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萬敏 在今年的諾獎經濟學獲得者所著《貧窮的本質》一書中，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對小額信貸與貧窮的關係有所描述和探討。例如，書中認為，貧困家庭參與小額信貸的比例不高，主要原因是在標準小額信貸模式下，以“週會”為代表的一類組織形式過於嚴苛，貸款週期不夠靈活等。
而在中國，小額信貸模式引發的主要討論在於，它是否足以解釋和應對中國國情下的貧窮問題？此外，普惠金融與互聯網技術的融合走到今天，國內對小額信貸模式本身的爭議也由來已久，給窮人放貸真的能夠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質量嗎？還是會又演變成一場資本的遊戲？格萊珉銀行的放貸資格、資金來源能否找到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則是微觀層面的另一個問題。
10月底，記者在廈門見到了原孟加拉格萊珉銀行總行副行長、現任格萊珉中國普惠金融部總經理法瑞德·武丁（Uddin Farid），格萊珉中國總裁、亞洲金融合作協會普惠金融委員會副主任、尤努斯基金會（香港）秘書長高戰，以及格萊珉中國戰略合作伙伴宜信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呂海燕，他們回應了關於《貧窮的本質》一書中對小額信貸的看法，也分享了他們對格萊珉模式在中國發展抱有很大期望和信心的幾點原因，其中，通過引入公益性質的資金來幫助格萊珉銀行尋找到穩定、便宜的資金來源，是一條還處於探索嘗試中的路徑。
小額信貸不等於“小貸”
小額信貸與國內的“小貸”公司所從事的金融行為是同一回事嗎？以格萊珉銀行為代表的小額信貸，專注於向窮困人口提供小額度、持續性、制度化的短期無抵押小額貸款，在格萊珉銀行成立初期，銀行資金的來源主要靠捐贈，也沒有專職的風控人員。而國內的“小貸”公司，需要取得相應的金融牌照，具備完整的風控管理能力。近年來，在貸款規模、目標客群等方面，小貸公司出現與銀行同質化的趨向。
格萊珉模式下的小額信貸，在目標人群的選擇上，比小貸或其他具有普惠概念的金融產品要更為下沉。
“傳統的借貸有一個特點是，客戶需要去主動尋找資金的提供者，以前是銀行，現在互聯網能提供很多借貸產品，但用戶依然需要在手機上操作，需要主動傳遞一個‘想貸款’的信息，這是一切借貸行為的開始。”高戰表示，這種客戶不是格萊珉銀行的客戶，“有清晰的訴求表達能力的人反而不是我們要服務的對象，因為在底層人群眾，比較能幹的人才會有比較清晰的訴求，而格萊珉要幫助的是‘大痛無聲’的人，他們根本不敢到銀行去，根本不敢想貸款，甚至連字都不會寫，這類人恰恰是格萊珉最好的客戶。”
從這個角度看，格萊珉銀行更類似一個社會公益企業，而非一家以風控管理為核心、以盈利為經營目標的銀行。
高戰總結的格萊珉模式具有三條準則特點，“第一條是借貸由婦女出面，是跟婦女打交道，在孟加拉97%以上是婦女，在中國100%是婦女。第二個特點就是每週會議。第三精神文明建設，在每週的會議中，組員們在健康、教育、相互幫助等方面交流，相當於借貸人之間形成一個緊密聯繫的社群，格萊珉銀行的員工，主要工作並不在於放貸收款，而更多的是需要組織會議，引導組員討論教育、家庭衛生等有助於她們改善精神生活品質的話題。”
在法瑞德·武丁和高戰看來，格萊珉銀行提供的貸款只是將貧窮人群組織起來的一個介質，而非經營行為的目標，他們並不在意貸款是否能得到按時歸還，也不會因為某筆逾期貸款去與窮人打官司。
此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格萊珉銀行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公開表示，對小額信貸模式在中國的發展並不滿意，無法吸存、利率過高、強調抵押物等做法，與小額信貸設立的初衷背道而馳。
“格萊珉的小組模式，與此前被國內普遍理解五人聯保本質上是不同的，因為找窮人做這種互相聯保是沒有意義的。”高戰認為，小組模式的核心意義在於幫助貧窮人士建立社群的歸屬感、責任感，當一個人感受到被尊重的價值時，會更有動力去改善、維護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這是格萊珉模式幫助窮人的根本出發點。
2014年12月，尤努斯在江蘇徐州陸口村成立“格萊珉中國”，標誌著格萊珉模式在中國複製落地。截止目前，格萊珉中國共幫助2000多名婦女會員創業，累計發放超過4000餘萬元女性創業貸款。格萊珉的的項目坐落於江蘇徐州、河南開封、陝西安康、雲南大理、廣東深圳等地。
在中國的兼容性
“即使三家或更多的小額信貸機構為海得拉巴市的貧民提供貸款，只有約1/4的家庭會向其借款，而半數的家庭會以更高的利率向放債人借款，他們幾乎不會因小額信貸的出現而改變主意。我們不能完全解釋小額信貸為什麼不受歡迎，或許與之有關係的正是小額信貸的嚴格規定及其施加於客戶的時間成本。”在《貧窮的本質》一書中，作者提出了小額信貸的若干侷限性，包括無法支持窮人開展回報率更高的生意，借款方式的靈活性不足等。
