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本地名，在周之南。
周人起於黃河流域，滅商而立國，實力強盛，因以“華夏”自稱，而用“戎、夷、蠻、狄”來稱呼鄰邊四方文化不同、經濟落後的部族。
於是周之南方而居於楚地的異族之人就成為了“蠻”，或“楚蠻”。
“華”者，“花”也，喻美麗；“夏”者，“大”也，寓富強；這自稱，滿滿地都是大國人的文化優越感。
那麼，“蠻”的稱呼自然就帶著周人對“非我族類”的輕蔑。
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成王追獎文王武王時期滅商的功臣及其後人，封其麾下一個部族的首領熊繹於“楚蠻之地”，爵位則是最末一級的“子男”。
如果孟子之言可信，那麼熊繹在楚的封地面積就是五十平方里左右，一小塊而已。
不過，等級雖低，疆域雖小，卻畢竟是天子所封之國。
此後，中國的文獻記載中就有了“楚國”、“楚子”與“楚人”的稱名。
↑位於湖北保康縣的熊繹雕像
於是，楚之國君熊繹帶領部族離開了原來的居地，南下發展。
他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沿著丹水，走向漢水，沿著漢水，走向長江。
在艱難的開發過程中，如何處理與蠻地的原住民的關係，是楚君及其族人所面對的重大問題。
從歷史記載來看，楚君既攻城掠地以擴張勢力，又保留了對原住民的人格與風俗的尊重，因而楚國的南下發展，進行得十分順利。
《史記·楚世家》說，到熊繹的第五代孫熊渠之時，楚國的疆域擴張已由漢水進入長江流域，而“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很受江漢流域原住民的擁戴。
《華陽國志》中有這樣一個故事：長江邊的巴國受到南下楚國的威脅，或戰或和，勝少敗多，只得逐步沿長江向西遷移，定都於今天的重慶一帶。
後來，國中發生了叛亂，將軍巴蔓子向鄰居楚君借兵平叛，許以三城為謝，而以自己的頭作擔保。
楚君同意了。巴蔓子用借來的楚兵平息了國亂，卻沒有將三座城池割讓給楚國。於是楚君派出使者去索債。
巴蔓子說：“奉命守國，地不可割；借兵平亂，當守誠信。既然是以頭為擔保，那麼，我以我頭，充我之城，奉謝楚王。”自刎而死。
楚使沒有完成索要土地的使命，忐忑地帶著巴蔓子的頭回來複命。
不料楚君不以土地為計較，沒有興兵討債，反而對巴蔓子的為人肅然起敬，下令以隆重的禮儀安葬巴蔓子的頭顱。
↑重慶巴將軍公園內的巴蔓子雕像
楚君的舉止又令巴人大為感動，他們以同樣的禮儀安葬了蔓子將軍的無頭身體。
巴是一直生活在長江流域的古族，民風剛直好義，民情樸實敦厚。
楚君顯然是在長期的交往中對於巴俗民風有認同，有尊重，故而惺惺相惜，悲憫交集，遂以崇高的葬儀來表示敬重巴蔓子的選擇。
以尊重換尊重，從而相互燻化感染，這就是南下的楚國與蠻地原有部族在文化上的相處方式。
於是，南下的楚國既為蠻地的原住民帶來了北方華夏的典籍文化，而原住民的風土人情也影響到了南下楚人的文化性格，相處既久，“楚”與“蠻”也就相融不分，渾然一體，熊繹的後人也成了南方的楚蠻。
這一點，南下的楚人不以為是下落與沉淪，反作為自恃的資本。如熊渠就公然宣告：“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
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之地，其實是周向南方的發展。
而原本是受周天子封賜以統領南蠻的楚君，現在卻自號為“蠻夷”，主動脫離華夏文化系統而投身於南蠻文化之中，並以此與中原的華夏文化分境劃界，力相抗衡，這是當年封賞功臣的周成王始料未及的事情。
楚人與蠻地的原有部族既戰且和，相融相化，楚國地盤大大擴展，楚人的隊伍更加壯大。
原在江漢以及江淮之間的許多小國，諸如庸、濮、隨、鄧、舒、黃、江、蓼等等，都在楚國的擴展中被滅，原來的庸人、濮人等各國的民眾，都漸化而成為了“楚人”。
甚至東南臨海的吳、越，曾經的春秋大國，最終也被楚國吞併，其屬民也漸化成為了“楚人”。
熊繹南下時的蕞爾小國，在數百年的時間裡，發展成為南方的強國。
所以熊渠不滿“子男”的封號，要自稱“楚王”。
後來的武王熊通不僅自稱“蠻夷”，自號“楚王”，後來的楚莊王熊侶還率大軍北上中原，耀武洛陽，問鼎周王，要與華夏諸侯一較高下。
於是，“楚國” 與“楚人”，名號大振，聲威中原。
進入戰國時期，原來由周王統領著上百個大大小小國家的天下形勢，已經是天子衰弱不堪而由七個大國分宰天下，各自稱王。
而他們，既有擴張領土而統一天下的野心，也不無被侵蝕強佔而滅國的憂慮。
當時人都認同統一天下的歷史大勢，但是由誰來統一，則看法不一。
在周遊列國遊說諸侯的各家學派中，縱橫之士認為，七國各有優勢，單獨一國不足以完成統一大業，取勝的關鍵在聯合的策略。
他們提出：“橫成則秦帝，縱合則楚王。”
↑戰國形勢圖
此時的楚國，西起巴蜀，北逼黃淮，東南至於海，幾乎擁有今天中國的半壁江山，是七國之中疆域最大的國家，是公認最有實力與西方的秦國抗衡的國家。
楚懷王（在位時間BC328—BC299）也確實成為了六國的合縱長，曾經信心飽滿地統領著齊、燕、魏、趙、韓等國軍隊，叩關攻秦，氣勢凌厲。
