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达说

家国两愁绝，人天一粲然。

只余心独在，看汝更千年。

世界几痕梦，微尘万座莲。

此诗的作者，就是戊戌变法中慷慨就义的“维新六君子”之一谭嗣同。

今年是戊戌维新变法一百二十一周年。

一百二十一年前的6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是为百日维新变法的开始。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发动者与实际决策人。

从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到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发动“政变”，即公元1898年9月2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历八月初六日），维新变法只有短短的103天，变法即归于失败。<strong>

但就在这短短的103天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上谕”，这些以更张旧制，弃弱图强为诉求的“新政”，不仅让国人惶惑不安，也震惊了世界，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将改变积贫积弱现状，实现国富兵强的新的可能性。

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草拟了这道“定国是诏”。

据说，他在草此诏时参考了之前监察御史，也是“维新六君子” 之一杨深秀的《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请明定国是折》，而他们二人的这两道奏折，都是一直积极推动变法的康有为代拟的。

那么，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作用？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变法最直接的推手，称他为“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与灵魂”，一点都不过分，而作为康有为最有名的弟子梁启超，在这场变法运动中充当了第二推手的角色。

戊戌维新变法前，康有为在创办于广东万木草堂中，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宣传维新思想，影响了梁启超在内的一大批学人，成为戊戌变法最重要的策源地。

1895年康有为又发动“公车上书”，此举使得使维新派正式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请求光绪帝决定发起戊戌变法，并且具体提出一整套资产阶级特色的施政纲领。<strong>

《应诏统筹全局折》主要内容如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

窃自马江败后，法人据越，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以为若不及时变法，数年之后，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补款之事，于是外邦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请及时变法，图保疆圉。

…………

职窃考大地百年来，守旧诸国，削灭殆尽。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利权，而一旦一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

…………

今分地已讫，无地可图，故聚谋以分中国为事，剖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

…………<strong>

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海盗，陈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胬。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

…………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且夕，而不可得矣。

…………

夫以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抚而用之，何求不得，谁为束缚其手足耶?

…………

此固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以吾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絺络宜于夏日，雨雪既至，不能不易重裘；车马宜于陆行，大河前横，不能不易舟楫。外之所感既异，内之备御因之。

…………<strong>

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此固万国谋自强者，所殊途而一辙，亦中外谈经济者，所异口而同词。臣民想望，有不可不变之心；外国逼迫，有不能不变之势。然则今日之国是，莫有出于尽革旧习，变法维新者矣

…………

然皇上虽赫然发愤，思变图存，职窃虑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

…………

以地方二万万方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繁，加以先圣义理入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此地球各国之所无，而诸国之所羡绝者也。

…………

伏愿皇上采而用之，因日食之警，震动修德，除旧布新，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门，下诏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康有为在奏折中提出：

“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 专局以任其事，建议设立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十二个新机构。”

另外设立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字会、律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等等。

最后康有为强调：

“时乎时乎，岂容再误?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图存与否，在于此时。职之疏逖，岂敢妄陈大计，变乱典章，诚以上为君国，下为身家，心所谓危，急何能择，用敢冒越，竭尽其愚，伏惟皇上少采其言，乾健独断，发愤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将古今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各国通过变法或者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改变本国面貌，使得西方各国日新月异，技术上一日千里，与亚非各个古老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铁的事实，一再强调如不实行变法自强，则中华面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将会被历史所淘汰，面临亡国灭种的最严重后果，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变法措施。

此奏折据估计对年轻的光绪皇帝影响不小，两个月后光绪帝发动变法。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之后康有为著文，声称自己在变法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过境迁，对于康有为当年的作为和他实际发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那个时代对历史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但是康梁二人毕竟官职卑微，虽说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但在大清王朝军政两界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维新派人士没有一人进入过军机处及六部，或者是担任过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

