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一直被后世解读为秦始皇的残暴，甚至小心眼。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被后世儒家称道。但是从本质上看，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一回事，都是为了统一整个国家的思想认识，巩固王朝的统治。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背景

秦国作为列国中落后偏远的国家，早期经常受到临近的晋国、楚国欺负；稍晚之后又接连受到赵国和魏国的打击，秦国人因此也迫切想要强国。等到秦孝公大力支持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魔术般地迅速崛起了。仅仅30多年时间，秦国在消灭了身后的义渠、巴蜀之后，转身面向东方诸国时，东方六国已经不是对手。

秦国变法的有效之处在于，法家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只会“耕战”的扁平社会。国君通过官僚系统，直接从众多平民那里取得了财富和兵源；同时结合军功爵位制度，秦国成了一个极为高效的战争机器。

但是，等到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终于一统天下之后，秦国的社会思想认识和政令执行方面出了问题。这里我们可以从公元前214年咸阳宫的一次辩论可以看出端倪。

前214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酒宴，儒家七十位博士与法家李斯开始讨论国家政治制度问题，这也是引起焚书事件的原因。儒家博士们建议效法商周的分封制，认为分封才能使国运持久。而李斯则认为，天下已经统一，法律只应该出自皇帝一人，其他人各安其位就行了；况且，分封正是天下纷乱的根源。李斯同时建议，儒生们办私学不说，还是古非今，针对国家政策胡乱发议论，扰乱社会，降低了君主权威；因此，要把民间的《诗》《书》、其他各国的史书都烧掉，以统一认识，政令畅通无阻。秦始皇同意了。坑儒的事情其实坑的是方士，但目的与此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李斯建议的出发点是统一大秦朝廷与民间的思想认识，想要让官民发出同一个声音。这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天下经过春秋战国四百多年的纷争，人民需要从战乱状态转为安定生产的状态。但是社会上却总有杂音，对朝廷政令进行议论，以至于社会并没有按照朝廷的希望顺利往前走。

秦始皇最终采取了法家李斯的高压做法，焚书坑儒。法家思想使秦国成了列国竞争的最终胜利者，但是也让秦国的形成了路径依赖。因为法家的方法很好用，只要严格照章办事，一切简单高效。

但是，秦始皇没有注意到整个天下情势已经变了。法家在列国竞争的时候，实行耕战一体、军功激励等这些办法立竿见影。而此时的大秦面临的问题是：天下已经一统，人心却还没有一统。秦始皇用高压去压服人心的结果一定是口服心不服。最终果然是执行效果差，民间非议之声不但没有止息，反而更加沸腾。

那该怎么办呢？结果秦朝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就已经被汉朝替代了。汉朝同样要面对这个问题。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背景

汉朝在汉武帝之前，基本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但是到了经济恢复、人口增长之后，新的问题又来了。

首先，社会思想不统一，对汉朝正统性存有质疑。汉景帝时，辕固生和黄生之间的一场争论，暴露了汉朝合法性问题。黄生认为商汤和周武王是弑君篡位。而辕固生则认为商汤周武王是秉承天命和人心而除掉了暴虐昏君。两人争论到最后，竟然得出一个汉朝无法容忍的结论：汉高祖取代秦朝也不对。汉景帝制止了争论。但是对于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篡夺君权的问题却悬在那了。

这个故事说明汉朝遇到的一个严重问题：需要找到一套权威理论，可以论证汉朝得天下的合法性。

其次，分封各国的势力依然强大，离心力始终不小，中央权威遭受严重挑战。虽然经过了七国之乱，有的封国被废黜，大的封国被削弱，但各个封国各自为政，不听中央号令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主张要分封为多国各自为政的。这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也是对天下统一的挑战。

第三，在对外关系上，无为而治的政策导致汉朝外交很被动。休养生息70余年，汉朝人口稠密经济繁盛，但是在面对匈奴的时候依然如汉初那样，被动应付，匈奴对汉朝的骚扰也日渐频繁剧烈；朝廷想要有所作为，却苦于不能统一认识、集中力量。

第四，经济上，民间财富多，但国家财政却不见有多大增长，而且民间贫富分化严重。清静无为的思想，让汉朝商品经济很发达，民间很富裕，但是财富多集中到封国以及封国以下的官员手中，导致贫富分化很严重。这些富人竟然争着比奢侈，开始斗富；住宅和服饰都超过了标准，“宗室有士、公卿 、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平准书》)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汉武帝所急需解决的。董仲舒通过策问，向汉武帝提出了他的一整套解决方案，最终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王朝正统性方面，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方法论证了汉朝得天下的正确性。在统一政令加强中央权威方面，董仲舒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通过表彰和鼓励儒家学说，最终达到统一认识的目标。

董仲舒还提出了纲常理论，以使上下尊卑有序，让民间不再有僭越的举动。

结语：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的指向是相同的，最终汉武帝完成了秦始皇的目标

董仲舒与李斯的建议大同小异，虽然一个主张禁诗书，一个主张弘扬诗书，但其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思想。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采用李斯的法家做法失败了，而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儒家做法成功了？

在目标明确之后，实现目标的手段更重要。

我们看到，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册书中，一共用十六次用到了“教化”这个词(《汉书·董仲舒传》中的统计结果)。教化，即以教化之；教，上行下效；化，就像春风送来的微微温暖，让冰雪慢慢地消融。事情的发展变化都需要过程，尤其是人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尤其需要时间，非常考验朝廷的耐心；这时候，教化是最好最彻底的方法。最终，朝廷倡导什么，社会上就会效仿实行。

但李斯给秦始皇的建议中，用的最多的词则是“禁、删、处”。这类都是立竿见影的行政动作，执行起来很容易。但最大的问题也正在这里：短期而又简单的动作做完之后，达到统一思想认识的目标了吗？没有。如果有的话，天下也不会二世而亡了。教化这个方法，虽然看似缓慢，但实际是治本的做法。

汉武帝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与“焚书坑儒”内容相反，但是其性质是相同的。独尊儒术，从思想上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的混乱局面；在政治上则以孔子之述“一统纪”而“明法度”，解决了国家政治混乱的问题；在社会秩序上则以纲常理论解决了社会失序僭越的问题。有了这些统一思想认识的工作为基础，汉武帝才能大规模集中使用国家力量，让国家从无为变有为。

教化胜过了禁令，秦始皇统一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最终这一目标在另一种意义上被汉武帝实现 了。

（完）

以上是凌烟阁论史今天的

原创首发文章，欢迎你点赞、转发、评论、关注，不同观点也欢迎你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