結果卻如賈誼所言：“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過秦論》）公元前223年，秦滅楚。
兩年之後，秦王贏政統一天下，尊號始皇帝。800餘年的楚國曆史劃上了句號。
楚國被滅以後，“楚國”的名號沒有了，執政的王族，或死亡，或流落，威權蕩然無存。
陳勝吳廣起義之時，忌憚名義不順，不足懾眾，曾自號“大楚”與“張楚”，又曾立楚王族後人景駒為楚王，希望藉助“楚國”的舊旗來彰顯新生政權的合法性。
項梁起兵後，曾在民間遍尋楚王后人，終於找到懷王的孫子奉為楚懷王以收納民心。
此人名心，當時正替人牧羊以維持生計。項梁死後，項羽繼續叔父的事業，聯合諸侯，最終滅秦，自封西楚霸王，繼續標舉“楚王”的旗幟。
↑影視劇中的西楚霸王項羽（右）
然而，楚國已亡，舊魂難召，在滅秦的鬥爭中，那些試圖以“楚王”作為政治力量而加以利用的人，全都失敗了，倒是被封為漢王而偏於一隅的劉邦最終統一天下，做了皇帝。
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者。
楚國不存，楚王不再，但是，楚國的土地上還生活著原來的楚人。他們先是稱“秦人”，後來稱“漢人”。
雖然不再使用“楚人”這一名號，但是，800餘年楚國曆史的血脈依然在他們的身體裡流淌， 800餘年楚國曆史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依然融會於他們的日常起居，800餘年楚國曆史的土俗遺聲依然在他們的內心迴響——楚風楚韻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烙上了鮮明的文化烙印。
我們不妨以抗秦起義中的三位領袖人物為例來作說明。
項羽是楚國貴族、將軍項燕之後，生於公元前232年。
劉邦是楚之沛縣人，生於公元前247年。
他們都出生於楚國被滅之前，本是楚人。
陳勝，陽城人。同伴在他稱王之後去看他而有“夥頤”之嘆，漢代學者說這是“楚語”——可知陽城在戰國後期屬於楚地。
↑河南永城市的陳勝雕像
陳勝的生年不詳，死於公元前208年，以享年四十而計，他也生於楚國被滅之前。
秦末義軍蜂起，人物風流，而這三位楚人的歷史地位最高：陳勝是抗秦起義的首倡者，項羽是抗秦起義的勝利者，劉邦則是興漢替秦的開國者。
他們都生於楚國未亡之前，有過楚國生活的早年記憶，雖然三人的社會地位不同——項羽是貴族後裔，劉邦曾做過泗水亭長，而陳勝是貧寒的僱工；
雖然三人的個性自有特點——陳勝苛刻，項羽強悍，劉邦狡黠；
但是，早期同為楚人的社會記憶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性格與處事方式。
陳勝做傭工時，因為表達不被同伴理解的志向而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的嘆惋。
項羽與劉邦在觀看秦始皇出行時同生感慨，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此也！”
三人的語言表達不同，但骨子裡那種敢於爭勝而不甘居下的豪氣卻是一樣的。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三位楚人的最後結局大不相同，陳勝死於麾下的叛徒之手，項羽敗於劉邦而自刎烏江，劉邦則坐上了漢朝龍椅。
漢高祖劉邦在佔據項羽的領地後，“以魯公禮葬項王谷城，為發哀，泣之而去”；又為陳勝“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史記》）。
↑影視劇中的劉邦
劉邦向失敗的對手致敬，就像當年的楚君之對待巴蔓子，表現了惺惺相惜、悲憫交集的英雄情懷，激盪著楚人特有的豪氣。
劉邦建立的漢朝，政治制度大都承繼秦朝，但是大漢的精神氣象卻透出濃濃的楚風遺韻。
如劉邦的《大風歌》，劉徹的《秋風辭》，劉細君的《烏孫歌》，都是原汁原味的楚歌，形式與屈原的楚辭相近。
故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就認為，漢代藝術實由楚文化而生。
面對長江，李白曾經感慨：“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時光悠悠，“楚國”與“楚王”早已是歷史翻過去的頁面，不再存在，但是土地在，人民在。
生活在這方土地上的人民雖然不再使用“楚地”與“楚人”的稱號，卻世世代代傳講著過去的故事，楚文化的風韻就在人們的回憶與講述中不斷傳續，不斷豐富。
人們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其實，人既為水土所養而傳習著這方水土的風氣，生活在這方水土上的人也養護著這方水土的特性。
楚國既亡，王室既滅，而800餘年楚國的歷史印跡已深深融入生活在這方土地上的人們的感情，不能忘記，楚文化由此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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