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提起漢武帝劉徹

的時候，總是喜歡把他和秦始皇嬴政放在一起，統稱“秦皇漢武”。不僅僅是因為這兩位雄主都是雄才偉略的“千古一帝”，更是因為這倆人在性格方面和做事的方式上有太多的相似。

秦皇漢武，性格一樣的強悍，一樣的好大喜功，統治期間，一樣的搞財政擴張和軍事侵略，晚年，更是一樣的追求長生。最最重要的，一樣的，喜歡大搞中央集權。

但是，如此相似的兩個人卻有一點是“截然對立”的，那就是“中央集權”的方法，秦始皇選擇了“法家”，而漢武帝卻選擇了“儒家”。

漢武帝這個“秦始皇第二”怎麼會拋棄激進而高效的法家思想而“獨尊儒術”呢？這完全不符合人物設定啊。

其實答案很簡單，當時的“儒家”本質已經不一樣了，經過董仲舒等人的加工，漢武帝所選擇的儒家已經成了一頭有著“儒家外表”、“法家骨骼”的“披著羊皮的狼”了。

接下來，沐茗君為你詳細闡述——

春秋時期的儒家和法家——打“斷”骨頭“連”著筋

其實，大多數人有這樣一個認知，那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馳的。但是，如果儒法兩家真的完全是南轅北轍，董仲舒再怎麼加工，它倆也走不到一塊兒，所以，儒法兩家真正的關係，正如小標題所示，打“斷”骨頭“連”著筋。

首先，“斷”很好理解，儒法兩家的主要分歧，此處簡單列舉一下：

1.代表立場不同：儒家思想代表的是奴隸制社會下的奴隸主貴族階級，而法家思想則代表了封建社會下的新興地主階級；

2.“大一統”模式不同：儒家思想的“大一統”模式是“王道”，以“仁愛”使四海賓服；而法家思想的“大一統”模式則是霸道，通過富國強兵，用“武力”征服天下；

3.治國方法不同：孔子主張“為國以禮”，用道德和禮數來規範和約束人的言行舉止，從而維持社會秩序。而法家則主張“以法治國”，用規章制度和嚴刑苛法來明確是非曲直；

4.適用對象不同：儒家倡導“民本”，從“尊君”的角度來“愛民”，而法家倡導“君本”，從“利君”的角度來“弱民”。

僅從這幾點“分歧”，我們也大概地能理解到儒法兩家是怎樣打“斷”腿的。那麼就像前面所說的，儒法兩家又是如何“連”著筋呢？我們分別以兩家為主體，詳細闡述。

一、“法”中有“禮”

提到法家，就不得不提“商鞅變法”，提到“商鞅變法”就一定要看《商君書》，我們先來看《商君書》中的一段話：

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商君書·更法》

這句話是放在《商君書》的開篇的，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商鞅變法”的根本綱領了。商鞅提到，“法”是用來“愛護人民”的，“禮”用來“方便辦事”

，只要是能“強國”、“利民”，完全沒必要像以前一樣遵循舊的“禮”制。

我們再來看看商鞅的後繼者韓非子的兩句經典闡釋：

“法與世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韓非

韓非子認為，時代不同，治世方法也不同，必須依據時宜來選擇合適的治世之道。

細細品味這兩位法家大佬的話，可以看出，法家的本質也是“愛民”和“強國利民”，這和“儒家”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同時，法家又指出，應該遵從時宜，“禮”和“法”都是治世的工具，要根據時代不同而選擇不同。

於是，結論出來了，法家和儒家的追求方向其實是一致的，只不過一家選擇了名叫“法”的路，一家選擇了名叫“禮”的路，既然方向一致，那麼早晚會相遇的。

二、“禮”中有“法”

荀子，就是“法”和“禮”相遇的哪一個點。

荀子是繼孔子、孟子之後的又一位大儒，他對儒家思想又進行了“完善”，這種“完善”即是“禮法合一”，把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相結合。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大略》

荀子針對於禮法之爭、王霸之爭，提出了“禮法並重、王霸統一”，成功地將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統一了起來。

同時，荀子作為儒家學派，他認為，“禮”是高於“法”的，禮是法之大本。“法治”為“暴察之威”，而“禮治”則是“道德之威”，如果做到了“禮”，“法”也就不用做了。

荀子的禮法兼施、王霸統一，是對“禮”與“法”、“王”與“霸”之爭的總結，第一次做到了儒法合流。

所以，綜上，儒法兩家在方向是統一的，在方法是也是可以互通互用的，因此，稱之為“打斷骨頭連著筋”，也正是這種關係，

為漢武帝時代董仲舒的“升級改造”提供了理論基礎。

董仲舒的升級改造

漢朝建立以後，為了讓久經戰亂、備受壓迫的人們“休養生息”，尊奉的是“黃老之術”，即無為而治，把漢朝推向了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這種“無為”的思想顯然不適合漢武帝的好大喜功。於是，他急切地去尋找一種方法能讓他“大有可為”。於是董仲舒出現了，他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那麼，董仲舒口中的“儒術”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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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天人感應——儒家

董仲舒首先保留了儒家的“天命觀”，用來“警懼”君主，用“天”來制約君主的言行舉止。

儒家是和周文化一脈相承的，西周推崇“敬德保民”，民意決定了“德屬”，“德屬”決定了“天命”，失去民意，即失德，就會失去天命。

董仲舒繼承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君主為政應"法天"、行"德政"，"為政而宜於民"；否則，”天"就會降下種種"災異"以"譴告"

君主。如果這時君主仍不知悔改，"天"就會使君主失去“天命”。

其二，以德治國——儒家

董仲舒繼承了儒家“德治”的理論，主張以道德和教化來限制對人民剝削，維持和鞏固漢王朝統治階級的專政。

其三，君權至上——法家

接著，董仲舒又強化了法家思想中的“君本”思想，直接把皇帝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他提出“海內之心懸於天子”，天下臣民必須無條件服從天子。

為了明確這種思想，董仲舒又提出了“三綱”之說。儒家的思想是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即君首先要像一個君，臣才能像一個臣，父與子也是如此，都要按“禮”而為，是一種雙向的關係。而韓非子的理論卻是相反，“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一種單向的關係，因此，董仲舒的“三綱”的理論其實是來源於法家。

在董仲舒的“三綱”理論中：君可以不君，但是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但是子不可以不子，夫可以不夫，但是妻不可以不妻。完全成了一種單向的、絕對的關係。

其四、法、術、勢——法家

董仲舒還繼承了法家

法、術、勢的思想：

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認為，帝王之“術”在於德威並施，在行“德治”的同時，一定要樹立君主的“威”，即法家的“勢”，否則就會出現“君賤、民散、臣叛”的情況。

同時，董仲舒還主張“愚民”，而“愚民”一直都是法家的主張。董仲舒認為，“民”即“瞑”也，本來就愚昧無知，本就只能乖乖地服從統治階級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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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其實就是將法家和儒家相結合，使之更符合漢武帝的中央集權，實現真正的“大一統”。一方面，讓皇權穿上了儒家的“仁義道德”的外衣，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法家“皇權至上”的軀幹，從而剛柔並濟，維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絕對專政。

讀史有感

張宏傑先生在其著作中有過一段很巧妙的比喻：如果用蓋房子來打比方，秦始皇是澆築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專制制度的基礎，而漢武帝則抓意識形態建設，用儒家思想對房屋進行了裝修，房子一裝修，就好看多了。

所以，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之後近兩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基本上就定型了——外儒內法，外表越來越儒家化，而本質卻始終是法家。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實際上也就成了一頭“披著羊皮的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