是再年長二至三歲的話，他也完全有可能會陷入犯罪泥潭。“沒有人敢保證自己會不參加進去，至少我不敢保證我自己。”
03
格拉斯的懺悔無疑是真誠的。但他時隔60多年後才說出真相，誠如作家沃爾特·科波夫斯基所質疑，這樣的懺悔是不是來得“有點晚了”。有人甚至心存懷疑：他的懺悔，是不是在為自己“刷油漆”？
以德語文學研究專家孟鍾捷的理解，格拉斯之所以不談自己16歲時那段不光彩的經歷，反過來反映了他作為個體的一種道德選擇，即加入黨衛軍是一種恥辱，進而也反映了德國社會在看待納粹歷史時的堅定立場。“無數個如格拉斯那樣戰時有過糊塗之舉而戰後清醒認識到納粹過去之惡的人，或許都曾對自己的歷史諱莫若深，而對外卻無比勇敢地站出來反省民族問題。儘管今天的人們可以指責他們掩蓋了個體的罪惡，但他們此舉又何嘗不是一種帶血的補償呢？”
極而言之，很可能是青年時期這段經歷，促使格拉斯對德國納粹罪行進行徹底的反思。在為其自傳所做的聲明中，格拉斯還補充表示：“我知道那是恥辱，我也把它視為恥辱，60年來一直如此，併力圖修得善果。它定義了我後來作為作家和公民的行為方式。”
《我的世紀》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27年10月16日，格拉斯出生在現今波蘭境內的格但斯克，那個地方又叫做但澤。有一段時間，由於猶太人的關係，德國人是被禁止前往當地的。日後在與薩爾曼·拉什迪交流時，格拉斯把但澤稱之為為“一個失去的故鄉”。“我倆一致認定，但澤屬於一種遺失的東西，因此要求一種‘佔有性’的寫作，因為文學的魅力就在於，可以通過作家的筆觸，將已經消失的東西描摹得栩栩如生。”
經歷過一段不長不短的“學徒期”後，1955年，格拉斯以詩歌初涉文壇，他的《睡夢中的百合》在南德廣播電臺舉辦的詩歌競賽中獲得了三等獎。與此同時，格拉斯開始創作劇本。此後，格拉斯才開始長篇小說創作之旅。1959年，格拉斯出版《鐵皮鼓》，一舉奠定了他在戰後德國文壇的地位。《鐵皮鼓》之於世界文學特別是德語文學的重要性，還可以從德國《時代報》做的一份“我們的經典”評選結果中可見一斑。共有5萬名讀者投票參與的該評選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鐵皮鼓》，緊隨其後的才是歌德的《浮士德》。而小說被拍成同名電影后，更使其獲得了全球性影響。
格拉斯作品《鐵皮鼓》《貓與鼠》德文版書影
此後，格拉斯一鼓作氣，接連出版了長篇小說《貓與鼠》（1961）和《狗年月》（1963），他將這三部雖然在內容和故事情節上各自完全獨立，但故事都發生在但澤的小說，命名為自己的“但澤三部曲”。三部曲的著眼點，都在清算二戰期間德國納粹給世界人民和德國自身帶來的傷害。這在格拉斯此後創作的《比目魚》（1977）《相聚在特爾各特》（1979）《母鼠》（1986）《鈴蟾的叫聲》（1992）《遼闊的原野》（1995）《我的世紀》（1999）等作品中一以貫之。
當然，格拉斯也寫過一些相對輕鬆的作品。同為自傳性作品，有別於《剝洋蔥》，《盒式相機》(2008年)敘述的是家庭日常瑣事，有很多作者本人和家人的生活細節，可以看作是用文字組成的格拉斯“家庭相冊”。作者讓子女們回憶早年的生活經歷和他們眼中的父親。據格拉斯證實，書裡敘述的有些是真人真事，有些則是虛構，純粹是為了表現作者的興趣和愛好。書中那個盒式相機以獨特的方式記錄了這一切。它經歷戰火卻倖存下來，“可以看見不存在的或者現在還沒有出現的東西”，而且能夠預知未來，這無疑為該書增添了魔幻色彩。
格拉斯和參加其作品翻譯討論會的譯者們在一起
