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久:花如人面红,山似佛头青
读张可久曲,最喜的几句是“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每每读来让人心醉,一想起在远离尘嚣的山中,享受那“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的惬意自在,顿起神往之意,更何况有酒,有茶。
在宋词中,我很喜欢晏几道,于元曲中,也喜欢这张可久,巧合地是,这二人的号都是“小山”,晏几道有《小山词》,张可久有《小山乐府》,真是双星闪耀,璧合珏对。
不过,享受这样闲适的境界,却是以倦天涯为代价的。人心时而思静,时而思动。对宁静的向往,往往是因为厌倦了奔波,于是,借一山一水栖身,以松鹤为友,闲云为伴。
张可久的一生正是这样,他时隐时仕、在辗转辛劳中度过了不得志的一生,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半纸虚名,万里修程”,而他更是将自己放在一个遗民诗人的位置上,对元人的统治是站在不愿与之仕的立场之上,尽管在当时,即使是他想努力上进,怕也是难以为进,因为元人对文人地位的不看重决定了其仕途的蹇促。
张可久,字伯远,号小山,元时浙江庆元人,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他元朝著名散曲家、剧作家,与乔吉并称“双壁”,又与张养浩合为“二张”,现存小令800余首,为元曲作家最多者,数量之冠。
他仕途失意,诗酒消磨,徜徉山水,作品大多记游怀古、赠答唱和。擅长写景状物,刻意于炼字断句。讲求对仗协律,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清丽典雅的风格。
如他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有传记的,只能从野史笔记中窥出点滴轨迹,大概年轻时做过如同现在高速公路收费的小吏,后来提升为类似站长一类的小小官,又曾为桐庐典史,即为县令掌管缉捕、监狱的佐杂官,是如齐天大圣一般地“未入流”。
他是位长寿之人,因为他70多岁还在昆山当过幕僚,80岁还“监税松源”,如此高龄还在基层小吏的岗位上操劳,而心又向往枕石听泉的隐逸,原因似乎只有一个,那便是无此不能维持基本生计,他应该在80岁以后,归隐山林,至于具体离世时间就只有一个推测了。
活得时间长,作品又多,在元人的散曲中,他是作品几乎占到五分之一,这在中国所有作家的创作门类中比例如此之高,可以说是唯一了,但悲催的是,他既没有关汉卿那样的杂剧作品,又无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的愁思佳句,那与他并称“二张”的张养浩,人家也有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被后世赞为有家国情怀的有为诗人。
观这张可久呢,似乎啥都木有,就如那乾隆帝的几万首诗一般,数量多而后人不及睹过一首,空赢得当时那一堆朝官叫好了,现在之人,能背出一首张可久曲,怕是少之又少了。
而这张可久的小曲的确不能同那乾隆相比,为乾隆喝彩的都是一帮马屁精,而张可久的小令可不是,在元代几百位作家中,在世时就有散曲集刊行的唯有他,而且不是一本,是四本,在众多的选本中,他的作品也是入选最多的。
张可久的作品在当时即深入人心,大有柳永“凡有进水处,皆能歌柳词”一般,要知道,这可都是些下层民众的自发行为,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不仅是百姓传唱日盛,就连上层亦很是认可,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曲儿,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这首《人月圆》的小令题名《山中书事》,是借感叹古今的兴亡盛衰,来表达自己看破世情、隐居山野的生活态度,表现了作者放情烟霞,诗酒自娱的恬淡情怀。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非成败转头空,吴宫旧事,晋代衣冠,蔓草荒芜,数点寒鸦,皆化作浊酒一杯,于付笑谈中饮下,怎及我茅舍青青,诗书万卷,喝着自酿的松花酒,品着自煎的春水茶,在青山白云间,观沟壑林泉,享幽闲宁静,诗酒自娱,自由自在。
读着这样的文字,品味的其实是一种心境,正如钱钟书所言:“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
不可否认,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估计除了一首“断肠人在天涯”,很难得再背出第二首,而相比之上,张可久虽然作品很多,但题材要相对狭窄些,其作品虽风格多样,但总局限于“或咏自然风光、或述颓放生活、或为酬作、或写闺情”,这就更加使他声名不彰。
说他声名不彰其实是有前提的,他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宣扬力度不够,因为山林隐逸和男女风情,同当时所提倡的观念大相径庭,作为历史上的文人,要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来反映社会黑暗,如那白居易一样,为底层人民歌与呼,至少要像与他并称“乔吉”那样,写点如:“庙不灵狐狸弄瓦,官无事乌鼠当衙”这样的句子。
但张可久的确没有,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凡是骂统治者的或者是揭露社会不平的都是好的,当然如果是讴歌造反的,那都是极品之作,其余都是不好的,以这个标准来看,张可久被我们那个时代所抛弃,也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在历史上,张可久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古人谓之其词“如遥天笙鹤”,“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才。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以九方皋之眼相之。”
更有人将这“双壁”的乔吉和张可久视为“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此评价就高到极致了。
其实,虽然张可久没有达到如关汉卿那样的放荡不羁,但他却是一位有着家国情怀的文人,他在出世和入世中的纠结,怎么说都体现的是沉淀在文人血脉中的那种疼痛。
他是出生在南宋的汉人,生活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虽然也为当朝出力,但我想那定是为“稻梁谋”,他内心一直是有着愧疚和自责的心情,总感觉是有失气节,这种情怀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赞叹的地方呢。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才有那么多的怀古之伤感,尽管他写有很多隐逸之作,但读来总会掺杂着些许悲凉之意,比如下面这首《天净沙》。
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
红叶山斋小小,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
这也是一首通过对秋景的描写,青苔古木,意象幽深,苍云秋水,色彩明亮,说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当不为过,因为其画面感极强,作者从四周的景致中提取了最为人注目意象,构建出清幽的境界,从而营造出静谧的禅境。
张可久这样的小令有很多,读之便会感觉到大自然的空旷和无垠,不断地洗涤着我们的身心,禅是一枝花,也是一片红叶,只要你愿意走过那座很难发现的小桥,你就能发现禅意无限。溪水潺潺,唱着向往未来的歌;红叶飘飘,探寻着轮回之路。
如果将张可久放在当时历史的境况中,我们便会对他多一份理解,作为“曲家翘楚”,他一生仕途坎坷,长年颠沛于困顿之中,于是只能消磨于诗酒,寄情于山水红颜。
虽然他隐隐仕仕地总是左右着他的人生,但最终还是隐居山林,作个世外桃源人,只是他的作品没有老祖宗陶渊明那么贴近底层民众,自然也不会有陶诗那么响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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