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維-斯特勞斯忌日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

Claude Levi-Strauss

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公元1908年11月28日—公元2009年10月30日），法國作家、哲學家、人類學家，結構主義人類學創始人和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出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區，逝世於法國巴黎，享年100歲。

生前曾出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日本和朝鮮等國，被認為是“所有流派（和無流派）思想者的財富”， 被國際人類學界公認的最有權威的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類親屬關係、古代神話以及原始人類思維本質三大方面，他把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研究納入自己的神話研究當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結構主義神話學。

自“十一”假期臨近，一股腦讀了三本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臺譯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我們都是食人族》和《月的另一面》。Levi-Strauss是法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哲學家，結構主義大師，對初人類學外包括社會學、哲學、語言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幾本雖非純學術性的文本，但別有洞見，而且每篇短小精悍，所以讀起來輕鬆又饒有興趣。

1

作為“熵類學”的人類學

《憂鬱的熱帶》早已是無論“圈內圈外”都大名鼎鼎的一部作品，除豐富的民族誌資料可以滿足不同人群或獵奇、或研究的心思外，它偏偏有這樣一個明媚而憂傷、別具文藝氣息的名字，相信為其在全球的暢銷和傳播增色不少，據說在灣灣更是被列入“文青”必讀書單。然而，它不過是Levi-Strauss在1954—1955年間對其二、三十年前在巴西多次探險和調查經歷的“不忍”回顧，拖沓猶豫了十五年還遲遲不肯下筆，究其原因，他說得倒也坦白：“每次都因為一種羞辱與厭惡之感而無法動筆。”

之所以如此，可以說是他對積累了如此之多日常的瑣瑣碎碎，甚至某種程度上是對事無鉅細、有時還不得不(指情境被迫或遭遇不可控因素)冒險的田野調查的質疑：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把這些無足輕重的情境，這些無甚重大意義的事件詳詳細細地記錄下來呢?……探險……只會使人類學者平白失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有效工作時間;有時因找不到報導人而浪費好幾個小時……把光陰平白消耗掉，毫無結果……單是和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接觸，就必須花掉這麼多時間和精力。

然而，如果說這只是一種無奈的情緒的話，也就過於莽撞了——不如理解為他對“真理”尋求的急切，亦是他對人類學懷有此種特殊情感的表達：有鬱悶、有寂寞，有不耐煩、有失落，還有在廣博的見識和深刻的洞見之後對本文化和現實社會的種種不滿和批判。在書的開篇，他即毫不留情地表達了對自身所處的“文明”社會和國度的斥責：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

其中《六、人類學家的成長》這篇，追溯了他自己學習哲學、然後轉而進入人類學研究的歷程，叛逆地說哲學其實並非“真愛”，只是因為“對截至當前所選修過的其他科目都不喜歡”。而對人類學的興趣，則可說是一種氣質上的相投：人類學研究的文明(即所謂的“古老文明”)和他的思考方式有一種“結構上的類似”，如同“新石器時代式的”智力方式讓他“沒有興趣明智地可以在同一塊土地上年復一年的耕耘收穫”。這種論述我想應該會契合很多人類學的研究者心理，甚至還有很多莫名擁有此種“情懷”的人們。對他們而言，這些“意義不甚明確”、還有點被他人不能理解的活動，自己卻深感有如使命“召喚”一般地熱愛。大師即犀利言之：這些研究工作就好比“一種避難所，一種傳教站”，而人類學則是尤為極端——明明是人類的一分子，卻總是想從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判人類。隨即更加“無情”地一語道破很多人類學研究者的處境，當然更是他從自身體會中的感悟：

