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楚汉战争时期，汉高祖刘邦曾为了笼络人心，册封了七大“异姓诸侯王”，而后西汉政权建立，汉高祖刘邦为防止这些异姓诸侯王势大，威胁到西汉政权的稳固，故而又分封了一批“刘姓诸侯王”，但刘邦没想到的是，他为巩固政权所做的举措，反而导致在汉文帝与汉景帝执政时期出现了“诸侯王势大”的不良政治局势，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和汉景帝又是如何造就的“文景之治”呢？

文景之治示意画像插图

笔者曾在一本典籍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虽言语不多，仅寥寥十六字，但是却清晰的描绘出了“文景之治”时安定富足的太平盛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国库殷实富足，人口数量亦是与日俱增。——《汉书·刑法志》

可是，按照笔者对西汉历史的了解，自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以后，他吸取了秦朝骤亡的深刻教训，所以在政治思想上并没有选择承袭秦始皇所推崇的“法家思想”，而是顺应民意，采用了道家的“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为西汉经济水平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汉高祖刘邦在政治上又选择推行了以分封制、郡县制为核心，且双管齐下的“郡国并行制”，继而又先后在刘氏宗亲中分封了九大“刘姓诸侯王”，借以打压“楚汉战争”期间所分封的七大“异姓诸侯王”，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贾谊画像插图

然而，正如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所说的，“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并不是说册封了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诸侯王，那汉朝的天下就一定可以安定了。——《治安策》

毕竟受“郡国并行制”以及“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这些刘姓诸侯王又是“刘氏宗亲”，各个都与汉高祖刘邦沾亲带故，故而也就导致汉高祖刘邦对这些“刘姓诸侯王”过于信任，使得这些诸侯王各个手握重权。

除“丞相”和“太傅”是由西汉中央朝廷直接任命以外，其他官员的任命权几乎全在各路“诸侯王”的手上，而且另外还享有一定的军权、财政权、以及自治权，完全就与一个独立的“王国”无异。

济北王“刘兴居”造反漫画插图

如此一来，随着各路诸侯王势力的逐渐强盛，自身的野心也随之开始膨胀，继而也就形成了一种“末大必折”的局面，甚至是起兵造反，严重威胁到了汉朝廷的统治。

诸如汉文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就坐不住了，带头起兵发起叛乱，开启了汉朝诸侯武装造反的先例，然后一发不可收拾，仅仅又过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又坐不住了，也想要起兵造反。

那么问题来了，在西汉初期的各路诸侯王如此势大、且各有图谋的情况下，汉文帝和汉景帝又是如何造就的“文景之治”呢？今天笔者就从“皇权”、“诸侯王”、以及“百姓”等三个阶级层面，来跟大家详细的聊聊汉文帝和汉景帝造就“文景之治”的前因后果。

皇权

既然说的是“文景之治”，那么也就代表着汉文帝和汉景帝首先在“皇权”的稳固方面，肯定都是下足了功夫的，并没有因诸侯势大的缘故而名存实亡，也就是说，西汉政治事务的实际决策权，并没有因诸侯的势大而外流，依旧牢牢的掌控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手上。

那么这两位西汉皇帝又是如何保证“皇权”稳固的呢？

汉文帝刘恒画像插图

• 先来说说汉文帝刘恒吧

由于汉文帝本身就是“诸侯王”出身，乃是汉高祖刘邦在平定“陈豨”叛乱后亲自册封的“代王”，故而在公元前180年，太尉周勃以及丞相陈平等大臣将“吕氏外戚”残党一网打尽，并迎其入京称帝之时。

深知自己当前的实力与其他的诸侯王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甚至还比不过其他诸侯王，所以自登基伊始，刚刚入主未央宫当晚，就“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任命自己的心腹来守卫京城和皇宫的安全。——《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

没错，就是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军权”，无疑就是封建政权统治者保证自身安全的最强后援。

