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說】
自“修例風波”以來，香港街頭在“亂與治”之間頻繁切換，尚未平息的暴力事件正將香港捲入危險邊緣。香港特區政府近日發出警示：香港經濟在2019年面臨全面負增長已不是危言聳聽。香港病了，病得不輕，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段時間以來，許多人都在關注香港局勢的發展，彷彿人人都能對香港存在的問題、面臨的困境說出些觀點來。是“一國”與“兩制”的辯證關係、是教育與司法體制的沉痾、是經濟困境與增長動能的對立統一，是發展的問題，更是民心的問題。
深圳衛視&《直新聞》客戶端近日專訪了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氏基金講席教授陳志武。他在湖南出生成長、赴美國求學工作、現又紮根香港講學，是在兩岸三地及世界範圍內頗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是如何看待香港問題的？他的話或許充滿湘菜的辣，但酣暢淋漓間或許會讓您對香港面臨的困境與大有可為的未來有一個更直觀的認識。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氏基金講席教授 陳志武
直新聞：您之前接受訪問時談過香港階層固化的問題，無論是從公民意識，還是從政府結構上來講都是比較固化，現在很多社會深層次矛盾浮上水面，港府表態說要大刀闊斧改革，您對改革前景怎麼看？
陳志武：我覺得還是可以做，有很多的改革肯定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說，我在香港生活三年，這三年時間裡讓我親身感受到，香港社會的商界、政界、學界的精英人數很少，相互之間都是很熟的。所以這樣一來，相對於我熟悉的中國內地社會和美國社會來說，香港社會跨階層的流動是非常難的。
內地至少在過去40年裡並沒有那麼明顯，你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或是工人的兒子，進入中國社會的商業精英階層甚至於政府官員的精英階層，很多通道還是開放的。美國社會更加是這樣，像克林頓他是一個平民百姓出身，他可以去做總統。奧巴馬的母親當年生了他以後，是靠拿政府的食品券把奧巴馬養大的，這樣出身的一些人都可以做到總統。
但是在香港，據我的觀察和了解，一般的普通人要是想進入香港社會的商業精英階層，很難很難。最明顯的一些表現就是私人俱樂部有好多家。如果你進不了這些私人俱樂部，那麼你就不可能進入香港社會的上層階層，他們也不會把你當一回事。因為你進不了階層的話，不管是真正賺錢的商業上的成功，還是進入政府的官員階層等，這些通道基本上都是不開放的。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從內地或從美國到香港來的人一看，香港那些有名的公司，基本上沒有一家是過去三四十年裡面新成立做起來的。
在中國內地的話，有阿里巴巴，有騰訊，還有那麼多其他的新興公司。在美國也有Facebook，谷歌這些，才十幾年歷史、最多二十來年曆史這樣的一些新興公司，但是在香港一個都看不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真正賺錢的行業都已經被英國當年留下的洋行公司、早期的香港本地華人、或者像李嘉誠這樣的早期來港的這些人把持了。這樣一來，草根出身的香港人想要進入這些行業、跟他們去競爭，基本上沒可能的。據我的瞭解，香港很多真正賺錢的行業，要麼是被明確的契約或法律壟斷了，要麼就是被現有的這些已經成功的世家給把持住了。
香港有兩個領域是開放的，一個是餐飲業，還有雜貨店也是開放的，但我們都知道，香港的雜貨店和餐飲業競爭非常激烈，賺錢很難。即使說他賺錢，開餐館成功了，那麼在香港的慣例，如果開餐館的話最怕的就是被評上米其林兩個星或者三個星。因為一旦出名的話，好，你的公司要付更高的房租，因為業主馬上會把租金往上漲很多，逼著你兩個選擇，要麼走路，要麼付更高的租金。所以在香港要改變社會跨階層流動是那麼的艱難。
想要改變香港社會階層固化的局面，必須得從各個行業的准入門檻、競爭的遊戲規則上面開始動手。讓更多的人可以進入那些很賺錢的行業，如果把各個行業的競爭放開，這樣從本質上至少也給那些草根出身但是能力非常強的香港年輕人、中年人有更多的通道，去把自己的才華和好的理念變成商業現實，真正地去和那些世家競爭。
比如說，根據我的接觸，香港的一些車行，基本上都是獨家壟斷。奔馳只有一個經銷商，掌握了在全香港賣奔馳車的權利。大眾汽車，日本不同的汽車，豐田也好，本田也好，基本都是由獨家來經營的，任何新的汽車行、本地經營商都沒辦法進入。這個領域賺錢的空間蠻大的，我自己來香港後也去買了車，我跟我夫人在美國生活這麼多年，已經習慣了在美國買車時，有很多家經銷商可以選擇，完全是你說了算，你掌握主動權。在香港是賣車的車行掌握主動權，你想提任何要求都不太可能，他們根本不會跟你去談，因為他們是獨家經營，所以想要把價格定在什麼地方、賺多少的利潤，基本上由他們來說了算，消費者沒有太多的發言權。像這樣賺錢的行業，任何新手都進不去的。
直新聞：香港社會的階級性這麼明顯和獨特，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都是比較少見的。
陳志武：是很少見的，特別像美國的各個行業基本上都是開放的，不會讓你一家完全壟斷任何一個領域。大家都知道，這個道理太簡單了，不能只有你一家公司壟斷某一個車，或者是任何一個業務。
