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個夏日，秘書田家英在香山雙清別墅為毛澤東整理群眾來信。當讀到一封上海來信時，田家英覺得內容很重要，便呈報毛澤東批閱。
毛澤東閱後，十分重視。信中反映的是上海解放之初群眾失業、生活困難的情況，這也正是他始終十分關心和憂慮的問題。
隨著全國解放戰爭節節勝利，解放的大中小城市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陸續遺留下來大批舊軍政公職人員，很多流入失業大軍。如何處理安置這些舊人員，成為影響能否順利接收和管理建設城市的重要問題。
▲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陳雲（發言者）領導接收瀋陽，對舊人員“原封不動”，舊職員按原職上班
在處理這個問題過程中，各地有一些經驗教訓。石家莊、長春等地解放後，一度遣散、驅逐舊人員，導致失業群體大增，許多部門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奇缺。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陳雲領導接收瀋陽，對舊人員“原封不動”，舊職員按原職上班，工廠企業只派去軍事代表，政權部門只撤換負責人，實現又好又快接管。黨中央認可並批轉了瀋陽經驗。平津接管時，對舊人員形成了一套從接收、訓練到任用相對系統的辦法。
基於以上情況，1949年3月，劉少奇為黨中央起草了對舊職員處理原則的指示，明確“除開十分不願工作不願受訓者外，我們應採取留用一切有用人員的態度，決不可輕率地把他們開除趕走了事”。留用舊人員的主基調基本確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許多舊人員心存疑慮甚至恐懼，擔心自己的飯碗乃至性命能否保住。解放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長陳毅在舊市府職工大會上宣傳黨的政策說：“這次解放軍的勝利，不是共產黨一黨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希望大家各安職守，辦理移交，聽候人民政府量才錄用。”陳毅一番話，博得舊職員發自內心的掌聲。他們消除了種種疑慮，安心做好本職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後，僅南京、上海兩市就接收舊政權公務人員10多萬人，他們很多人受過高等教育，有的還留學歐美，還有一些優秀的經濟管理人才，接收他們，在政治上主動，經濟上便於恢復和發展生產力
但嚴峻的經濟形勢現實地擺在面前。人民政權接下的是個遭到嚴重破壞的爛攤子。以上海為例，作為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解放時很多企業停產，大量人員失業，又接收政務、財經、文教、軍事各系統舊職工20餘萬人，給新政權增加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情況反饋上來，黨中央和毛澤東十分重視。上海是全國經濟重心。新政權對上海舊人員的接收安置，關係到上海能否實現順利接管，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和影響。因此，舊人員的裁或留，不僅是一本經濟賬，實質上更是一本政治賬。
1949年7月，陳雲剛上任不久，便受中央委託赴上海調查，研究解決全國財經問題。在上海財經會議上，他專門闡釋了留用舊人員政策，強調：不能光從財政著想，財政上負擔大，但政治影響好。待解放地區的人看到這些人生活都有保障，反抗的人少了，戰爭可以更快結束，支出可以大大減少。即使裁人，也只能裁掉極少數劣跡昭彰、為人民群眾所痛恨的，大部分要訓練、改造和使用，因為“現在是我們管理國家，人民有無飯吃就成了我們的責任”。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個插曲。7月下旬起，由於形勢變化，為粉碎國民黨海上封鎖，南京、上海等地開展整編節約運動，以減少開支、克服經濟困難。華東區遣散舊人員2.7萬餘人。舊人員陷於極度不安和恐慌，許多人開始對中共產生不信任甚至是怨恨情緒。有的說“政府言行不一致，陳市長說話不算數”，有的抱怨“不解放還有飯吃，現在解放倒失業了”。
這時正是收到上海群眾來信前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更加關注。待陳雲從上海回來，毛澤東聽取他的報告後，第二天就致電華東局書記饒漱石，表示同意上海會議決定的總方針及相關具體辦法。結合華東區裁員引起波動這件事，他要求維持上海、統籌全局，舊人員均應給以飯吃，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據時任中財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後來回憶，北平和平解放後曾遣送傅作義部舊軍官1.8萬人到綏遠，華東區又裁減2.7萬人，毛澤東批評了這兩件事，認為還是養起來管飯吃好。毛澤東還打趣說：我們把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給人家飯吃，人家就要另起爐灶。重慶談判時，蔣介石不要我們另起爐灶，我說不另起爐灶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飯。今天我們如果不把人家養起來，人家也要另起爐灶。
國外“反共”勢力也藉機以此為口實，進行輿論攻擊。1949年8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指出，龐大人口已成為中國政府的沉重負擔，沒有一個政府能成功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9月17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用“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有力駁斥了艾奇遜，公開宣佈共產黨對舊人員的政策：“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一週之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舊人員處理問題的指示，要求對舊人員必須給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黨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養活這些人的責任，這在財政上必然會有很大困難，而在政治上又十分必要”。
▲1949年10月1日，吸收了舊人員的北京市稅務局第二分局全體幹部合影
對舊人員給飯吃、給出路的政策，後來進一步演變並明確為“包下來”政策。“包下來”並不是原封不動、原職原薪，而是向他們說明人民和政府的困難，適當降低待遇，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精減下來的人員予以訓練，保證他們及家屬的生活，改造後量才錄用。
各地落實中央政策，對舊人員分類處理，妥善安置，有步驟地教育、改造和使用，保障新舊政權平穩順利過渡。由於現實的經濟困難，地方上情況錯綜複雜，政策執行也曾出現不力或偏差。黨中央和毛澤東反覆申明，要包下來、管飯吃。毛澤東強調：“人民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採取負責的態度，只有這樣才是對人民有利的。”
“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把舊人員包下來”的重大舉措，是新中國成立前後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帶有過渡性質的一項特殊政策。它的出臺和實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迅速穩定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產起到很好的作用，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總攬全局的能力、直面困難的勇氣和對人民負責的擔當。
來源：《老一輩革命家在香山》，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組織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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