一句话，维新派没有丝毫实际权力，不曾对大清王朝中枢决策机构产生过重要影响，无法控制政局走向，注定不会成功。

据当代历史学家考证，戊戌变法数月之间，可以确认为康有为手撰上达的的奏折，便有七十四篇，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陈其璋、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文悌、李盛铎、王照、麦孟华等维新派官员呈递的。

显而易见的是，维新变法运动从兴起、发展，到受挫、失败，始终都贯穿着康有为的影响与作用，这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

同为戊戌变法主将之一的张元济，政变后曾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张元济说得不错，康有为确是个开风气的人物，戊戌维新变法亦是一场开风气的思想解放运动。

狭义的戊戌维新变法固然专指戊戌年6月至9月这103天，而广义的戊戌维新变法则应该包括1895年“公车上书”以来广泛开展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在政治上虽然不成功，甚至不妨说失败得很惨，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一大批支持变法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流放，康、梁亦流亡海外，但是，思想启蒙的闸门一旦打开，则如江河横溢，不可阻挡，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尽管戊戌变法最终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废除了“新政”，恢复旧制，但事实上，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中国走上变革之路，“穷则变，变则通”成为当时朝野上下，四海之内所有中国人的共识。

思想的风暴一直延续到了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其影响力则在继续不断的变化中成为了改天换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来源之一。

“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毛主席在许多场合一再重复这句话，就是在倡导一种不惧风险，不顾个人安危，打破成规，奋起改革的精神。<strong>

戊戌变法至今一百二十一年了，从那以后，无论是康梁二人在世还是去世后，围绕康、梁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众声喧哗，意见纷呈。

一种意见认为，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本来没这么大，由于事后他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将其作用不适当地夸大了，主要是康有为的肆意夸大。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不久，就与自己的老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分道扬镳，康有为最终堕落成为了死硬保皇派，而梁启超成为了近代民主革命的杰出宣传家和吹鼓手，他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维新变法的研究者们多以康有为留下的提供的这些材料为依据，高估了他们的作用。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康有为应该为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负责，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进，是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

其实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根本上说轮不到康有为以及梁启超承担责任，他们在变法运动中更多的是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并没有实际参与到具体的变法中，所以没有责任可以承担。<strong>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因为康有为人品的卑劣，他的狂妄、自负，造成了与其他有意参与改革的清朝地方实力派离心离德，像张之洞为主要代表的地方督抚很多人其实有意实施变革，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拯救国家的民族的危机。这个群体不仅不能与康有为合作，甚至给他拆台，不愿意看到他的成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说法、看法在一百多年来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这也恰恰说明了，在中国，历朝历代以来只要是改革、变法，一般都很难为世人所理解，所接受，历代改革者们大多数没有好下场。不仅当初如此，百余年后，亦复如此。

事实上，在清末那样一个万马齐喑，万喙息响的年代，康有为、梁启超的举动的确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清王朝对读书人的管控是极严的，不能随意谈论政治，更不许随意上书。康有为以一介布衣，打破士人不许问政的禁令，上书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时危，是冒着杀头乃至诛灭九族风险的。由此可见他的气概和胆识，确有过人之处。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就写道：

“自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曾忆起康的这段经历：

“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的情形，“举国目为怪”，“咸以康为病狂”。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又称之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呈》，撰写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战福建水师战败的刺激，借出游北方之机，“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

在此次上书中，康有为“罔知忌讳”，“干冒宸严”，大胆揭露了清政府内政不修，国事败坏，耽于安乐，兵弱财穷的现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要求，并建议仿照汉朝议郎，设立训政之官。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

如果说这是康有为为清王朝敲响的警钟，很显然，清王朝的统治者并未因此从昏睡中醒来。

仅仅时隔六年，中国就遭遇了更加惨重的失败，中日甲午之战竟然败给了自己的邻居，蕞尔小国日本。<strong>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并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

