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歷史上長期是靜謐的，像一個乖孩子一樣文靜地待在一個偏僻的海島上。日本曾長期“慕華”，崇尚儒學，與宋結盟，支援南宋抗擊蒙古。1273年忽必烈攻陷襄陽後，準備向臨安發起進攻，便關閉對日貿易，派員出使日本，勸說放棄日中聯盟，日本不理會。後來忽必烈多次派使者去勸降，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領而回。於是，1274年忽必烈出動蒙古與高麗聯軍，900艘軍艦，發動第一次徵日。此次征討，大軍雖於今九州福岡附近博多灣等處登陸，但因遭遇颱風襲擊，戰船大部被毀，最後無功而返。
日本富士山
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遠征日本，從高麗發東路軍4萬，從原南宋發江南軍10萬，出動了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船隊，卻受日本方面的石壘所阻，仍無法登陸，後又被颱風襲擊損失大半。第三次徵日幾經策劃，終未成行，讓日本繼續享受安寧。
法國學者瑞恩科特曾把中國傳統文明稱為“太陽文明”，而把日本文明稱之為“月光文明”，月亮是向太陽借光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太宰春臺說：“中華聖人之道行於我國，天下萬事皆學中華，我國人始知禮儀，悟人倫之道，棄禽獸之行。”645年開始實行一系列改革，從法律、軍事制度到土地所有形態和課稅制度都與唐朝相似。但他們的社會更像我們的春秋時期，天皇只不過是精神上的最高統治者。全國分為大小不一的許多封建領地，其中最大是幕府將軍，約佔全國1/4。“幕府”本指將領的軍帳，在日本演變為一種特有的政治體制，甚至一度凌駕於天皇之上。此外還有封建領主“大名”，藩內最高統治者，有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將軍與大名養有眾多武士，這是一種職業軍人。全國上下分為士、農、工、商4個等級，士包括將軍、公卿、幕府與各藩的官員及武士，此外還有一些“賤民”。到18世紀，他們跟中國狀態也相似，閉關鎖國，外貿僅限於中國、荷蘭與朝鮮，基本維持自然經濟，自給自足。
日本武士
然而，19世紀全世界都在急驟地發生變化，日本的武士也開始資產階級化，出現“蘭學”“洋學”，甚至有些藩開始建“新軍”，幕府卻頑固拒絕改革開放，拒絕與英、俄、美等開港通商的要求，1825年還頒佈《驅逐夷國船隻令》，令各藩擊退靠近日本沿海的外國船隻。1842年聞訊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幕府大為震驚，一方面改頒《薪水給予令》，善待漂流到日本沿海的船隻，另一方面也進行一些改革，強迫外出做工的農民返鄉，禁止農民流入城市；“禁止奢侈，矯正風俗”，即扼制商品生產，取締儒家以外的“蘭學”思想等等，開一系列歷史倒車，遭到幕府內部、大名和城市商人的強烈反對，不到兩年便收場。1844年荷蘭國王寫信給幕府，奉勸接受清朝教訓，開國通商，遭拒絕。兩年後美國艦隊到日本江戶灣浦賀海面，要求建邦通商，也遭到拒絕。
1853年美國一支艦隊到日本，逼迫幕府接收美國總統給日本天皇的親筆信，限期一年答覆。幕府這才真正重視起來，上報天皇，並將譯成日文的美國國書印發各藩，徵求大名的意見，取得共識。第二年美艦如期到來，幕府將軍表示接受要求，開放下田、函館等港口與美國貿易，並同意設立美國領事館。不久，英、俄、法、荷等國也強迫日本訂立類似條約。1858年美國要求開放更多港口，確認美國享有治外法權，降低進口稅，日本同意。接著英、俄、法等國又如法炮製。西方勢力的到來，引起國內強烈不滿與反抗。1863年，長州藩甚至炮轟美國、法國與荷蘭的軍艦，英、美、法、荷4國組成聯合艦隊報復。長州抵擋不住，只得求和賠款。幕府也開始與西方更多合作，如建立海軍廠和鍊鐵廠等。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武士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致力於恢復天皇的最高權力，反對幕府獨裁賣國，並與天皇及近臣密謀“倒幕”。主持幕府的井伊直弼獲知，搶先下手，處死7人，流放一批。但不久，倒幕派刺殺了井伊直弼。1867年12月，第122代天皇睦仁繼位（不滿15歲），倒幕派便以天皇的名義發佈“王政復古”詔書，宣佈廢除幕府將軍制，國家政權歸還天皇，並發表“一洗舊弊”“廣開言路”“登用人才”“百事一新”的改革綱領，同時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在天皇之下設“總裁”“議定”和“參與”3個政府職能機構。次年還宣佈改江戶為東京，東京為日本首都，年號為“明治”，因此被稱為“明治維新”。
