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这一年太原的秀才刘大鹏正好进京赶考。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他，发现会试特别注意字儿要写的好，尤其是小楷。也不知道是因为字儿的原因还是试题范围超出了四书五经的内容， 最后考试的结果并不理想，刘大鹏匆匆结束了他的第一次科考，落第归家。
刘大鹏是谁？他是太原赤桥村人，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他之所以在近代史上被提及、研究，是因为他那本从1891年开始写，1942年方停笔的《退想斋日记》。 正是这部日记，我们才能知道这位晋阳读书人是怎么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01 第一感：接纳“经世”学问
首次会试对大鹏的影响挺大的。他可能正是在这次会试上才真正接触到有关一些洋务的知识，这从他第二年让别人托买的书单可以大致看到。
1896年10月，大鹏托弟子武人瑞从北京捎买了一箱书籍，其中不乏《御批通鉴》、《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等经世书籍。在这书单背后是大鹏周详的读书计划和治国平天下的壮志雄心。
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大鹏突然醒悟“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于人乎何尤。”在新旧更替、新潮一波接一波之际，这位地方读书人才有感学习这些洋务知识是“时势使然”。但对于大鹏而言，“经世”的学问不等于“西学”。他对因为学习西学，却不去学习经典的做法很不满。这有两个例子：
1902年, 山西率先创办大学堂, 所学以西法为要,以通西法者为主教、助教, 还聘请了外籍教师。大鹏认为是对孔孟正统之学的诋毁和侮辱，所以非常不满此做法，对因不愿与外籍教师为伍而告退的几位助教颇有几分赞许, 称他们 “可谓有志气者矣。”
有趣的是，他却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像自己一样只学“中学”，让次子上省城报名应考大学堂。
对大鹏来说，儒学教育的规训，让自己很难跳出旧的士人传统。面对“变局”之下出现的新学堂新知识，仍旧用一套旧有的知识经验来作为批判的材料。但这并不一定妨碍他观察时局变化的眼光。大鹏意识到了下一代西学教育的必然性。
大鹏对两代人文化教育的不同选择，折射了一个地方读书人心态的矛盾性——既想要在“变局”之下保持传统完整性的理想情怀和不得不在时代变迁之下选择更好出路的现实妥协。
02 第二感：旧学不可弃
这种“不可弃”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行为上，一个是心态上。
从行为上来说，大鹏仍然是把举业当做成功的最高标准。将个人及家庭际遇的改善与科举制的实行与否联系起来。至少在民国建立前，大鹏对科举停废一事抵触很是强烈，即觉“心若死灰, 看得眼前一切, 均属空虚, 无一可以垂之永久。”
此中原因他在日记里说的贼明白“一是科考一停……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 二是科考一废, 吾辈生路已绝。”
总结成一句：国无士才，家无着落。
从心态上来看，大鹏虽然觉着“趋新”是大势，但认为“变局”之下尽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事，尤其是儒学讲的“尊师重道”的传统，他觉着在这时代变迁中，早就被破坏、消失殆尽的“师道之衰于今益甚。延师者视师甚轻,并不知敬重之礼。为师者自待亦卑，往往将就人馆……世道之凌夷可谓甚矣。”
03 小结：变局下的大鹏式“维新”
当光绪帝1901年宣布变法时，这种士人被国家冷落的情感在日记中表露得明明白白“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 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
所以，大鹏虽然见识了这变局之中，固守着原来四书五经的知识经验无补于国家民族，所以才在初次进京会试以后就买来一些经世书籍，以继续治平的理想。
也许是罗志田所讲的“信息距离”的原因，大鹏观察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知识材料其实也没有脱离传统范式，倒是很像明清鼎革之际生发出来的类似黄宗羲、顾炎武、傅山之类的经世学家。
大鹏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心是焦虑、害怕和迷惘的。既有“生路已绝”的现实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则是旧价值体系崩溃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失落。因为大鹏虽然是地方的普通读书人，但也是一名传道者。
大鹏式的怨声载道，反映了传统儒家的文化殉道观念。这也能理解他日记的日期标注坚持用大清纪年。虽然有那么一点儿矫情，但这也是他在那个“变局”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守护旧道德旧文化”的可爱姿态。
参考文献：
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2、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3、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4、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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