毕竟汉文帝本身势力就要弱于其他的诸侯王势力，扶持他上位的又均是一些前朝老臣，所以在面对已经爪牙遍布朝野的诸侯王势力之时，必然只能是先想方设法的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行，否则，一旦被别有用心的诸侯王趁机作乱，那其它的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后到了公元前180年十月，当汉文帝刘恒感觉自己的人身安全已经有了初步保障之时，“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硃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封典客揭为阳信侯......”，将原本扶持他上位的几位老臣一一加官进爵，该赏赐的赏赐，该分封的分封，从而使得汉文帝那来之不易的皇权更为稳固。

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在西汉朝廷中重新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统治者高层决策集团”，而且还都是围绕汉文帝刘恒为核心，自然也就将诸侯王势力所安排的爪牙纷纷排除在了决策体系之外，有效预防了政治决策权的外流，间接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进程。

汉景帝刘启画像插图

• 再来说说汉景帝刘启

与汉文帝那曲折的登基之路相比，汉景帝刘启登基之时就显得顺畅多了，毕竟自公元前180年，汉文帝登基那年，就已经未雨绸缪，将其册封成了“太子”，开创了汉朝“预立太子”的先例，所以也就顺理成章的继承了汉文帝的事业。

故而在巩固皇权，促进中央集权的进程上，汉景帝也就只需要在“汉文帝”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提升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也幸亏汉景帝与汉文帝的治国理念相同，始终都能恪守着汉高祖刘邦所主张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初衷，从而使得汉文帝执政时期所打下的基础被汉景帝继承后，在巩固皇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进程等方面都要更为得心应手。

否则“七国之乱”也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平定了。

诸侯王

大家想啊，自汉文帝登基之时，这些诸侯王势力就已经略有不安分，又怎么可能就这么放任汉文帝以及汉武帝稳坐龙椅呢？

所以也就有了笔者前文曾提到过的那个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开创汉朝诸侯武装叛乱先河的案例。

但是呢，在面对这些诸侯王势大的问题上，汉文帝刘恒与汉景帝刘启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

薄姬剧照示意插图

• 还是先说汉文帝刘恒吧

这里笔者要着重提一下汉文帝刘恒这个人的性格，由于其母亲“薄姬”出身低微，只是项羽麾下诸侯“魏豹”的一个“宫女”，所以在生下刘恒后并没有被刘邦重视，在刘邦后宫中的地位也一直都没有升到“夫人”。

也正是这个原因，养成了刘恒自小做事就小心谨慎、宽以待人的性格，故而也就致使汉文帝登基称帝之后，在面对诸侯王问题之时，并没有贸贸然的去大张旗鼓的“削藩”，而是采纳了贾谊的提议，“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选择了以分化诸侯王势力的“阳谋”来达成中央集权的目的。——《治安策》

即让汉文帝刘恒在原有诸侯王土地的基础上，可以分封更多的诸侯，使这些诸侯王的子孙也都能分封到领地，直到领土被分封的不能再分封为止，继而也就可以实现削弱诸侯王影响力的效果。

如此一来，也就达到了一种将原诸侯王的土地层层瓜分，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不说，还让这些诸侯王有苦说不出的效果，毕竟再怎么说也是为诸侯王的子孙后世在着想不是吗？属实是一项相当不错的制度。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还是跟大家打个比方吧，诸如原本的诸侯王可以治理一万顷的土地，最多能召集十万大军，但是在层层瓜分之后，诸侯王却只能治理一百顷的土地，那自然能着急的士兵也就只能最多一千人罢了。

而且，就算这些诸侯王想联合作战，也极有可能会因为人心不齐而导致消息泄露，提前暴露想要造反的计划，当朝统治者也就可以迅速集结兵力，加以预防。

晁错向汉景帝提议削藩漫画插图

• 再来说说汉景帝刘启

而汉景帝在面对诸侯王问题的时候，却赫然与汉文帝截然相反。

在汉景帝重用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并将其迁升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以后，晁错向汉景帝上奏了一份《削藩策》，提出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赫然是让汉景帝直接动用武力来解决诸侯问题。——《削藩策》