这件事给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马关条约》签订之日，恰逢各省举子云集北京，大约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来参加国家会考的青年才俊，康、梁一直活跃在他们中间，借机鼓动“公车上书”，不遗余力；力陈变法图存，痛下哀声，在众多举子中，康、梁二人脱颖而出，一鸣惊人。

康、梁历来被人们说成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们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

<strong>历史事实是，1895年《点石斋画报》上刊登的“公车上书”的情景，并未出现康有为这位所谓“领导者”的名字。

有学者指出，当时，各省公车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动，康、梁很难去发动和领导他们。而且，在康、梁的背后，也还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们透露情报，策动他们上书；甚至还有更高层的官员在背后操纵他们。

其实康有为、梁启超很可能只是所谓“帝党”的棋子，由他们出面，鼓动学子，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即所谓“公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夺回政权。

这些所谓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修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时也可能遮蔽历史真相的“另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将康、梁虚无化的过程中，将维新变法运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明史的巨大价值和意义也被消解了。

事实上，在“公车上书”这场运动中，康、梁从未置身于事外。

公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夏季，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在其所作《公车上书记序》中亦写道：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

他在这里所说，即康有为以一昼两夜撰写的《上清帝第二书》，后来被称作《公车上书》。尽然此书最终未曾向都察院呈递，但经过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的誊抄，并在各省举子中广为传阅，使得康有为“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的主张，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据考证，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就是上海居士沈善登，他与康有为并无政治上的关联，出于对各地举人爱国热忱的褒扬及对康有为变法主张的激赏，出面“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

沈善登虽未亲自参加“公车上书”，但消息得自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举子，并有人向其提供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的副本并“公车上书”题名录。因此，沈善登的立场较康有为等人更加客观，刻意作伪的可能性很小。<strong>

福建举人邱菽园是“公车上书”的亲历者，康有为发起联省公车上书，邱菽园亦与其事。邱菽园不仅亲眼目睹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的传抄稿，且将其大段摘录于光绪二十三年自刊14卷本《菽园赘谈》中，题为“截录康孝廉安危大计疏”，篇后附有跋语，回忆了自己当年参与“公车上书”的情形：

“右疏为南海康广厦工部（有为，原名祖诒）为举人时主稿。时乙未春仲，倭事正急，纠集直省公车若干名联名所上者也。凡一万八千言，大意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人，保疆土而延国命。疏未上，而和议已成，事遂寝。工部门人类刊此稿于南海先生四上书中。沪上石印书坊独摘此稿，为《公车上书记》，而附以公车名单。一时各报馆钞印传观，风行海内。闻者亦莫不欷歔太息，若深慨其谋之不果用也。今者事成既往，平心以观，处当日主忧臣辱之时，懦者缄口，激者沽名，非以规避为能，即以掊击用事。独有工部其人，排众议而直前，责皇躬以修身，其意气可不谓壮且远哉！前半迁都、废约、练兵、筹战，词意操切，未策万全，抑亦思势值仓皇，间不容发，彼时结俄之策既不可行（江督电奏二），谁复能忍以须臾，从容而殷前席（予初预联名，后即取回名单，诚以主战之不可恃也）？后半则纲举目张，皆坐言起行之要，洵是有目共赏文字。截录于此，俾后之谈时务者，可以观焉。丁酉二月十七日跋此。”<strong>

此后，邱菽园对康有为一直念念不忘，不仅于光绪二十三年，即公元1897年将康有为所撰《上清帝第二书》收入其所著《菽园赘谈》，附跋纪念，更于二十四年与好友林文庆创办《天南新报》，自任社长，从侧面呼应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动。

一场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像狂飙一样横扫北京上空，但很快也就归于沉寂了。王公大臣们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京城亦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

康氏弟子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中就曾写道：

“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

但康有为没有因此而气馁，他选择了继续向皇帝和枢臣申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公车上书”之后的闰五月初，他便将《上清帝第三书》，又称《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递交到都察院。此书中康有为将前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删去，增加了富国、养民、教民、治兵，以及改革科举，兴办教育，广聚人才等内容，尤为重要的，是提出了设立“议郎”的建议：