新政府一成立，馬上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官納地”，交出兵馬權、領地及其人民。德川慶喜拒絕，要決一死戰。可他15000幕府兵戰不過5000新軍，隻身逃江戶。新軍追擊，1868年4月德川慶喜只得獻城而降。至次年6月攻克最後據點北海道，統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壽終正寢。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激盪的百年史》一書中說：“所謂文明本來是一個整體，並不單獨採用它的科學技術。”這一點與當時中國人的觀念完全不同。“明治維新”強制“版籍奉還”“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但《日本國國憲案》強調主權在民，主張人民享有“革命權”，即“當政府肆意違背憲法，擅自蹂躪人民自由權利，妨害建國宗旨時，日本人民可推翻它，建立新政府”。具體政策有三大重點：一是“殖產興業”發展資本主義，二是“文化開化”發展現代教育，三是“富國強兵”建立新式軍警。特別值得一說是棄“痼陋”而興“蘭學”，“脫亞入歐”。
日本古建築
荷蘭是個遠在天邊的小國，才相當於兩個半北京，且70%處於海平面之下，經不起潮汐的侵襲，人口迄今只有1000多萬。直到1579年，它還只不過是西班牙王國的北方一省。但1588年成立荷蘭聯省共和國後，一鳴驚人。這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國家，破天荒“賦予商人階層充分的政治權利”。當時歐洲宗教迫害嚴重，荷蘭卻勇於改革開放，崇尚自由貿易，不論信奉什麼宗教，都歡迎到荷蘭做生意。於是，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朝荷蘭奔去。荷蘭迅速成為航海和貿易強國，被譽為“海上馬車伕”，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貿易據點。這樣一種驟然鉅變，深深地啟發了日本人。是繼續學中國求穩，還是學荷蘭求變？步入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再像以往千百年那樣“穩”了，只能求變。這歷史性的抉擇，日本比中國眼明手快多了，毫不含糊。他們將荷蘭文化譽為“蘭學”，而將儒學貶為“固陋”，並嘲笑中國是“夜郎國”。
日元及福澤諭吉人像
對日本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是福澤諭吉，現行1萬日元紙鈔上印的人物頭像不是天皇，而是這位思想家。其父是飽讀儒書的漢學者，福澤諭吉最初也承父業。後來他改習“蘭學”，曾以隨員的身份到美國交換商約，回來改授英文，不久再度赴美考察，深切認識到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及問題所在，便大力倡導西學。1866年他出版《西洋事情》一書，轟動一時，短短時間暢銷20多萬冊。1885年發表《脫亞論》，其中寫道：
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為亞細亞流的政教風俗所培育，與我日本雖無大異，但或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中，其遺傳教育之旨卻有不同。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支韓更為相似，此兩國的共同之處就是不知國家改進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現世中對文明事物也並非沒有見聞，但卻視而不見，不為心動，戀戀於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這段文字在我們今天讀來也刺眼。對於“不知國家改進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現世中對文明事物也並非沒有見聞，但卻視而不見，不為心動，戀戀於古風舊習”這批評，我思之再三，覺得入木三分。孟母也知三遷啊，怎能長期與中國、朝鮮這些“痼陋”“惡友”為伍呢？日本民眾被福澤諭吉說服，實行千古大改革，捨近求遠，與亞洲訣別，改而“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
日本的“明治維新”比清王朝“洋務運動”更遲，卻更富有成效。麥克尼爾《世界史》認為：“在1850年以後的幾十年中，歐洲人以一隊炮艦或一支哥薩克騎兵就能輕易地在亞洲大帝國中執行遙遠的歐洲政府的意願，而這主要是因為亞洲的內部衰落而非歐洲自身的強大”，“沒有哪個民族對西方的優勢的反應像日本人做得那樣盡力和成功”。經過20多年發展，國力迅速強盛，先後廢除幕府時代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重新奪回國家主權，成為亞洲強國，乃至世界強國。但在那個叢林時代，強國就不再是乖孩子了，而是一條極不安分守己的漢子。1892年日本軍費佔財政支出達31%，