除了對人類學及其自身透徹的體察，讓我驚喜的是，他於最後《四十、緬甸佛寺基榮之旅》中展示了他對伊斯蘭教想、佛教和基督教的思考，得以淺窺他的宗教觀。其中寫伊斯蘭和佛教的篇幅更多一些，佛教尤甚，或可解釋說畢竟這是一次緬甸之旅，但確也可看出Levi-Strauss對佛教更為崇敬;而對基督教的態度似乎有點難以揣測，卻也依舊語出驚人：“很不幸的是基督教沒有能晚一點出現。如果基督教出現得更晚的話，就能在佛教與伊斯蘭教中間達成一項綜合。不幸的是基督教出現太早，沒有能成為前兩者之間的調和者，而事實上成為兩者之間的轉型過渡者。”並斷定說“基督教命定要朝著伊斯蘭教的方向發展”，以及開篇即指出的“法國已開始越來越像一個伊斯蘭國家的程度”。

他通過對三種宗教於產生、歷史與地理、主要教義等方面簡潔的區別比較，試圖尋找的是這三種宗教可能實現融合卻時常背離而行之的“退步”;以及其背後對社會結構乃至宇宙真理探索的心靈深處的“一”，把整個人類文明視為一個整體，如同物理學中為了創造“熵”這種東西，人類學則或可成為“熵類學”，是研究最高層次的存在、繼續存在和解體過程的學問。

書出版已早，其他也並無多想評說，況評者已不少，讀者尚可自行品味。

2

我們都是食人族?!

《我們都是食人族》是Levi-Strauss1989—2000年這十一年間各種零散的文字記錄，有發表的專欄文章、演講稿、論文、報告等等。裡面涉及的話題多種多樣，對法國社會當時熱點事件的評論、對繪畫等藝術的鑑賞、對“新神話”的關注和思考，繼續將結構主義運用至社會起源等宏大問題的探索。

第一篇是《被處決的耶誕老人》，寫的是1951年的法國“耶誕節”(即聖誕節)期間，社會上對“耶誕老人”(即我們大多數人認識的“聖誕老人”)受到與日俱增的重視而引發的爭議，最終在第戎(Dijon，法國東部城市)大教堂前當著教徒及孩子們的面，對耶誕老人“處以火刑”這一事件。文章前半篇讀起來頗吊胃口，層層挖掘當時這個現實矛盾的荒誕——教會教徒對耶誕老人的反感vs社會大眾、“異教徒”對耶誕老人的崇拜，讓耶誕老人成了不信教的象徵;與習慣認識相反，此時教會採取了“渴求誠實與真相的批判精神”，而“理性主義者反而化身為迷信的捍衛者”。然而，隨著大師一層層對其進行儀式分析和結構主義的解剖，將其與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的“卡奇納”神話，歐洲多國的啃指妖、聖·尼古拉和鞭子老爹等習俗和傳說進行對比，在步步深入的論證中，卻讓我在深夜裡讀得毛骨悚然、後背發冷——不僅是對大師驚人的聯想，更為最終他對何以“促使成人創造耶誕老人”提出的極其大膽的論斷：現實生活中耶誕老人和其相關儀式的存在，凸顯的是“成人和兒童的對立”，而在這個對立背後，存在的是深層的“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對立。

這則法國曆史上的故事對身處中國——大多數(理論上說)為“無信仰”或“無神論者”的我們，可能頗感震驚和不解。於我們而言，早已風靡全國大街小巷的聖誕節和聖誕老人，不僅走進了大小商場、酒店飯館，甚至走進了公交車、走進了幼兒園……沒有這種宗教信仰傳統的我們，既不存在如六十年前法國社會中的爭端，亦絲毫不介意將其炮製發酵為冬日裡火熱的浪漫、火拼的商家搶購。而我選擇相信Levi-Strauss式的看法：如果單從受美國(對我們來說則是“西方”)的影響來看，就太簡單和淺薄了，其中也必隱藏著深層的心理上和社會上的集體因素。