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strong>

在《上清帝第三书》里，康有为明确表达了兴民权，抑君权的意愿和要求，以及他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对理解。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这一代学者，所处恰逢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对西方的认识，首先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未来中国无非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罢了。

所以，康有为要借汉制“议郎”来表达他变法改制的意图，在晚清那样一个年代也只能这样做，恐怕也只有这样光绪皇帝才能理解康有为想要说什么。

幸运的是，自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到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康有为屡屡上书，只有这次，经都察院代为呈递，很快呈现在光绪皇帝面前。

据历史记载表明，在甲午战败之后，光绪皇帝愤于国势危迫，民生日艰，急于博采众论，变法更张，这一念头就是看了康有为这篇充满改革新思想的条陈产生的。

于是，就在当月，光绪便颁布了著名的自强谕旨，发出了明确的改革信号。

据梁启超记述：

“其年六月，翁（同龢）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

同时，朝廷罢免了保守派孙毓汶、徐用仪的官。

看上去，朝野上下一时都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

康有为的改革变法思想最“猛烈的宣传运动者”，非梁启超莫属。

对梁启超来说，公元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他是万木草堂的学长，康有为的大弟子，此后，他追随康有为，办报办学，鼓吹变法维新，名重一时，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康有为。

梁启超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连载，“每一册出，风行海内，自是谈变法自强者，成为风气”。

随后梁启超受聘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为总教习，专门阐发康氏一家之学，直到戊戌政变，亡命日本，思想为之一变，才逐渐摆脱康氏思想的羁绊。

康有为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曾说过，其思想三十岁前已经完成。这种说法亦可看作康有为好为大言的证据。

康有为生于公元1858年（咸丰八年），三十岁应为公元1888年（光绪十四年）。这一年，康有为以《上清帝第一书》而博得大名。

离京前，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将《今古学考》送给他，本意是劝他勿谈国事，把兴趣转移到训诂考据上来。

没有想到的是，《今古学考》这样一部书反而成全了康有为，居然让他从这里找到了支持变法改革的历史依据。

大约两三年后，康有为在《今古学考》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轰动朝野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这两部书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从朴素的哀民生之艰，悼国事之危，向理论建构提升的一种标志。所以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就是经他改造的经今文学，其中包括孔子托古改制，尊孔子为文明教主，又倡《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强调历史经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而向前发展，破除了中国历史上一贯的厚古薄今、古胜于今的观念，取消了古人对于今人的典范作用，祖宗家法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如果说康有为激进的话，那么，其政改方案的激进恰恰就来自其学术理念的激进。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质疑两汉以来的经学主流，将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六经”皆称为“新学伪经”，实际上是对整个古代文明的否定，表现为更加激进的思想面貌。

虽然戊戌变法的失败后来有些人认为是康有为的激进造成的，但戊戌政变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吸取激进的教训，反而变得更加激进了。其中的原因也是耐人寻味的。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质疑，乃至扼杀。<strong>

清末著名经学家朱一新就曾写信给他，逐条纠正他的错误。

比如：“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穿凿在所不免。”

朱一新的意思是想告诉康有为，汉代所说的改制，是指礼仪方面的改革，所依据的《王制》，也是汉儒后来得到的，应该说是“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

至于《论语》、“六经”，以及诸子，更不能全用“公羊家法”来解释，朱一新说得很肯定：

“近儒乃推此义以说群经，遂至典章、制度、舆地、人物之灼然可据者，亦视为庄、列寓言，恣意颠倒，殆同戏剧，从古无此治经之法。”

朱一新独具慧眼，是看得很准的，在他以为是很危险的事，正是康有为将要进行的伟大事业！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肯定了康有为作为历史开创者的贡献，他说：

