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隨著列強入侵、城市開埠、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西方音樂逐漸經由來華外國人、中國留學生、出洋使團、開明官員的引介傳入中國、逐漸為民眾接受，並與中國傳統音樂相互影響，隨著時局變動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西方音樂如何傳入近代中國

西方音樂傳入中國的原因和途徑，首推來華外國人。眾所周知，近代列強來華掠奪資源、攫取特權的同時，外國僑民也將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如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管絃樂隊常在每年冬夏兩季，分別舉辦露天音樂會和室內音樂會。1885年，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一職的英國人赫德，在天津組建了一支樂隊，雖人員不斷變動，但全隊存在了23年之久。教會和藝術團體也是傳播者。來華傳教士所在宗教團體的唱詩班及音樂義演募捐，也在傳播者的行列。在外國僑民較多、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還有藝術團體的交流演出。

傳播西洋音樂的另一主力軍是中國留學生，尤其是留日學生。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為距離近、花費低、文化相近，日本成為許多中國學生首選的留學目的國。當時，西方文化往往是先傳到日本再傳入中國，西方音樂也不例外。儘管留日中國學生中主修音樂的人較少，但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他們在中日兩國發表文章、創辦刊物、翻譯西方音樂著作、推廣音樂教學活動，以介紹西方音樂知識。如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創辦《音樂小雜誌》，《樂聖比獨芬傳》一文，首次向中國介紹貝多芬；《近世樂典大意》則是從日文轉譯的五線譜知識。辛漢翻譯了日本鈴木米次郎所著《樂典大意》，高壽田編譯《和聲學》。

高壽田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曾與曾志忞一同在上海組織音樂傳習所，推廣音樂教育。留學生們還在日本和中國成立樂歌講習會、國民音樂會等音樂社團，著名音樂家沈心工、曾志忞都是其中的活躍分子。

為何在近代中國推廣西方音樂？

傳播音樂的主體不同，背後的目的也不相同。外國僑民、租界當局、殖民者在中國演奏，既是出於自身休閒、娛樂的需要，也被一些殖民者用於宣揚所謂的文化優越性。宗教社團開展音樂事工，則是希望利用音樂傳播福音、吸引中國人入教。而留學生不遺餘力的譯介西方音樂著作、理論和作品，則寄託了音樂（教育）救國的美好願景。

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落後且又被動的情況下，19世紀下半葉開始許多知識分子、有識之士開始主張教育救國、培育人才，音樂教育也是其中的一項。許多人肯定了音樂對於人格培養、情懷塑造、健康成長乃至振奮民族精神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因而積極推動音樂教育。

康有為認為音樂教育是德育、智育的重要輔助手段，強調從幼兒到大學每個學習階段都應當進行音樂教育。擁有海外遊學經歷的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指出，“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也曾目睹日本尚武精神和斯巴達軍歌的鼓舞作用，感慨於中國軍隊缺乏尚武精神，因而極力主張開展軍歌、軍樂教育。王國維、蔡元培等人也都認為，音樂是構成人綜合素質的重要一環，是養成健全人格的關鍵。

針對西洋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的關係，梁啟超認為民族音樂吸收西樂精華，達到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民意識的目的。蔡元培則指出，向西方學習的目的在於弘揚本民族文化。

近代西洋音樂如何為“我”所用

知識分子的主張對音樂教育的正式推行起到了直接作用。1905年科舉制廢除以後，新式學堂紛紛建立，一些學堂開設“樂歌”課（即音樂課）。1909年，清政府正式將音樂列為初等小學堂、中學堂的科目。

此時，提倡音樂教育的社會氛圍為留日的音樂專業知識分子提供了土壤，如上所述，他們回國之後，開始了大規模介紹西方音樂的活動。大力推動之下，“學堂樂歌”開始流行。學堂樂歌，是一種中西合璧的新歌曲。曲大多取自日本和歐美歌曲曲調，少部分選自我國古曲和民間歌曲，歌詞則由作者重新填詞創作，與中國傳統的戲曲音樂、歌舞音樂、民間小調、民族器樂的特徵完全不同。

如今人們較為熟悉的是李叔同編寫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這首歌是他根據美國通俗歌曲作家奧德威的《夢見家和母親》的曲調重新填詞而成的，歷經百年仍為人們所熟知。

“學堂樂歌”的內容不侷限於學校唱的樂歌，內容也反應社會現實、歌頌祖國曆史、宣傳民主共和和科學知識，如《何日醒》（夏頌萊詞，沈心工編配）、《中國男兒》（石更填詞，辛漢編配）、《兵操（男兒第一志氣高）》（沈心工填詞）、《纏足苦》（沈心工填詞）等等。

另一首李叔同編寫的《祖國歌》抒發了對祖國深沉的愛、寄託了對國家的無限厚望：

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

縱橫數萬裡，膏腴地，獨享天然利。

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

嗚呼，大國民！嗚呼，唯我大國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聲價。

我將騎獅越崑崙，駕鶴飛渡太平洋。

誰與我仗劍揮刀？嗚呼，大國民！

誰與我鼓吹慶昇平？

音樂與救亡

民國時期，小學、中學、音樂師範、專業音樂學院等音樂教育體系逐步建立起來，教會學校也開展音樂教育，國內西洋音樂的人才增多、群眾基礎日益牢固，西式的歌唱方法逐步為人們接受。在20世紀上半葉風起雲湧的大動盪中，音樂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誕生了一批“工農革命歌曲”，如《五一紀念歌》《俱樂部部歌》《京漢罷工歌》《赤潮曲》《五卅運動歌》《五色國旗當中飄》等等。此外還有紅軍歌曲《八月桂花遍地開》《當兵就要當紅軍》《盼紅軍》《送郎當紅軍》等等。這些紅軍歌曲也在不同程度上應用了民間小調、學堂樂歌、外國歌曲，但在歌唱力度、表現形式上有所創新。

歌曲在抗日救亡中同樣起到了團結愛國人士、振奮民族精神的作用。“九一八”後，愛國的專業及業餘音樂工作者投身於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寫出了首批抗日救亡的群眾歌曲，如聶耳、任光、張曙、冼星海、呂驥等人的《大路歌》《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保衛國土》《救國軍歌》《熱血》《新編九一八小調》等一大批歌曲。

在上海左翼文藝界的人士的努力下，《救亡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救國軍歌》《保衛馬德里》以及翻譯蘇聯的《祖國進行曲》《快樂的人們》等歌曲得到了廣泛傳播，推動了抗日救亡歌詠的發展。“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上海抗戰後，平津滬等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廣大青年還組織了戰地服務團、演劇隊、歌詠團，走向前線和內地，湧現了冼星海等著名的愛國音樂家。

結語

近代中國，是一個風雨飄搖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啟蒙”與“救亡”是兩大核心時代議題。社會各界愛國人士上下求索，尋找讓國家富強起來的途徑。在教育領域，如同發展體育運動以增強國民體質、振奮民族精神一樣，西式音樂被賦予了健全國民人格、促進道德發展的重任；在抗戰中，音樂更是承擔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殊的時代任務要求下，中國傳統音樂中的民歌小曲因其便於傳播的特點，與西方通俗歌曲進行了有效結合，充實了紅軍歌曲、學堂樂歌；而傳統中的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歌舞音樂、民族器樂，則走上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