比如說電腦操作系統，為什麼過去這麼多年美國政府的不同部門都盯著微軟。微軟壟斷視窗操作系統，實操的操作系統軟件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不給任何別的人開放。這樣一來的話，所有想在微軟的操作系統的基礎之上開發應用軟件的公司都必須聽從微軟。微軟要他們付什麼價格，他們必須要付什麼價格，但是美國政府一直盯著他，不讓他們把操作系統帶來的便利給壟斷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每次在微軟出現壟斷局面的時候，美國政府又會介入，逼得微軟要做一些妥協。
以至於我們看到，微軟之後又出了谷歌，谷歌之後又出了Facebook，一波一波的競爭，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美國的監管部門看到競爭是好事、對社會更有意義；另外一個就是通過開放式的競爭，讓社會底層出身、但是有很好的理念和能力的青年人，有機會推出他們自己的公司，自己的技術，然後逼著整個社會的技術不斷地往前進。
日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佈報告，稱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美科研合作設限是冷戰思維的延續。實際上，在美國政治精英群體中，冷戰思維頗為流行。
直新聞：您提到競爭必須要開放，行業的准入門檻也需要降低，您覺得這方面香港政府有多大程度可以做到？
陳志武：完全可以做到。根據我的瞭解，香港政府確實有一個反壟斷維護競爭的委員會，但是這個委員會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沒有發揮太多的作用。因為委員會的很多成員也只是熟悉香港以往既有的做法。所以這些人的話，他不是從香港之外來看待，而是從香港過去這麼多年的經歷來看待香港的，所以要委員會的這些人走出香港既有做法和框框的話，我發現是很難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的很多行業和社會規則，法律也好，法規也好，行業規則也好，還是需要更多新的視角、新的血液進來，這樣才可以真正釋放社會競爭的動力。
直新聞：香港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是法治，但我們看到暴力事件不絕，法治地位動搖的話，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多大的影響？
陳志武：香港這個局面走到今天這一步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任何一個現代社會甚至任何一個古代的社會都不會喜歡、更不會允許真正的暴力存在和發生。所以從這一點來說，任何文明化的社會長久來說肯定不會接受暴力，也不會允許暴力長期持續下去的。道理蠻簡單，都這樣的話，沒有人有安全感，不管是金融，還是一般的商業還是創業，都沒辦法進行。
任何一個事情要推動的話，不是一夜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覺得多方面都應該更理智、更理性地做一些判斷，做一些選擇，因為局面進一步惡化下去，暴力不斷升級的話，對哪一方都是不利的。特別是對於香港這個歷來以法治為基本和定位的社會來說，如果說法治的進程最後被破壞，香港的金融行業房地產這些到最後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如果那樣的話，上海、深圳真的會在一定的時候取代香港。
直新聞：現在有聲音說，很多資金跟人才都出走到新加坡，您覺得新加坡有沒有可能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陳志武：如果香港的法制基礎從根本上被破壞了，如果香港不再是一個法治社會、整天暴力，沒人把法律當一回事，這樣的一個局面成為常態的話，最後很多人都會走掉的。走掉以後，香港的金融市場、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會受到挑戰，這個時候新加坡肯定會是最受益的。
直新聞：您說上海和深圳某種程度上可以取代香港的角色，多大程度上能夠取代香港？香港對於內地的獨特性又在哪裡？
陳志武：上海和深圳從根本上取代香港的話，我覺得這個難度很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完全中立的法制體系短期內在深圳和上海是很難做到的。
我舉個具體例子，香港最高法院裡每一個具體的案件會有五個法官參與。這五個法官，其中有三個是香港本地的永久法官，一個是終審法院的主法官，終審法官必須得是香港本地人。第五位法官是從18位外籍非永久法官裡面選一個。所以這樣一來的話，基本上能夠保證大多數的終審案件裡面都會有一個外籍法官作為具體的成員之一參與終審。
這個安排表面上看的話好像很奇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特邀的非永久的外國人法官怎麼也可以參與香港法院具體案件的終審呢？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安排，所以不管是歐洲人、美國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還有其他國家的人，不管是國家、公司還是個人，他們都對香港法制的可靠性、中立性非常有信心。