“康有为采用了这些观点，是为了改革儒学，使儒学与近代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并付诸行动，从而为权威的儒学提供了最后一次服务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机会。”

但是，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以捍卫学术正统，维护现有体制自任的人，就是朝野内外的顽固派，绝不可能像朱一新这样，书生气十足地与他讨论问题，客气的如翁同龢，会称他“说经家一野狐”，表示“惊诧不已”。

在那些顽固守旧的人看来，康有为这样做就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非圣无法，惑世诬民，不除之不足以稳定人心，统一思想。<strong>

就在《新学伪经考》问世不久，一个叫余联沅的人就上了弹劾康有为的奏章，要求将此书立即销毁，并警告各地书院生徒及所属士子，不要被康有为所迷惑。至于康有为这个人如何处置，则请皇帝自己拿主意。

光绪皇帝当日就给两广总督李瀚章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谕旨，让他查明情况，如果该书确系离经叛道，就当即销毁，对康有为，则放了一马。

实际上，从甲午到戊戌，康、梁在为变法维新四处奔走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势力的围攻、诋毁、诬陷、谩骂，可谓数不胜数，从未断绝。

清末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围绕他身边的梁鼎芬等人，都对康、梁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其中有学术上的分歧。

张之洞对康有为的独尊公羊，托古改制，以孔子为文明教主，用孔子纪年，都是难以认同的；但他很少做学术上辩难、商榷，而是直接对康有为的学说做政治理念的解读和政治企图的判断，上纲上线，认为康有谋反之嫌，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是一种诛心之论，欲陷康、梁于险境。欲置康、梁于死地的，还有湖南的叶德辉之流，他要捍卫纲常名教，自然视康、梁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直到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等于是拉开了戊戌政变的序幕。<strong>

应当看到，戊戌变法前后，无论是仇视康、梁，反对康、梁，还是支持康、梁，拥护康、梁的人，没有不把他们视为戊戌维新变法主谋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戊戌变法的历史或当改写，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也当别论。

由于戊戌变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败，今天有些人责备康有为，以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鲁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执、激进、固执造成的；也有人借口康、梁曾说了一些假话，或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进而怀疑他们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做其实是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

近代以来，有些学者在贬低康、梁的同时，为张之洞张目，认为在康、梁变法之外，另有一变法的稳健派在，并以张之洞为代表。

国学大师陈寅恪称戊戌变法在当时“盖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绪皇帝受了康有为的蛊惑，未能采纳如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张，戊戌变法也许不会失败。

这段话写于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在这里既划清了与康有为的界限，也表明了家学渊源是在郭嵩焘这一脉，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念自然不同。

戊戌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即公元1898年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在得到慈禧再度归政的消息后，马上致电大学士孙家鼐：“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落井下石如此，也算少见了。

多年来，人们对康、梁的曲解、误解是根深蒂固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待于新的史料的发现，更有赖于历史观的改变。

公正地对待一个历史人物，有时真的很不容易。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况且康有为自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识，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

康有为从岭南出来，岭南学术在全国本来就现已算是支流了，而康有为乃至还不是岭南学术的干流代表人物，假如连支流中的干流都谈不上，没有让当世学术界服气他的理由。

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变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动这一套东西。

最佳的方法是找到初始儒学，然后直接往里面加东西，初始儒学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能够添设很多新的理论思维，靠这种方法来支撑变法是能够的。

如今康有为跳出来说这些经文满是假的，没人能信，所以他的变法维新理论从根上已经输了。

在变法开端之前，光绪皇帝见了康有为一面，史书记载也仅此一次。

最终，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也即是在总理衙门跑腿的，这仍是兼职，他的本职仍是主事，梁启超则依旧去编书。

所以，咱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朝廷中有什么影响力，或者是对变法有啥决定性的影响。后世常将“戊戌变法”又称为“康梁变法”，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即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掌管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么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效果，能说多少话是清楚明了的。