但如此一来，也就瞬间激化了汉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本来诸侯王就因为汉文帝那“温水煮青蛙”的削藩手段而苦恼不已了，正愁不知道怎么解决呢，可晁错却突然间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接动用武力来镇压诸侯王的办法，岂不是火上浇油，给了诸侯王一个造反的机会？

七国之乱示意画像插图

“七国之乱”也就因此而爆发，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吴楚七国集结了30余万兵马，于公元前154年，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就这么浩浩荡荡的一路向西，直奔西汉未央宫而去。

好在梁王刘武拼死抵抗叛军，拖住了吴楚联军的主力，使得西汉著名将军“周亚夫”有了多余的时间去进行一系列的周密部署，继而一举击溃吴楚联军，吴王被周亚夫刺死，楚王亦是畏罪自尽，七国之乱就此平定。

值得一提的是，经此一役，西汉诸侯王中除还保留了楚国且另立楚王以外，其余六国皆被废弃，汉景帝刘启也得以将原本诸侯王所享有的一系列行政特权、以及司法特权收归中央，仅为各路诸侯国保留了最基本的“食租税”权力，大大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进程。

文景之治时田间耕作的百姓漫画插图

百姓

当然，如果想要真正的呈现出如“文景之治”那般盛世局面，单纯只是凭借稳固皇权、以及整顿诸侯这两项的话，肯定是不够的，毕竟再怎么着，皇帝代表着统治阶层，诸侯则代表着官僚阶层，可你总不能让诸侯扛着锄头去种地吧？

所以，在封建政权的发展过程中，“百姓阶层”的作用也是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的，只有百姓有积极性了，国力才会上升的更快，很显然，汉文帝和汉景帝也同样看透了这一点。

而且文景二帝对于“百姓”的治理政策也是如出一辙，依旧坚持贯彻汉高祖刘邦所推崇的道家“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提倡“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的治民方针。——《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尽可能的去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减免百姓所要承担的赋税，从而使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家庭富足，一旦家庭富足了，不也就代表着生产力迅速提高，政权自然也就愈加兴旺了吗？

听闻赋税减免后的汉朝百姓动漫插图

诸如“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即“三十税一”，而后到了汉景帝执政时期，同样沿袭了汉文帝的赋税征收制度，“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

如此一来，百姓赋税缴纳的少了，自然也就有了更多的余粮或者钱财来使生活质量变得更好，在耕种土地之时也会更为具有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还曾专门针对“工商业”而“弛山泽之禁”，一改以往政权中的山川田泽皆归朝廷所有的局面，大大的促进了盐铁林木等贸易的发展，使得汉朝的“商品经济”贸易体系也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和繁荣。

而以上这些，也恰好符合“黄老思想”中的“无为而治”治世特点，以道德教化为主，一切顺其自然，君主不做太多干预，充分发挥百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从而取得更多的成果，反而间接的让君主更有“所为”。

汉武帝雕塑作品插图

结束语

综上所述，正是在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皇帝总共41年的励精图治之下，巩固了西汉皇权、也整顿了吏治，解决了困扰西汉几代人的诸侯王问题，同时也使得西汉的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恢复和提升，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体系空前繁荣。

就像典籍中所记载的，“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顾名思义，文景盛世之时，京师的钱财多到串钱的绳子腐朽了都数不完，粮仓中的粟米也多到都流到了仓外，甚至还有很多粟米因存放时间太久的缘故，已经腐败的不能再食用了。——《史记·平淮书》

从而也就迎来了华夏文明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同时还为汉武帝执政时期南征百越、北破匈奴等等扩张领土的事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足以证明“文景之治”时的繁荣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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