除非深圳和上海也做類似的改革，這樣的話，外方被訴的或者是起訴的人，會對深圳或上海法院的中立性、公允性有足夠高的信心。否則的話，我覺得深圳和上海完全取代香港會非常難。
直新聞：您的意思就是從司法層面上？
陳志武：司法層面很重要。因為我們都說香港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我們說這個話的時候都可能不會輕易想到什麼叫金融。金融說白了一點，都是一些契約。金融交易買賣的都是契約，不管是股票還是債券，還是期權期貨，還是金融票據，這些都是。
什麼是契約？離開法治，契約是不是靠得住，是不是有價值了？如果離開法治，這些契約可以一文不值的。所以保證金融市場交易的一些契約有真實的價值，有真實的可靠度，可執行性的，最最核心的基礎就是法治，而且是信得過的中立的法治。離開了信得過的中立的法治的話，就沒辦法談真正發達的、信得過的金融市場。
直新聞：那是不是可以這麼說，香港能確保中立性、公允性的金融市場地位也有賴於“一國兩制”？
陳志武： 這麼說吧，“一國兩制”是確保香港核心價值的一個前提條件。如果“一國兩制”被破壞的話，那麼香港就不可能再會是我們熟悉的香港。這是第一。
第二，很多人說深圳可以取代香港，這個也可以取代香港，那個也可以取代香港，但大家都忘記了，深圳之所以成為深圳，是因為深圳跟香港相鄰，所以才使得深圳從80年代初開始就成為吸引全國31個省市、各個地方的最有才華、最有幹勁、最敢冒險的人願意搬過去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這就是深圳為什麼成為了1949年以後，內地真正的移民城市，而且是一個80年代初才開始真正建立的新型移民城市。這也是為什麼在香港越來越受到很多挑戰的時候，深圳不斷地往上升，包括現在深圳GDP的規模也超過香港。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第一是因為深圳是香港的鄰居，深圳有香港在旁邊。第二就是因為香港是深圳的鄰居，所以深圳享受很多體制方面的優勢，金融方面的優勢，所以這樣一來，把相當一部分最有幹勁、最敢冒險，有能力的全國的年輕人都吸引到深圳來。
香港要是很快地失去了“一國兩制”優勢的話，最後深圳本身也會在吸引力方面、發展前景的動力方面，可能要打很多的折扣。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我知道很多內地朋友都喜歡說：這麼多年來就是因為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所以讓香港經濟、香港老百姓受益很多。其實這個話也完全可以反過來說，就正因為中國有了香港，所以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決策一做出來，就可以利用香港給內地、特別是給廣東珠三角帶來了那麼多的外資，以至於到今天連印度都還很羨慕。
因為印度也希望像中國當年那樣對外開放，進行市場化的改革，也讓印度一下子就成為出口製造的大國等等。印度一直很遺憾自己沒有一個香港在印度周邊可以供他們利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沒錯，中國的對外開放讓香港經濟和香港社會受益很多，但實際上，香港給中國內地提供的和國際社會的接觸，跟國際合作貿易提供的通道橋樑，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的收益，遠遠高於給香港本身帶來的收益。這一點我覺得我們這些內地的朋友都不應該忘記的。
所以在談到香港的價值的時候，千萬不要認為我們今天已經發展得很快了，人均GDP差不多是1萬美元。對香港來說，香港如果沒有了“一國兩制”、被內地拋棄了的話，對香港社會會帶來比較大的損失，但是給內地帶來的損失會更大。
講那麼多，其實道理蠻簡單，比如說2018年中國的FDI，吸收的直接外資大概是1200億美元，這1200億美元裡，其中大概900億美元外資是通過香港進入中國內地的，也就是百分之七十幾的比例。當然因為這一點，這讓香港從事金融、律師、審計、會計等行業的人有了賺錢的機會，但是畢竟是內地拿到了900億美元的外資，給內地社會和經濟帶來的就業也好、GDP也好，肯定比香港賺到的錢要多很多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很多的同仁不要一時衝動，就覺得我們有香港也行，沒有香港也行。
剛才我也談到，香港她有特殊的法治傳統，再有就是香港人的職業精神。就這種職業精神的傳統，再加上可靠的法治，是目前在中國領土之內，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沒辦法取代的。所以不要輕易地打破這種局面，所以保留“一國兩制”對整個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來說，是非常有益，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的。
希望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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