梁启超在谈到他的老师康有为时就曾指出，世界上有“应时之人物”，亦有“先时之人物”，“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还说，康有为就是一位“先时之人物”，“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康先生全都具备，“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观，历史都是为了今天为了当世服务的，难免每个时代有不同的解释，但千万不可谬传，乃至假传、篡改，因为列祖列宗在上，千秋史册在后，后人应该将真实的历史一代代传下去。

忧时曾上万言书，十死残生亿劫余。

海雨离居读君作，凄凉旧恨集公车。

平生浪有回天志，忧患空余避地身。

最恨邱迟伤故国，题名记上少斯人。<strong>

落日苍茫风才定

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作用，这还用问吗？沒有这师徒俩上下闹腾，维新运动能这么轰轰烈烈的开展吗？当然，维新运动的主角，光绪皇帝当之无愧，沒有他的颁布改革措施，一切为零。而康梁的领头羊作用也不可替代。

维新运动的发端即从康有为于1888年赴京应试，向光绪上书"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开始。虽未递到光绪手中，却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继而康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用于指导实践，作用大了去了。再就是"公车上书"，这是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杰作"，是维新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彪炳千秋，功不可沒。一千三百多位学子，慷慨激昂上书光绪，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大政见，达到富国救民之目的。康梁认为前三项为"权宜应敌之策"，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上书内容广为传播，维新变法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康梁也因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不可替代的领袖地位。

这样还不够，还必须全国动员，上下联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与李鸿章等顽固派(含洋务派)，进行了殊死搏斗。首先，占领舆论阵地。1895年，康梁在北京創办《万国公报》，成立强国会，1896年又在上海办《时务报》。1897年严复在天津办《国闻报》。1898年谭嗣同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办《湘学报》。至此，全国学会.学报.学館达三百多个，变法氛围基本形成。其次，两派展开了大论战，就三大主题一一第一，要不要变法。第二，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第三，要不要废除科举和提倡西学。在论战中，维新派逐渐占据上风，终于受到光绪召见，可面呈意见了。再次。康有为再呈第六书《应招统筹全局折》，这是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几经波折，几经奋斗，随着光绪"明定国是"诏书的颁布，百日维新正式开始。其过程，其章义，其失败原因，我巳在头条回答过，也不在本议题之内，不说了。

补充一点，康梁谭的维新建议并非完全正确，错误主张不少。其中为筹集变法经费，竟主张出卖国土，将新彊.西蒇.蒙古等出卖绐俄英日等帝国，实在是大大的馊主意，与李鸿章丢新彊的主张如出一辙，对得起左宗棠吗？对得起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吗？简直忙改良忙昏了头，连保家卫国，寸土不让都不知道，大大的罪过！

老大73708

我是秋草独寻，有幸回答此问。

我觉得第一个要理解戊戌政变是在甲午后的维新运动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变奏曲。

需要说明的是甲午战后的维新运动是一个持续性的救亡运动。

戊戌政变是甲午战后维新变法的背景下开启

维新变法从甲午战败的1895年就开始了，当年光绪帝甲午战败当年就已诏告天下，已经进行了很多变法。

• 如大修铁路，1898年津唐铁路已建成，芦汉铁路、关东铁路都在筹建中。

  
  

• 1896年创办新式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交通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都已经在办。1895年光绪帝发布奖励工商业的上谕，张謇等企业家开始筹办纱厂。
  

• 1895年发布编练新式陆军，命袁世凯训练新军，
  

• 1896年盛宣怀获光绪帝批创办通商银行，
  

• 1896年，康有为创办强学会等新式媒体。
  

• 在地方改革中，以湖南巡抚陈宝箴、江标在湖南的改革最为全面与迅猛，涉及工商业、教育、新闻、军事、启蒙等全方面的改革。当时都已经启动。
  

在全国性的维新运动中，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声音最为猛烈，成为一时维新之网红，但是也要注意到严复、黄遵宪、张謇等著名人物在维新运动中的巨大作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

