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下，一個吃著炸雞漢堡，使用智能手機的人，與手裡握著長矛捕獵的原始部族人相遇，他們會怎樣看待彼此？
不需要時空穿越，這樣的情況在當今世界仍然會發生。
▲2019年7月，亞馬遜一神秘原始部落「阿瓦族」男子被拍到，阿瓦族人使用砍刀與長矛，在雨林狩獵生活。
在全球化的今天，並不是所有人都在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成果。儘管飛機、互聯網可以連通世界任何角落，但在中南非洲、南美、南亞等地，仍有許多人對現代世界困惑不解。
我們該如何理解原始部族人看到飛機時的驚異？為什麼這些便利的物件不是由他們的祖先最先發明？世界各地的人類文明發展為什麼會如此不平衡？
《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就嘗試去解答這種困惑。這本書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美國演化生物學家、生理學家。他認為，今天的原始部族人看到飛機的驚異，與五百年前美洲印加人看到騎著馬的西班牙人的驚異，是一樣的，他們看到的都是在本地聞所未聞的事物。
▲《槍炮、病菌與鋼鐵》 作者：賈雷德·戴蒙德譯者：謝延光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
現代人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之所以會對原始部族形成侵襲力量，甚至消滅一個種族，原因不是現代人特有的優越基因，而是地理環境的差異。這種差異自一萬年前農業革命後世界各地人群定居時開始就存在，比如大陸的主軸線走向，以及供人類利用並馴化的動植物的分佈不均等。
在接下來的一萬年間，這種地區間環境的差異逐漸放大，世界各地的文明便有了不同的走向。
01.
糧食：歐亞大陸為什麼贏在起跑線？
大約13000年前，人類祖先已經從非洲散佈到其他大陸，開始定居下來繁衍生息。一開始，由於人口數量少，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是以狩獵、採集野果的方式獲取食物，直到大約11000年前，部分族群開始轉向農業生產。
地中海東岸至兩河流域的這片土地，如今看來乾旱貧瘠，可是在一萬年前，這裡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因其形狀被稱為「新月沃地」。這裡最早出現糧食產區，人們通過種植大麥、小麥獲得穩定的食物來源。還有生活在亞洲東部的古中國人，他們種植穀物水稻，也步入了農業時代。
▲糧食生產發源中心，帶問號的地點表示不確定是獨立出現還是受其他中心的影響。
不僅是植物，人們對動物的馴化，也在九千年前開始了。山羊、綿羊、家豬，接著是牛、馬等，人們不再需要狩獵，便有了穩定的肉類供應。而且，家畜可食用農作物的殘渣，其糞便又可作為農作物的廢料，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環。
戴蒙德在書中用「正反饋循環中的自身催化」來形容這個糧食生產的過程，他指出，這個過程一旦開始，速度就會越來越快。新月沃地和古代中國的人們儘管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民，但這種向農業生產方式的過渡徹底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生活面貌。
比如，糧食生產使得人口規模迅速擴大，儲藏的剩餘糧食還可以養活一些「閒人散客」，他們由於不用下地幹活，便可以從事其他專業工作，社會分工得以形成。社會複雜化進一步促使族群中出現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實現了從部落到國家的轉變。
因此，戴蒙德認為，糧食生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糧食生產上具有領先優勢的族群，在通往槍炮、病菌和鋼鐵的道路上，也會取得同樣的領先優勢。
可是，為什麼是歐亞大陸最先取得這樣的優勢，而不是美洲、澳大利亞或者那些遍佈世界的島嶼之地？
鄭少雄老師在介紹這本書的時候提到，歐亞大陸與非洲、美洲、澳大利亞的分野與兩個進程有關，其中之一便是糧食生產在時空上的不均衡分佈。
眾所周知，歐亞大陸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大陸，廣闊的土地上生存著數不清的動植物，因此，這裡的人類一開始就具有天然的領先優勢。而美洲等地的物種豐富度沒有歐亞大陸高，能夠被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更是少之又少。
在20世紀前得到馴化的14種大型哺乳動物中，只有一種來自美洲，即美洲駝，其餘包括羊、豬、牛、馬等13種家畜的祖先都來自歐亞大陸，而在中南非洲和澳大利亞，竟沒有一種當地的大型哺乳動物可以被馴化。
