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件，一直被後世解讀為秦始皇的殘暴，甚至小心眼。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直被後世儒家稱道。但是從本質上看，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獨尊儒術是一回事，都是為了統一整個國家的思想認識，鞏固王朝的統治。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背景

秦國作為列國中落後偏遠的國家，早期經常受到臨近的晉國、楚國欺負；稍晚之後又接連受到趙國和魏國的打擊，秦國人因此也迫切想要強國。等到秦孝公大力支持商鞅變法之後，秦國魔術般地迅速崛起了。僅僅30多年時間，秦國在消滅了身後的義渠、巴蜀之後，轉身面向東方諸國時，東方六國已經不是對手。

秦國變法的有效之處在於，法家把秦國變成了一個只會“耕戰”的扁平社會。國君通過官僚系統，直接從眾多平民那裡取得了財富和兵源；同時結合軍功爵位制度，秦國成了一個極為高效的戰爭機器。

但是，等到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終於一統天下之後，秦國的社會思想認識和政令執行方面出了問題。這裡我們可以從公元前214年咸陽宮的一次辯論可以看出端倪。

前214年，秦始皇在咸陽宮擺設酒宴，儒家七十位博士與法家李斯開始討論國家政治制度問題，這也是引起焚書事件的原因。儒家博士們建議效法商周的分封制，認為分封才能使國運持久。而李斯則認為，天下已經統一，法律只應該出自皇帝一人，其他人各安其位就行了；況且，分封正是天下紛亂的根源。李斯同時建議，儒生們辦私學不說，還是古非今，針對國家政策胡亂發議論，擾亂社會，降低了君主權威；因此，要把民間的《詩》《書》、其他各國的史書都燒掉，以統一認識，政令暢通無阻。秦始皇同意了。坑儒的事情其實坑的是方士，但目的與此相同，這裡不再贅述。

李斯建議的出發點是統一大秦朝廷與民間的思想認識，想要讓官民發出同一個聲音。這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趨勢的。天下經過春秋戰國四百多年的紛爭，人民需要從戰亂狀態轉為安定生產的狀態。但是社會上卻總有雜音，對朝廷政令進行議論，以至於社會並沒有按照朝廷的希望順利往前走。

秦始皇最終採取了法家李斯的高壓做法，焚書坑儒。法家思想使秦國成了列國競爭的最終勝利者，但是也讓秦國的形成了路徑依賴。因為法家的方法很好用，只要嚴格照章辦事，一切簡單高效。

但是，秦始皇沒有注意到整個天下情勢已經變了。法家在列國競爭的時候，實行耕戰一體、軍功激勵等這些辦法立竿見影。而此時的大秦面臨的問題是：天下已經一統，人心卻還沒有一統。秦始皇用高壓去壓服人心的結果一定是口服心不服。最終果然是執行效果差，民間非議之聲不但沒有止息，反而更加沸騰。

那該怎麼辦呢？結果秦朝還沒有找到解決辦法，就已經被漢朝替代了。漢朝同樣要面對這個問題。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背景

漢朝在漢武帝之前，基本採用黃老之術，無為而治。但是到了經濟恢復、人口增長之後，新的問題又來了。

首先，社會思想不統一，對漢朝正統性存有質疑。漢景帝時，轅固生和黃生之間的一場爭論，暴露了漢朝合法性問題。黃生認為商湯和周武王是弒君篡位。而轅固生則認為商湯周武王是秉承天命和人心而除掉了暴虐昏君。兩人爭論到最後，竟然得出一個漢朝無法容忍的結論：漢高祖取代秦朝也不對。漢景帝制止了爭論。但是對於湯武是受天命而立還是篡奪君權的問題卻懸在那了。

這個故事說明漢朝遇到的一個嚴重問題：需要找到一套權威理論，可以論證漢朝得天下的合法性。

其次，分封各國的勢力依然強大，離心力始終不小，中央權威遭受嚴重挑戰。雖然經過了七國之亂，有的封國被廢黜，大的封國被削弱，但各個封國各自為政，不聽中央號令的事情屢見不鮮；甚至還有主張要分封為多國各自為政的。這是對中央權威的挑戰，也是對天下統一的挑戰。

第三，在對外關係上，無為而治的政策導致漢朝外交很被動。休養生息70餘年，漢朝人口稠密經濟繁盛，但是在面對匈奴的時候依然如漢初那樣，被動應付，匈奴對漢朝的騷擾也日漸頻繁劇烈；朝廷想要有所作為，卻苦於不能統一認識、集中力量。

第四，經濟上，民間財富多，但國家財政卻不見有多大增長，而且民間貧富分化嚴重。清靜無為的思想，讓漢朝商品經濟很發達，民間很富裕，但是財富多集中到封國以及封國以下的官員手中，導致貧富分化很嚴重。這些富人竟然爭著比奢侈，開始鬥富；住宅和服飾都超過了標準，“宗室有士、公卿 、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史記·平準書》)

以上這些問題，都是想要有所作為的漢武帝所急需解決的。董仲舒通過策問，向漢武帝提出了他的一整套解決方案，最終概括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王朝正統性方面，董仲舒用陰陽五行方法論證了漢朝得天下的正確性。在統一政令加強中央權威方面，董仲舒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書·董仲舒傳》)通過表彰和鼓勵儒家學說，最終達到統一認識的目標。

董仲舒還提出了綱常理論，以使上下尊卑有序，讓民間不再有僭越的舉動。

結語：獨尊儒術與焚書坑儒的指向是相同的，最終漢武帝完成了秦始皇的目標

董仲舒與李斯的建議大同小異，雖然一個主張禁詩書，一個主張弘揚詩書，但其目的都是為了統一思想。可是，為什麼秦始皇採用李斯的法家做法失敗了，而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的儒家做法成功了？

在目標明確之後，實現目標的手段更重要。

我們看到，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冊書中，一共用十六次用到了“教化”這個詞(《漢書·董仲舒傳》中的統計結果)。教化，即以教化之；教，上行下效；化，就像春風送來的微微溫暖，讓冰雪慢慢地消融。事情的發展變化都需要過程，尤其是人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解決起來尤其需要時間，非常考驗朝廷的耐心；這時候，教化是最好最徹底的方法。最終，朝廷倡導什麼，社會上就會效仿實行。

但李斯給秦始皇的建議中，用的最多的詞則是“禁、刪、處”。這類都是立竿見影的行政動作，執行起來很容易。但最大的問題也正在這裡：短期而又簡單的動作做完之後，達到統一思想認識的目標了嗎？沒有。如果有的話，天下也不會二世而亡了。教化這個方法，雖然看似緩慢，但實際是治本的做法。

漢武帝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與“焚書坑儒”內容相反，但是其性質是相同的。獨尊儒術，從思想上結束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漢書·董仲舒傳》)的混亂局面；在政治上則以孔子之述“一統紀”而“明法度”，解決了國家政治混亂的問題；在社會秩序上則以綱常理論解決了社會失序僭越的問題。有了這些統一思想認識的工作為基礎，漢武帝才能大規模集中使用國家力量，讓國家從無為變有為。

教化勝過了禁令，秦始皇統一思想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但最終這一目標在另一種意義上被漢武帝實現 了。

（完）

以上是凌煙閣論史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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