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郭沫若。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围绕世传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兰亭序》之真伪，掀起了一场学术大辩论。这场辩论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文化现象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事件被载入史册。同时，也记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敬老崇文的高尚品德。
1
百年疑案 波澜骤起
《兰亭序》是否出自晋人王羲之之手，早有人产生过疑问。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阮元在跋“永和右军砖”中就写道：“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同时期的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也提出过疑问。到了清光绪年间，广东学者李文田从书法的时代特征和文章本身的考证上，推测出王羲之的书法“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直接得出了“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论断。虽然如此，因当时佐证不够，只是在小范围内提出异议而已。
《兰亭序》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经过研究考证后，重新提出了《兰亭序》作者的可靠性问题。撰写了《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表在《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上。尔后又在《光明日报》转载。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等。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郭文的主要观点是:
一、《兰亭序》的笔法，没有魏晋时期的隶书笔意，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这和南京出土的晋代墓志以及晋代流传下来的其他书作，有时代性的悬隔。
二、晋朝人的笔迹应该是与《爨龙颜碑》、《爨宝子碑》极相类的、没有脱离汉朝隶意的体势。“现有王羲之的书法遗迹，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三、《兰亭序》不但从书法上讲有问题，就是文章也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因为文章的前半部分还在畅叙欢乐，后半部分却突然悲痛起来，这和晋人的达观以及王右军本人的性格不相契合。
四、《兰亭序》是后人写的。后人在书写时留下了一个大漏洞。文章一开始“岁在癸丑”的“癸丑”两字是后来填补进去的。开始书写时只留下一个字的空白，最后要填进两个字，故此呈扁型，属文者哪有记不清当年干支的道理。
五、《兰亭序》的文章和书作均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所为。一是在梁代的《昭明文选》中没有将此文收录，由此 推断梁代人没见过《兰亭序》，而《兰亭序》又为唐太宗推崇之物，因此又可推断此物出在唐太宗之前。故《兰亭序》所出的年代是唐前梁后的60余年间，这正是智永所处的时代。二是从书法和文章上看，智永书法和王羲之是一个体系，也会作文章。三是《兰亭序》文章中的语言，如“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是禅师的口吻，和智永的身份相符。
综上所述，郭文认为《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也不是王羲之的笔迹。
高二适（1903－1977），江苏泰州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
郭文发表后，引起了书法界的极大争议和文史界的强烈震动。一时意见纷纭，赞成者、反对者莫衷一是。同年7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先生（生前专治经史，精通诗文、书法，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撰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高先生在《驳议》中旁征博引对包世臣、李文田及郭沫若的观点逐条批驳。高文的主要观点是：
一、初唐诸大家都学王书，唐太宗也以酷爱王书著称，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人的鉴别力。
二、以《兰亭序》和其他传世的王字相比较(各种摹本和《集王字圣教序》)，风格是一致的。
三、以东晋的一般书风（质朴、接近 隶书）来判断《兰亭序》之真伪是方法论的错误。如果王字不是开风气之先，王羲之也就不成其为“书圣”。王字本身的发展过程完全有踪迹可寻。从比较质朴、有隶意的《姨母帖》发展到妍润秀美的《兰亭序》，这正是一个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的突破。
四、《兰亭序》潇洒飘逸的美学趣味，与《世说新语》中所表述的东晋士族之风貌恰能吻合。
所以认为《兰亭序》不伪。
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局部)
高文投稿后，报刊杂志无人敢登。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加之郭老身居高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郭文中引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康生收集了五条理由推断，“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王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高先生对康生的观点作了批驳。因此,事情进一步复杂化。
2
笔墨官司 有比无好
高先生正苦于无处发稿之际，他想起了文史研究馆系统的最高领导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他随即将文稿寄给章。章先生为高文无处发表而感到不平，只是文章中牵涉到在位的大人物不太好办，只能请示毛泽东。于是修书一封，将高文一并转到毛泽东处，信是这样写的：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 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 感逾身受。
专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信的前半部分谈了对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的一些看法。随后写道：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1965年7月28日致郭沫若信。
毛泽东主席在给章士钊写信的同一日，又给郭沫若写了信，信中说: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力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怀和过问下，事隔五日，高二适先生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同年第九期的《文物》杂志还全文发表了高二适文章的影印手稿。这种刊载方式是极为少见的。
毛泽东的批示，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全国文史界甚至整个学术领域，随着高文的发表，文史界掀起了历史性的“波澜”, 学术争鸣很快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抚今追昔，遥想事件之初，如果没有毛泽东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和说服，就没有这场学术大辩论，就不会出现当时艺术、学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主席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平等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展示了新中国缔造者在文化工作上的睿智和敬老崇文的高尚情怀。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史上永远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
版权声明：《中国封面》在推介传播过程中难免出现部分文章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的情况。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原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妥善处理。谢谢！邮箱：[email protected]
閱讀更多 中國封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