再者，歐亞大陸的主軸線是東西向的，這意味著糧食生產能沿著相似的緯度環境傳播。比如新月沃地在遭遇生態惡化之後，其種族很快就轉移到了北非和歐洲，糧食的生產與技術的傳播不至於斷裂。
反觀美洲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們都是呈南北走向，從北至南，各地的地理和生態千差萬別，某一緯度環境中的族群，很難與另一緯度的族群產生交流。
▲亞歐大陸的主軸線呈東西走向，美洲、非洲大陸的主軸線呈南北走向。
戴蒙德在書中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車輪是在中美洲發明的，而美洲駝則被馴化於南美安第斯山脈中部，可是過了五千年的時間，這兩者仍然沒有「相遇」，因此無法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
當然，正如鄭少雄老師在講讀時所提到，從採集時代過渡到農業時代，不一定就意味著進步，當時的人們進行的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而是相比於美洲等地，歐亞大陸的環境更有利於人們進入農耕文明。
受戴蒙德影響，在十餘年後寫成《人類簡史》的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就認為，所謂農業革命是一樁騙局：不是人類馴化了小麥等植物，而是這些植物馴化了人類。
農耕並不比採集更輕鬆，且穀物營養不足，它只是「讓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狀況活下去」。而對大型動物的馴化，也使家畜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人類卻從未考慮過它們的感受。
不過，戴蒙德沒有像赫拉利那樣對農業革命帶有如此大的偏見，他迴避了價值判斷，在書中反覆強調說：
「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
然而，農業革命之所以稱之為「革命」，也自有其原因。如果農耕只改變的是人類獲取食物的方式的話，一個吃漢堡包的現代人赤手空拳不一定打得過原始部族人。
可以說，農業生產為日後人類社會的變革奠定了基礎。鄭少雄老師在講讀中指出，歐亞大陸和非洲、美洲、澳大利亞的分野，除了因為糧食生產的不均衡分佈之外，還有因糧食所導致的槍炮、細菌和鋼鐵的不平等。
02.
病菌：征服者身後的「幽靈」
既然「糧食」不是世界各地的文明發展不平衡的直接原因，那麼歐洲人是如何一躍而起，並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呢？
讓我們把目光拉回500年前，去看一場著名戰事：卡哈馬卡戰役（Battle of Cajamarca）。
1532年，來自西班牙的探險家弗郎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帶著168名士兵及60餘匹戰馬，在卡哈馬卡打敗了南美印加帝國的8萬軍隊。在屠殺7000名印加士兵之後，皮薩羅俘虜了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Atahuallpa），隨後也處死了他。擁有600萬人口的印加帝國連同古老的印加文明一併消亡。
▲卡哈馬卡戰役，這幅畫也出現在《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封面上。
這場戰爭為何是如此不可思議的結果？
八萬印加軍隊在區區百餘西班牙人面前，究竟為什麼變得如此不堪一擊？
原因可以從《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書名找到，皮薩羅軍團擁有當時印加人從未見聞過的幾種物品：戰馬、病菌、槍炮和鋼鐵。鄭少雄老師指出，這幾種東西實際上是基於糧食生產而出現的文字、技術和中央化政治的表徵物。
馬是歐亞大陸的族群在幾千年前就馴服了的動物，它不僅能充當勞力，用於農耕、運輸，還被廣泛用於戰場殺敵。鄭少雄老師在講讀時提到一個細節，當印加人第一次看到皮薩羅胯下的戰馬時，臉上露出了驚恐的表情，他們從未在本地見過有人騎如此龐大之物。即使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出門也是由幾十人抬轎行進。因此，眼見馬匹衝鋒而來，印加人只能四散奔逃。
另外，人類自馴養像馬這樣的牲畜之後，便經常與致命的病菌打交道。比如，牛帶來了麻疹、肺結核、天花；流感來自豬鴨，惡性瘧疾來自禽鳥等。而歐亞大陸的人們自學會耕種，進入農業社會之後，人口數量迅速攀升，給了這些病菌繁衍演化的條件。
歐亞大陸的人們曾因此深受其苦，但畢竟人口基數在那兒，病菌無法徹底滅絕人類。反而是一代代的人們在與病菌相處的過程中，逐漸增強了免疫力，適應了疾病肆虐的世界。
可是，印加人就沒這麼幸運了，他們毫無防備地暴露在致命病菌面前，任由其尋找完美的宿主。
就在卡哈馬卡戰役前不久，印加帝國的老皇帝、皇儲，以及眾多大臣都被西班牙人帶來的天花奪去了生命。這些幽靈般的「致命禮物」使得帝國內部出現內亂，陷入四分五裂之境，正好中了皮薩羅之懷。