法瑞德·武丁對記者表示，格萊珉銀行的還款率高達99%，已經在世界範圍內證明，這種模式是可以持續性來幫助窮人改善生活的。
在中國，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按現行國家農村貧困標準測算，2018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在10月17日的中國第六個“扶貧日”，國務院扶貧辦宣佈，預計到今年底，全國95%左右現行標準的貧困人口將實現脫貧。
顯然，與格萊珉模式在印度或者孟加拉國的情形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已經基本上解決了貧困地區清潔用水、公共衛生等這些基礎設施的問題，格萊珉模式在中國落地的必要性還足夠大嗎？
高戰表示，格萊珉銀行在美國已經服務了12萬客戶，預計未來5年能夠服務100萬客戶。在中國，如深圳等地有大量的城市流動人口，依然得不到貸款。另外，窮人依舊有尚未被滿足的精神和心理層面的社交需求。從這兩個方面來看，仍然足以發揮格萊珉模式在中國的潛力。
“格萊珉銀行在陝西安康市設了四個網點，第一個月已經積累了50名客戶。”高戰引用這個數據來說明，格萊珉銀行在中國的可行性。
對於所有線下模式的金融活動來說，業務觸達的城鎮越下沉，面臨的人群之間經濟、文化、教育、金融觀念之間的差異也會越大，這也是各種涉農信貸、普惠金融在推廣中必須依賴龐大的線下業務人員網絡的原因所在，這個挑戰對於格萊珉來說依然存在。
在落地中國的過程中，高戰看到，“全世界的底層人命運是很相近的”，他發現，河南蘭考縣的農村跟深圳榮華金融區的項目，單筆貸款額都是1萬6左右，這個數字為何會出現高度的趨同，還沒有理論能夠解釋清楚。
當下，中國經濟進入下行週期，在社會高速發展過程中，城鄉差距在不斷拉大，記者對法瑞德·武丁提出：考慮到沒有可持續性的商業模式，可能很難維持僱員的工作積極性，格萊珉模式怎樣對貸款或服務費率定價，以平衡公益與商業？
“對於我們來說，我們並不是逐利的，我們是非盈利性這樣一種存在。所以如果說我們能夠有任何盈利的話，這些錢也是要被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而是把它作為盈利去分紅的，這就是我們和其他商業性機構最大不同。”法瑞德·武丁這樣回答。
實際上，除了無法吸存帶來的資金來源不穩定，人才正是制約格萊珉模式落地的主要內在原因之一。格萊珉的信貸員上崗前需要經過整整半年的培訓，並且信貸員要求大學以上學歷，分行管理層要求必須是研究生以上學歷。在中國，願意回到農村的大學畢業生比例可能低於想象，培訓成本的支出更加沉重。
從孟加拉國到中國，從線上到線下，格萊珉銀行將要跨越的鴻溝不止是文化地理或金融技術，更將面臨組織管理、運作經營等多方面的挑戰，格萊珉在中國落地，能否找到合適的土壤並將其幫助真正的窮人的美好願景付諸實踐，格萊珉和他的中國夥伴們都在嘗試找到答案。
探索高淨值人士公益資產配置模式
事實上，格萊珉模式在中國已經發展近20年時間，此前曾嘗試與壹基金、阿里巴巴、京東集團、恆昌等機構推進戰略合作，但過程相當坎坷，未能大規模成功複製其在孟加拉國的成功經驗。
此前，格萊珉中國也早已與宜信開啟了合作，比如在江蘇陸口村項目合作點，共同幫助中國農村的低收入婦女創業脫貧。截止2019年9月底，已經累計為當地農村婦女提供了98萬元的資金支持，累計支持農戶50人次。2019年6月還免費為當地32名農村兒童購買了重疾住院醫療險。
如今格萊珉中國與宜信正在探索一條新路。在今年10月底的宜信財富傳承峰會上，雙方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將在提供信貸資金、高淨值人士公益資產配置、格萊珉中國網點建設、高淨值客戶子女實習遊學等方面開展全面合作，共同推動公益金融事業的不斷壯大。
宜信一直呼籲並推動中國高淨值人士參與公益金融的落地實踐，高淨值人士在公益領域天然具有巨大能量。宜信公司高級副總裁、首席品牌官呂海燕透露，中國高淨值、超高淨值人士的資產規模有100萬億，未來希望他們能拿出1%用於配置公益慈善資產，這就意味著期待有1萬億的財富進入公益領域。
“宜信從事普惠金融和財富管理，本質上都是通過金融服務，使企業家精神得以成長，社會就會越來越好。”呂海燕表示。
在公益實踐中，對於高淨值人士也有反哺價值。一方面以多元化資產配置方式支持公益事業，能夠提升自己和家族的社會價值；另一方面通過公益金融“改變世界、影響他人”的實踐給到二代更多人生教育和成長選擇，達到企業家精神、家族財富及家族文化的傳承。
呂海燕認為，格萊珉模式已經在中國探索了近20年，具有可被信任的基礎，相信宜信的客戶會理解並讚賞這種模式，相信他們投入其中1%的資產會被用好，幫他們把資產帶回公益慈善領域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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