康梁由于公车上书、强学会等行动在全国的思想界的影响之高，并通过帝师翁同龢等人的引荐，上达天听。

开始了极大影响了光绪皇帝的思想，与光绪皇帝急于变革的心态相吻合。所以光绪帝下诏召见康有为。

背景：康梁当时的情势较为孤立

康梁的为急于变革，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书将孔子打扮成改革家，并将千年来的自王莽新朝时孔学推倒说是伪经，遭到大多数儒家教育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批驳，使得康梁维新派在政治上落于孤立，如恭亲王、刘坤一、张之洞、章太炎等开明人士明确反对，最明显的就是连翁同龢也谓之为“野狐谗也”。

这是康梁变法中的孤立之势形成。

现在简述一下康梁二人在百日维新中的主要作用。

1、康梁在戊戌政变前期给皇帝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三条就是开设制度局。

以期架空中央官僚系统。这与当时光绪帝对于传统官僚的厌倦刚好合拍。变相的引发核心官僚层与皇帝的冲突，使国家大局不稳。

所以在恭亲王奕诉在世时就遭到稳重的恭王的反对。后恭亲王死后，皇帝后又改为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把握权力的中心，并且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顾问，很明显是将中国权力中心外移。这不仅是夺权问题，更是主权问题。（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变史事新探》）

这为之后戊戌政变的权力之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2、康梁在百日维新中提出的改革建议中，并没有涉及到君主立宪的核心思想，没有多少先进性。

说明其进步性尚存在较大的问题，而在改革科举中提出废及八股文，这一条因为骤然变革，朝廷反对者较多。朝中大部分官员也认为科举教育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方向并不清晰。

当时工部尚书李端棻的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书院，成立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对于1900的教育改革及1905年废除科举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其他的军事、经济、教育、工商业改革在前面已经说明，大多都已实行。

因此，康梁在戊戌政变其间并没有多少改革的新意，核心措施反而使皇帝与太后、大臣之间的关系紧张，成为权力之争，以至发生后来的太后训政，戊戌政变。

戊戌六君子画像

3、由于百日维新中光绪帝急风骤雨似的改革，使得改革呈现一团乱局现象。而恭王的去世使得太后与光绪帝之间失去了调和式的人物。改革的分歧越来越大。

看一下百日维新的政策，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问题。

1）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不到一百天时间，向各地发布了100多道诏书，

这种急风骤雨似的诏书政令，令各地督抚无所适从。可见此时光绪帝的节奏之激烈，参考今天的改革可以想见是否合理。

2）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

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在没有妥善安排的情况下如此激烈的改革是不负责任的。

3）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被阻，光绪帝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

而光绪帝之前与慈禧曾有约定，就是让慈禧为他把好关，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经慈禧商议。而如此草率行事，致中央各官员人心惶惶。慈禧是需要过问的。而反观之前光绪亲自罢翁同龢时，慈禧又并没有阻拦。（此事参看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4）皇帝提拔杨锐、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企图架空军机处，造成朝廷分化影响。而后继续听信康有为建议实施开“懋勤殿“，更引起极大的恐慌。

康有为在美国芝加哥游玩照片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说慈禧届入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用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杨的说法这也是实情。

在出现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柄国三十多年的慈禧不可能不干预此事。当这种事情连续在几天内发生，慈禧必然要求垂帘，以把握国之大局。

按道理，此事到此为止就应结束了。

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

可是历史吊诡的事就出现了。康有为又不甘心失败，又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讨论，结果却是尽快准备武力解决问题。《马勇：戊戌变法背后——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康有为伪造与光绪皇帝合影