最後，印加士兵身上的護身軟墊，手裡的木棒和石頭，根本無法抵禦身穿鋼製盔甲、手握鋼刀與槍炮的西班牙人；而鋼鐵和槍炮也是發達的農業文明社會才會出現的東西。
▲身著傳統服飾的美洲原住民
總之，這場戰爭就是大航海時代開啟後歐洲殖民者登陸美洲的縮影，戰爭雙方不是一個重量級間的較量。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一書中對此形容：「美洲文明遇到西方白人，如同遇到外太空的入侵者。」 在戴蒙德看來，這種不平等，早在一萬年前就出現了。
上面提到，糧食生產養活了更多人口，通過社會分工，最終形成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即國家。歐亞大陸因為其足夠廣博，它內部各國家有更多的創新者，也能形成眾多的相互合作與競爭。
在奧斯曼帝國崛起前，中國與歐洲通過絲綢之路，一直互通往來，其路線中最艱難的部分只需穿越沙漠，且人們還有已被馴化的駱駝作為幫手。再看美洲，從北美到南美，要經過茂密的雨林之地，毒蛇怪獸叢生，其環境之險惡，即便20世紀連全副武裝的美國大兵也不敢踏入，更別說手無寸鐵的土著人。
絲綢之路被切斷以後，哥倫布為了給自己的遠航籌資，曾在多個國家遊說，屢屢受挫後，終於獲得西班牙的贊助，最終登上美洲大陸。其他國家看到哥倫布的成果後也紛紛效仿，發展自己的航海事業，遠赴海外探索未知世界。而足以橫跨大洋的船隻、指南針、航海知識、鋼鐵等這些，美洲的印加人都不具備。
▲哥倫布在美洲登陸
如此分析，卡哈馬卡戰役的結果似乎逐漸水落石出了。但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視西班牙人對印加人的大屠殺為正當的。西班牙人與印加人之間並沒有高低貴賤、聰明愚蠢之分。鄭少雄老師在講讀這本書的結尾提到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的「文化相對論」，他說：
「每一個地方都會基於自身的條件和基於自身的能動性，有效選擇自己和環境互動的方式。哪怕在同樣的類似的環境條件下，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都會做出自身的選擇，這些自身的選擇其實是一種不同群體間的互相區分。」
03.
「耶利之問」該如何回答
1972年，戴蒙德在新幾內亞島上研究鳥類時，一位叫作耶利的當地人對他這樣問到：
「為什麼你們白人制造了那麼多的貨物並將它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戴蒙德思考了近三十年，最終寫成《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來回應「耶利之問」。正如副標題「人類社會的命運」所揭示的，這本書囊括生物地理學、遺傳學、生態學、人類學等多種學科，結合考古研究，展現出世界各地人群自一萬年以來的命運走向。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收回歐亞大陸內部會發現，除了「耶利之問」，針對中西方科技發展差異而提出的「李約瑟難題」依然讓學者們感到頭疼。
和西歐相比，中國的地理環境也是得天獨厚，並誕生出輝煌的文化，有發達的文字與技術，以及複雜的集中行政組織。可為什麼近代以來，是歐洲在技術上領先，並在世界上佔支配地位？
更進一步，為什麼中國不是征服世界的殖民者，卻一度陷入被殖民的危機？
戴蒙德對此也思考過，他認為，與支離破碎、多有崎嶇的歐洲地形相比，中國大陸的主體平坦開闊，四通八達。長江和黃河，以及貫通兩者的大運河，把中國連成一個整體，鞏固了大一統的國家。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大一統便主宰了中國歷史。
▲中國與歐洲地形對比
這樣的好處當然非常多，但在戴蒙德看來，壞處也非常明顯：某個專制君主的一個決定就能使改革創新半途而廢，而且曾不止一次地這樣做。反觀西方，零碎的地形使歐洲從未真正統一過，其內部的合作競爭，也使改革創新難以被某個專制君王中止，哥倫布便是一例。
然而，這是準確，或者說完整的答案嗎？當然不是。
就連提出問題的李約瑟本人，也深深懷疑任何單從地理或種族角度去解釋這種差異的理論。戴蒙德在書中也承認：
「在任何時候，任何大陸上都有富有創新精神的社會，也有保守的社會。」
所以關於「耶利之問」，我們仍然要深入歷史、政治、文化、科學等多個領域，去探尋它的「冰山一角」。
而戴蒙德的這本《槍炮、病菌與鋼鐵》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我們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不要丟下人類整體命運的眼光，而是從「人類簡史」中去窺見中國的滄桑。
「人非孤島，無人可以自全」，我們之所以仍要撥開歷史的迷霧，正是因為那逝去的亡靈，與未來的生命，都與我們唇齒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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