其他多篇文章如《僅存在一種發展模式麼》、《我們都是食人族》、《割禮與人工協助生殖》和《女性與社會起源》等，共同都在闡述著他對自稱“文明”的西方社會建構而出的“野蠻”這一行為的鄙夷，比如他推斷認為，我們現代人為了治療不孕不育而把腦膜組織萃取物人工注入身體，這和在“原始”部落裡通過口食死者的某些身體組織，以獲取和傳承死者的精神品質，並無二致。而我們卻把後一種視為人吃人的野蠻和荒謬的迷信行為，把前一種則視為知識上的實踐和科學——然而“這樣的區分並沒有說服力”，這種人工注射“和食人行為在根本上並無不同”，因此“我們都是食人族”。反而是由於我們對當地部落及其文化的不理解，把多種多樣、目的各異的食人行為，卻形成了一個具有種族中心主義色彩、單一的“食人”概念，讓它蒙上了神秘和野蠻的面紗。所以，當我們摘掉我們習慣佩戴的有色眼鏡，放下高下之別的評判，才能更好地去理解異文化、來反思己社會，如他最後做出的道德上的呼喚：“社會生活的起源在於我們能認同他人的感受。”

但這決不是說Levi-Strauss抱守著“文化相對主義”的文化/道德高地，而認定我們應當認同一切地方文化，同意作為某一文化當中的人，他義正言辭地指出：“我們的價值體系，和其他價值體系一樣有權受到尊重。”

當然對其文中偶爾展現出的“文化塑造自然”某種程度上的文化決定論，我們或只能尚持文化與自然絕非單向決定、而是互動糾纏的中立懷疑態度。

3

對日本的“剝繭抽絲”

《月亮的另一面》則是其在1977—1988年間五次日本考察、對日本社會及其文化有了零距離接觸之後，就其歷史、神話、文學藝術、思想文化等所具有的東方之獨特性，而展開的對日本社會及其文化中所體現的深層心理的探討。其中著重說明了日本文化思想中的一個“深層結構”：自我作為其思考的終點，而非西方思想中從個體出發的起點;這種對主體理解的方式是自外而內、向心的，而西方的理解則是由內而外、離心的。

其中一篇《日本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裡，他對人類學家的工作，有一個挺新奇又恰當的描述，說“人類學家註定只能遠觀事物，無法細察它的細節……”就像之前祖先開始對星空感興趣，沒有望遠鏡，也沒有任何宇宙論知識，但時間久了也識別出星群、觀察到一些規律，（思廬哲學編輯）然而這些星群實際上是由不同層面、不同遠近的星星組成，由於人距離它們太遠，難免有錯。但“既然人們無法做到從內部去認識一種文化——這是當地人的特權”，那人類學家提出的解釋至少可以提供對當地文化的一個整體觀點，歸結出一些規律概要性的描述。

此書封面上說“你從未見過愛慕日本的李維-史陀”，確實如此，他不僅對日本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的肯定，也毫不掩飾自己對日本版畫和音樂的喜愛，甚至在他的筆下，基本所有對中國的描述，是作為襯托日本的“綠葉”而存在，也隱隱透露出他對中國文化起碼“並無好感”：在說到18、19世紀日本版畫和一些肖像畫時，認定“這樣的東西一點也不屬於中國”;在方法上力求精簡的日本藝術精神，對立於本居宣長(提出“物哀”這一日本文學理念)所稱的“中國式華麗累贅”。

怎麼才教導我們要保持距離、不做價值評判的大師，這麼快就見風使舵了?其實不盡然，一開始他即表明自己的觀點：“文化本質上是無法比較的”。有趣的是，Levi-Strauss本人在聽到日本傳統音樂後，對自己竟有如此強烈共鳴的反應也感到困惑，甚至還請教了有關專家，在音律上分析了它如泣如訴的曲調是如何讓人容易想起“令人傷感之事”的感受。所以看來，並不是所有的比較都要分出個高低上下，學術研究也無法避免個人所好。

這三本書一口氣讀下來，深感Levi-Strauss的文筆實在優美至極，把原本可能枯燥的民族誌資料權當成優美的散文隨筆來看也未嘗不可。雖然，他強大的邏輯推理和挖掘深層結構的本領、以及深厚的腦補功力，著實讓我為自己的智商感到“捉急”，但這也絲毫不影響我對這一篇篇語言流暢、不乏犀利洞見和精彩評論、又滿賦哲思義理和款款深情的文章，常常禁不住拍案叫絕。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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