康梁戊戌政变的后续效应

康有为后来的造假造谣行为。

造假奉圣命成立“大清保皇公司”，并伪造与光绪的关系，包括照片，骗取钱财，很多海外华人信以为真，为此，康有为筹集了很多钱，以至于晚年生活还非常奢靡。

谭嗣同的疑惑证明

其实谭嗣同他本人不赞成武力解决，只是为康有为所激而为，所以他留下的原诗是：“我自殴刀仰天笑，留待功罪后人论？”。但被梁启超篡改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留待功罪后人论？”侧面也说明谭嗣同他自已不知道做得对与否。

继续破裂的原因则是康有为继续在海外媒体煽风点火的结果就是，光绪百口莫辩，慈禧再也不信任光绪。

所以，在这里可以总结，康梁在戊戌政变中起的大部分是负作用，耽误了中国应有的改革进程，帝后之间的矛盾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引起后来的庚子事件。

戊戌政变的另一个影响还是值得肯定的。

六君子赴难等事件，说明必竟是一场中国近代的思想开放运动，虽然其有各种局限性，但仍然极大了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与改革的热情，激励后来者不断朝此方向改革。

在1900年之后，朝廷的改革如废科举、壬卯学制、奖励工商、君主立宪等也逐一落实。与百日维新有重大的关系。

总结而言：戊戌政变中的康梁更多的是参与了权力的争夺，与宫廷政变。真正与改革相关的事情不多，反而是六君子之死，对于国人的影响较大。

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经济改革为先导才是正途，没有任何经济改革成果，追求政治改革是一种很冲动的行为。

秋草独寻

甲午中日战争，貌似庞大的清帝国在对这次的战争中失败。

随后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极大的触动了，当时国内的有识之士。

他们痛定思痛，去反思后起之秀的日。他们看到，日本是经过明治维新，从和清政府几乎相同的位置，跻身世界列强的行列，

效仿日本，变法维新，变成了这些人的理想。

这其中就有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维新变法，主要倡导人之一。

这次行为被历史称为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其实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对满清僵化和腐败官僚体制的反思和改革。

戊戌变法的主要提倡人，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当时新旧交界的知识分子。

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支持者。

光绪帝在对日本作战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力图效仿西方，通过维新变法，富国强兵。

这是一次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放下天朝大国，务实的看待世界。

也是一次思想潮流带动的政治革新，思想的解放。

康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希望通过变法维新这种形式，建立一种近现代国家政体，君主立宪制，开始提及民权。

这在当时，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一面。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师生关系，在这次变法维新运动中，他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们主张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开办报纸，提倡工业，废除科举，建立新军等等，他们的变法，动摇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伦理基础。

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得到光绪帝和民间各界的大力支持，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里面有外因，如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也有内因，如大清官官僚腐败无能。

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

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尔难”。

那希望通过自上而下变革，获得一个满意的政体架构。

事实上他们是一种对封建皇权的改良。

但即使是这样，维新变法运动也最终触动了封建权贵的利益，于是慈禧代表的保守势力，对变法施行了残酷的镇压。

因这次维新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也被史称为百日维新。

虽然维新变法被镇压了，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维，是一把火种，点燃了皇朝下的人民，对大请王朝的反思，对现代文明的追求。

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启蒙运动，大清王朝铁桶一样的桎梏，出现一丝缝隙，思想上的进步，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诞生。

大清爱新觉罗家族，连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谷子的地

戊戌政变是一场思想战线上的政治启蒙运动，是一部分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进行科学，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不受外国的欺凌。康有为梁启超在这场政变中起了组织，领导和推动作用，但由于对旧势力估计不足，造成很大的牺牲，最终失败。但她启蒙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以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因为任何变革都要触动旧势力的利益，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血的代价。

漫话人生路

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它是由一批爱国人士发起的改革运动，虽说变法在短短的103天就以失败告终，但它给当时的人们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

让许多有志之士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变法对于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变法让清政府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并激起了很多人的改革热情，人民由此也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思想开始解放，不再对清政府抱有幻想，戊戌变法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也是十几年后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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