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第一款就說：“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可是第二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附屬國琉球，1876年又開始侵略中國的另一個屬國朝鮮，取得一系列特權。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清朝求援。日軍也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藉口進入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讓傀儡政府“請求”日軍逐出清軍。三方談判無果，中日雙方好戰輿論塵囂日上，福澤諭吉在報端撰文稱：“以吾人之見，如政府一變其方向而大力推進東洋攻略，以使國內的人心外轉，或許是眼下適當的方案。”中國方面毫不示弱，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建言：此戰要乾脆將日本從地圖上抹掉，變成中國的一省。同年8月中日雙方正式宣戰，結果清軍慘敗。《哈佛中國史》說：這“對清帝國來說是無法想象的嚴重災難”，“首次向全世界展示是清帝國令人難以置信的脆弱”，對國內而言則“向許多人闡明瞭不計任何文化代價推行日式西化有絕對的必要性”，認為“滿族統治本身才是癥結所在”，並隨之出現“試圖廢除帝制的暴力運動”，因此成為“中國帝制史上的重要分水嶺，更甚於通常被賦予此意義的鴉片戰爭”。由此可見這場戰爭中國究竟敗得有多慘！
第二年4月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除規定承認日本控制朝鮮外，還要向日本割地賠款以及同意日本享受其他特權。其中關於將遼東半島割讓日本，損害到俄國、德國和法國在那裡的利益，他們便以提供“友善勸告”為藉口，迫使日本把遼東還給中國，清政府另付3000萬兩白銀“贖遼費”。日本深感屈辱，懷恨在心。經過幾年“臥薪嚐膽”，1904年2月8日午夜突然襲擊旅順口的俄國艦隊，挑起了在中國和朝鮮土地上進行的日俄戰爭，結果又是日本取勝。
日本有不少“興亞主義”者，認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西方列強才是日本的主要敵人，應聯合中國對抗西方的入侵。“明治維新”功臣伊藤博文就說：“中國強，日本才能強。中國好，日本才能好。”但他們同時又認為清政府太腐敗，必須打痛制服它才能結盟。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後，大多數列強很快撤軍，只留象徵性少數兵員，只有日本例外。日本從此“合法”駐軍華北，直到1932年在東北建立附庸國“滿洲國”，1937年開始全面侵華。
侵華日軍
1938年明治維新70週年之際，本年1月日本外相發表“建立東亞新秩序”宣言，11月首相又發表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聲明。“大東亞新秩序”後稱“大東亞共榮圈”，表示要“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基礎”，包括中國、朝鮮、印度支那、緬甸、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屬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及太平洋上的所有島嶼，日本則為這“共榮圈”的核心和領導者，由日本來壟斷“共榮圈”的豐富資源和廣闊市場，並同英、美展開持久戰爭。所以，我在《危世圖存》中寫道：
當時，日本人公然聲稱“支那固陋而自滅”，是“文明早已過去，六經早已掃地之國”，而“日本自覺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亞洲民族，代表了與西洋文明相對的東洋文明”的趨勢，福澤諭吉還認為日本在東洋文明化進程中已經是當然的盟主和領袖。日本要取代中國文明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我覺得中日當今矛盾的深層根源仍在於此，而不是那個區區荒島。
同年7月，日軍還與蘇軍在張鼓峰發生武裝衝突。張鼓峰又名刀山，位於今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中俄國界線上，海拔155.1米。衝突以日軍失敗告終，蘇軍趁機進佔整個張鼓峰地區，將其劃為“蘇滿（中）界山”，並將其在洋館坪一帶的控制區推進到圖們江邊，給中國居民僅留一條狹窄的“通道”。
“明治維新”的巨大成功與中國同時代的洋務運動形成鮮明對比，令人迄今反思不已。當時，東西南北世界已開始相互影響。比如英國“光榮革命”啟發美洲殖民地要求同等權利進而獨立，美國革命鼓舞法國民眾，法國大革命的恐怖又讓歐洲其他國家革命力避流血。清廷後期顯然也是願意反過來虛心當“明治維新”學生的，只是沒學好。
日軍投降儀式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成果——聯合國的主要發起者之一。雖然“那時的中國在經濟上儘管還很窮，但中國在不知不覺中重回世界中心，成為戰後國際秩序主導者、建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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