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馮華健表示，中國是單一製法律體系國家，香港的高度自治權由中央授予\\大公報記者攝
“在基本法的構思當中，香港的高度自治源於‘一國兩制’。”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資深大律師馮華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中國是單一製法律體系國家，香港的高度自治權由中央授予。他批評叫囂“港獨”的激進分子不瞭解香港的定位和優勢，強調香港不存在任何“獨立”的空間。■大公報記者 文軒
1985年12月，為收集香港各界對基本法的意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香港成立，獲委任的180名成員來自香港各個界別，包括商界、勞工、政界、專業界、宗教、公務員、小販、教師、學生等，馮華健則是專業界的代表之一。
設立諮委會吸納不同意見
“設立諮委會的目的，就是吸納不同的意見，讓整個起草過程民主化，同時也吸納外國經驗和知識。”馮華健以高度自治要採取何種模式為例，他說當時考慮了三種不同背景的模式和經驗來借鏡，包括格陵蘭島、加沙地帶，以及奧蘭群島實施的高度自治，當中又以後者的情況與香港最為接近。
奧蘭群島處於瑞典和芬蘭之間，芬蘭曾是瑞典的殖民地，獨立之後，該群島便歸芬蘭，但島上居民是瑞典人。馮華健說，島上擁有自己的教育和法律體制，居民的語言、習慣與芬蘭有不同，但日常運作卻十分順利，居民亦互相尊重，無太大的摩擦，“這對當時的我是一個非常大的啟示，因為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與香港）也非常貼近，給我很大的鼓勵。”
馮華健表示，上述例子對香港的借鏡意義在於，高度自治必須要為中央政府所接納，實施高度自治的地區也要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並尊重“一國”概念，“在此基礎上，體現當地市民對不同歷史和文化的感受，是中央設立高度自治的出發點。”
對於近年有激進分子不斷叫囂“港獨”，馮華健強調，如果在聯邦制或邦聯制體系下，是容許轄下地區選擇獨立的，例如美國的得州和加州都曾討論過獨立的問題，“因為它們的憲法容許這樣選擇。”但他表明，中國是單一製法律體系國家，即一個法律體系由中央授權給地方實施，所以在基本法的構思當中，香港的高度自治源於“一國兩制”，沒有任何“獨立”的空間。
香港沒有任何“獨立”的空間
馮華健說，由於當時沒有白紙黑字寫出這些構思，所以香港有些年輕人產生了2047年以後能選擇“獨立”的誤解，“事實上，‘香港獨立’不僅在法律方面不可能，在實際上、經濟上、政治上，香港都沒有選擇‘獨立’的空間存在。”
馮華健指出，年輕人未必熟悉基本法起草的這段歷史，也未必清楚香港目前的定位和生存優勢在哪裡，香港的優勢不是自己成立一個主權國，而是在於經濟、金融，以及專業服務。
“我們當時認為，如果‘一國兩制’成功的話，這個制度就有持續性，如果能幫助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有助中華民族的復興，那為什麼不繼續呢？所以直到今天，我都接受這個說法，也對這個制度有持續性感到樂觀。”他堅定地說。
接軌國際 第三章借鏡聯合國兩公約
在原基本法諮委會委員馮華健看來，基本法能夠吸納某些國際性條約，有利於香港法治與國際的接軌。他亦強調，法治不進則退，維繫法治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
馮華健表示，當時他對整個基本法最關注的就是第三章，即“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並花了幾年時間深入研究，認為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可供借鏡，“最終可以說是比較自豪，第三章吸納了這兩條公約的條款，我們基本上是照抄字眼內容，放入第三章，由本地實施，由本地法院解釋，併成為今時今日特區法律的重要內容。
馮華健指出，基本法吸納這些條款後，香港就能夠很順利地引用有關國際先例，毋須“盲摸摸”、強制性地接受外國的說法，這令香港的法律制度非常健全、穩固，同時讓香港法律和法治與國際進一步接軌，“如果我們的法律和法治不全球化，不與國際社會接軌，恐怕我們金融、貿易方面也不會那麼順利。”他強調，“法律是軟實力的核心，因為法律不像軍事那麼硬，也不似經濟般獨立，但法律是一個軟件，沒有這個軟件，發展就會愈來愈困難。”
維持法治需不斷努力
馮華健認為，法治的建立並非一朝一夕，維持法治更需不斷努力，即使文明或法治程度非常高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會出現倒退，例如美國在過去兩年，法治就曾出現搖擺、倒退。他強調：“法治的一時進步不代表會一直進步，因為法律人為，法治亦人為，這需要每一代人的繼續努力。”
內地講學 見證法律發展速度驚人
圖：馮華健表示，三十多年來內地在法律方面的發展速度非常驚人\\大公報記者攝
馮華健1985年作為專業代表，以半官式的身份去北京訪問，當時城市的景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有人問我：‘你做哪行？’我說：‘律師。’對方又問：‘律師是什麼？’我回答：‘法律工作者。’對方再問：‘法律是什麼？’我說：‘法律是一種制度，可以維持紀律和市民行為。’對方疑惑地說：‘這也可以餬口嗎？’我說：‘馬馬虎虎啦，搵到一日兩餐啦。’”
馮華健還記得，當時他在中國政法大學講學，題目是國際仲裁，結果幾乎沒人知道他在講什麼。“可能是他們對這些內容沒什麼認識，也可能是我普通話太差，他們聽不懂，我的發言稿都要用拼音標註的。”
時隔30多年，在馮華健看來，昔日雞同鴨講的現象早已不復存在。“內地在法律方面的發展速度非常驚人，雖然從零開始，但他們能夠理解這是好東西，也能夠實施，這是他們的長處。”馮華健笑言：“我們也非常高興，至少今時今日到內地，他們知道法律的重要性，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高材生選擇讀法律或考司法體系的原因。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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