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孃到點下班接孩子了”:在職場中掙扎的中國女人

“老孃到點下班接孩子了”:在職場中掙扎的中國女人


01


前幾天刷抖音,看到一條讓人感嘆的視頻:

一個媽媽左手抱著一個孩子,右手提著嬰兒車,一步步往樓梯下走。

嬰兒車裡還睡著一個孩子,媽媽累得氣喘吁吁的。

“老孃到點下班接孩子了”:在職場中掙扎的中國女人


身邊像這樣的媽媽,真的很多。


她們一邊工作一邊帶娃,有的甚至為了孩子放棄了自己的工作。


最近成為熱門話題的日劇《我,到點下班》,也講述了一個這樣的在職媽媽。


演員內田有紀扮演的賤賤嶽八重,育有兩子,在休完產假以後,她每天都在期待重回公司的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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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的丈夫,為了讓妻子專心工作,甚至向學校請了男性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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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班時間也被切割為工作時間的時代,每個人都在拼命往前趕。


賤賤嶽八重只能在桌底下,偷偷回復家人的消息。


就算孩子發燒了,她也不敢向上司提出準時下班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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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她這樣,一邊希望自己恢復產前工作狀態的女性,面臨的壓力,除了育兒,還有公司裡的團隊協作。


正是因為心中放著對家庭的責任,才會如此擔心自己是否能勝任。


但是拼命把自己往前趕,沒顧上地方也越來越多,自責與愧疚會吞噬已婚已育的在職媽媽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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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女性來說,“生兒育女”,成了她們的本職工作。


從生孩子,到養孩子,再到家庭教育,所有的事情都要她們來處理。


即便時間都用在了孩子身上,也恨不得分好幾個身出來,因為事情永遠做不完。


上海東方衛視《歡樂喜劇人》,曾經邀請了一位三胞胎媽媽上節目。


據說她分身乏術的時候,得用頭頂著奶瓶喂孩子。“我只有兩隻手啊,我咋辦呢”,這位媽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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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在職女性而言,一邊照顧家庭,一邊用力工作,平衡這兩件事的難度,等同於讓你模仿不同作家的口吻,寫同一篇小說。


今年年初,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18年新生兒數據。

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94%,相比2017年,新生兒人數減少約200萬人,下降幅度約10%。


近幾年中國生育率的下降,也表明女性生育的慾望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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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成本過高,女性職場壓力變大,即便每天踩著高跟鞋,畫著精緻的妝容,朋友圈裡日常曬娃,女性們的負擔卻越來越重。


而所謂的“育兒之痛”,遠比文字可記敘的要痛。


02


澎湃新聞在今年的三八節,發表了一篇名叫《左手工作右手家庭,“密集母職“綁架了職場女性》的報道。


文章表明,我國女性的就業率比其他國家要高,職場女性們正在面臨“密集母職”的困境。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沈弈斐,這樣描述“密集母職“給職場女性帶來的無形壓力:


“比如幼兒園放學3:30,但是大多數上班族最早也要5:30才能下班,而現實情況是很多職場女性都要加班到深夜。〞


“育兒”,對於媽媽們而言,並不僅僅代表著照顧孩子們的起居,更代表著陪伴。


孩子有自己的“黃金成長期”,家長們也有自己的“黃金陪伴時間”,錯過了孩子的成長,一個億也補不回這份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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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職於《正午故事》的記者淡豹,向公眾提出了”女性結構性困境“這個概念:


“有研究發現,如今,是男性更多地受益於異性戀婚姻家庭制度。


從壽命、財產、幸福感、投入的家務勞動時間與育兒時間獲得的回報上。


也就是說,在如今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下,男性和女性都面對婚姻,但女性更容易面對結構性困境。


並不是女性、我們那些女性的來信人在心理上情緒上更重視愛情和婚姻,非要受它牽絆,不願意投入職業或者勞動,而是反過來——愛情和婚姻客觀上更多地牽絆女性,越到職業生涯的中後期,越明顯。”

當人們追求的婚姻和工作,愛情和錢讓他們愛並痛苦著,這是一種時代的結構性困境。


也許今天我們並非在討論家庭中該由誰來承擔主要的責任,或者埋怨一方承擔的更多、或說更少,


我們只是在表達,在密集母職的環境下,女性的愛慾是否被協調與安頓好,比什麼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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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年的四月份,日本三菱UFJ銀行公佈了新的員工休假制度。


男性員工的育兒假被提升到了“義務”的程度,公司要求家中有不滿2歲子女的男性員工每年必須休一個月的育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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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爸爸們還需要在孩子出生前周左右,向上司提交計劃書。


內容包括休假時間如何幫助妻子完成育兒任務,同時還要處理家務等繁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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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集母職”的年代,這項規定讓人從制度層面看到“育兒平權”的重要性。


暫且不說這項制度在國內是否有充足的可行性,至少“男性產假”能在日本落地,能緩解女性在育兒上的壓力,也更期待男性在家庭中承擔平等的育兒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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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葩說》第五季,詹青雲曾在辯題“能者是否應該多勞“裡,講過這樣的一個例子:


如果你在金融行業裡,看見一個四五十歲的女性,做到一定高層的位置。


你就能猜出,她多半是單身,因為她作為一個女性,能做到這個位置,就證明她在過去的時間裡,肯定沒有時間談戀愛。


她問,為什麼我們總是在問年輕人能為社會帶來什麼,而不是社會能為年輕人做什麼。


她認為,當社會看中的不止是效率,我們能看到更多幸福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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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期待被滿足,這並不是什麼罪過。


正如詹青雲所說的,當我們關注的不再是慾望的維度,而是幸福的維度,也許我們會比此刻更加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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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武漢科技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發佈了一份職場調查報告:


12.9%的人平均周加班時間超過10小時,53%的勞動者經常在深夜工作,超過8成勞動者承受著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壓力和身體壓力,處於過勞狀態。


在全員向前衝的年代,我們不僅認為加班合理,更認同於“加班等同於奮鬥”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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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臺灣太大醫院精神醫學部的主治醫生、陽明大學腦科學博士林煜軒,在接受《人物》雜誌採訪的時候,曾表達過一個看法:


“我把職場冷暴力分為三種不同階段,一種是簡單粗暴直接的,還有一種是暗中玩弄制度的,第三種是所謂的無形運用,就是洗腦、控制被人思想這一種,我個人覺得最後一種是比較嚴重的”。


不加班就是不合群,不合群就會被排擠,“職場冷暴力”形成的同時,加班文化也一步步走向合理化。


為了工作,丟掉了自己的生活,放棄了自己的家庭,值得嗎?


如果為了收入最大化,而捨棄更多選擇的可能,這對未來才是一種更大的折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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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被媒體熱議的《我和我的經紀人》,戳中了無數人心中的痛點。


壹心娛樂的老闆楊天真,在節目中表示:“加班是一個行業的現象”。


因為行業如此,所以自己也要遵守行業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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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工作,她深夜2點入睡,還要給自己扎胰島素針,朋友圈內容被截圖發博,新年第一天公司連上4個熱搜,遭到路人的無數謾罵。


這些組成了楊天真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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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加班,別說打針吃藥了,就算給全身做大換血也無法補救長期的虧損,更別說“美容換血”根本就是欺騙之術。


單身職場女性如此,那些生了娃、有了家庭的職場女性更是苦不堪言。


“老孃到點下班接孩子了”:在職場中掙扎的中國女人


比起看到自己的不足,先一步看到自己的幸福,才是更重要的事。


希望所有辛苦的女人們,路上平安,回家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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