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澤
2010年筆者出版了《產權人本共進論》一書，用八個字概括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係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書中初步提出，在中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2013年筆者出版《包容性改革論》一書，提出問題——“中國共產黨今天在中國執政，到底經濟基礎是什麼？”根據個人的瞭解，此前比較流行的看法只認為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否認民營經濟也是執政的基礎之一，這就是國有經濟跨邊界擴張和民營經濟被擠壓的理論根源之一。因此，筆者提出“民營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提出“包容性改革”需要進行產權體系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
又過了幾年，2018年由筆者主筆完成的《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四十年》出版。2018年11月1日，中央召開民營經濟座談會，有兩句話非常重要，一是“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二是“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作為黨的領導人，個人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指的“我們”是中國共產黨，他說的“制度要素”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兩個最基本的東西。
從歷史維度來看，新中國的《共同綱領》認為“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將是構成新中國經濟的幾種主要形式”，這是歷史、是當初中國共產黨的綱領。這一思想曾經被哲學家概括成“綜合經濟基礎論”。
從理論維度來看，老子《道德經》有句話“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掌握規律的人胸懷就博大，就能夠“包容”；能包容，辦事就公平、公正，就能當領導治國理政。筆者在《包容性改革論》中提出：“21世紀的文明史，將昭示一條規律，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於排斥性體制”。
從實踐維度來看，中國現階段所有制結構一要看“經濟流量指標”，二要看“資產存量指標”。從經濟流量指標看，習近平同志在民營經濟座談會上用了“56789”這組指標，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從資產存量指標來看，筆者曾找全國工商聯和相關部門做調研，估計中國的民營企業存量資產約100萬億元；中國的國有資產包括經營性國有資產、金融性國有資產、非經營性的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和資源性國有資產，總存量約500萬億元。我將這兩個數據歸結為“經濟流量指標——民營經濟超半壁，資產存量指標——國有資產仍然佔大頭”。
從國際維度來看，我在《包容性改革論》裡提到“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鑑勢在必行”，包容中一部分是交融，甚至這部分有可能融合。我主張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一體化。現在“特”的東西講了不少，但是“共”的東西講得不夠，如何實現“特共一體”是我們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從中國和世界大變局來看，“共同經濟基礎論”符合“特共一體”的總體趨勢。
不過，我認為“共同經濟基礎論”不應等同於“所有制中性論”。“所有制中性論”的提出者意在糾正“所有制歧視”，是有現實意義的。實質問題是政府、管理者、社會成員應該對不同的所有制持“中性”態度。
隨著科技革命和人的自身發展，某一天，人力資本將成為“第一資源、第一資本、第一財富”，每一個“管理者”、每一個“創新者”、每一個“工匠”、每一個普通勞動者也應該有自己的“身價”。將來人力資本產權能像某些朋友說的那樣“被消滅”嗎？如果不能“被消滅”，它會不會成為“共同經濟基礎”的一個來源，從而使這個“基礎”能夠繼續存在呢？這個話題值得探討。
（作者系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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