以蔡鴻君的理解，如果說格拉斯在《剝洋蔥》裡寫了自己的歷史，在《盒式相機》裡寫了他的家庭，那麼《格林的詞語》則是他“愛的表白”。格拉斯在這本書裡只寫了格林兄弟遭到撤銷教職和驅除後，開始了編纂《德語詞典》的工作。他重筆描述了編纂工作的艱鉅，格林兄弟對編纂工作的執著等。同時，格拉斯對自己生活中的相似片段信手拈來，他所參與的重大政治活動和政治主張也不時地出現在字裡行間。格拉斯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在格林兄弟時代與自己的生活經歷之間頻繁穿越。至此，作家完成了自傳三部曲，用“愛的表白”傾訴自己對德語語言的眷愛，似乎在為自己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文學生涯畫上句號。此後，媒體不約而同地將其稱為格拉斯的告別之作。但實際上，創作力超強的格拉斯後來還出版了《在德國途中》《浮蟲》 《勃蘭特與格拉斯書信集》《我的六十年創作》。2015年3月28日，他還參加了《鐵皮鼓》舞臺劇的首演活動。而在去世前不久，格拉斯還完成了一部新作《關於無限》。這本書共184頁，收入格拉斯生命最後時光創作的96篇詩歌和散文，以及65幅繪畫作品。格拉斯以一種在三者之間換筆遊戲的方式，抒發他對社會、歷史、故人、往事、人生、老年等問題的思考、議論、感嘆和諷刺。
概而言之，在格拉斯的身上，20世紀德國的命運已經變成了他必須去面對和清理的時代命運，也是他自身的命運。在這一點上，他絲毫不給德意志民族留情面。1991年，格拉斯接受《巴黎評論》採訪，談及自己對德國納粹歷史的持續關注。他說：“如果我是瑞典或瑞士作家，我可能會更加過分地胡搞，寫幾個笑話等等，但因為我是德國人，我不能這麼做，我沒有其他選擇。”
因為是德國作家，格拉斯也別無選擇地繼承了德國文學的敘事傳統。他的《鐵皮鼓》假借17世紀德國作家格里美爾豪森的《痴兒西木歷險記》的形式，在內裡卻充滿了現代主義小說的荒誕感、黑色幽默和社會批判意識。
事實上，格拉斯的小說都有著黑色幽默和嬉鬧誇張的特點，他經常以動物作為一本書的核心象徵和意象來結構小說，比如：比目魚、癩蛤蟆、貓、老鼠、狗、蝸牛、螃蟹等等，用以強調和比喻德國20世紀被遺忘和忽略的歷史情境。
格拉斯在觀看他的畫作
正是為了拒絕遺忘，格拉斯自創一種將“往昔”“現今”“未來”合三為一的詞“昔今未”。這代表了他的歷史觀，即過去不會就這樣過去，吸取歷史教訓是為了悲劇不再重演。與此相應，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從來不是所謂 “歷史的創造與主宰者”、而是必須“承受與遭遇歷史”的小人物，他要“從下往上來看歷史”。換言之，在格拉斯看來，文學的職責與功能恰恰在於，記住這些所謂“歷史的代價與犧牲品”，讓歷史的傷口永遠保持新鮮。
或許，在格拉斯眼裡，寫作即是對試圖沖淡一切的、不斷流逝的時間的反抗。他這樣理解特奧多·阿多諾“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的禁令。他說：“我們仍然在寫作。我們靠心中的承擔來寫作。唯一的路徑是我們可以繞著這句禁令走。無人有保持沉默的慾望和能力。引導迷路的德國走上正道，引導它從田園詩中，從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來，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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