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為深入瞭解對手，美國調集了許多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甚至心理學等方面的專家，集體剖析日本人的特性，取得了較多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出版了一本至今作為研究日本社會的作品《菊與刀》。
書中，對日本的特性有一個形象而深刻的概括描述：“日本民族是一個集多種截然相反的矛盾於一身的聚合體。”確實，日本人身上往往匯聚著兩種極其相反的矛盾性格，也竟然有本事能把相互矛盾的事物巧妙地融合為一體。比如外界印象中日本人很“勇敢”，其實日本人從天性上講就是世界上最怯懦的人，他們甚至天生不敢在公眾面前說句話！日本人所謂的“勇敢”，實質上是為了遮掩他們天性怯懦的一種變態版“補償”，其表現出來的不是豪邁、雄偉，而是一種歇斯底里的癲狂。
再比如，日本為了逼迫其民眾“英勇無畏”而孕育出的“武士道”，要求日本人“忠誠無二”“誓死不降”，要求人人必須嚴格遵守。
其實，這些都是逼迫下層人遵守的，到了權貴階層，就很大程度打折扣了。在日本歷史上，下級武士尚能遵循“武士道”，一到諸侯就完全兩樣了，謀反、叛變行為比比皆是。以至於令日本人自豪的“武士楷模”產生最多的戰國時代，又被稱作“下克上”的時代，這也可見日本人的矛盾。
再比如抗戰時期，日軍表面上嚴格執行《戰陣訓》，嚴令官兵“不受生俘之恥”。凡有被俘者，一旦返回就會被逼自盡。
可是，這只是對下級日軍的要求，這樣的事放在權貴子弟身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個令人不齒的模式了。
岡村寧次，是國人熟悉的侵華戰犯，曾任華北侵華日軍總司令，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就是他發明的。他有一個侄子叫山田井馬，在日軍第一師團航空隊擔任中尉飛行員。
1944年1月7日，山田井馬駕駛一架戰機，由濟南飛往青島，途中飛機出了故障，不得不緊急迫降在魯東解放區昌邑縣東利村一條河裡。山田井馬受了點傷，爬出飛機時，起初還神氣活現地向當地百姓發號施令，要求百姓護送他去日軍駐地。百姓在地上寫了“八路”兩個字，這傢伙頓時驚恐萬狀，逃之夭夭，被百姓合力抓獲，送到八路軍渤海軍區第五軍分區司令部。
到了八路軍營地，山田井馬以為自己會被處決，甚至像日軍對待中國戰俘那樣虐待，終日惶惶不安。誰知一連多日，八路軍不僅沒有加害和虐待，還非常寬大地優待，專門找來由被俘日軍改造而成的“反戰同盟戰士”為其講解八路軍的政策，和反對日本侵略的道理，令山田井馬感悟良多。他對八路軍有了全新的看法，也促成了他日後的轉變。
再說日軍。見山田井馬被俘後，日軍一時混亂起來，大家都知道，他這是日軍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侄子，所以不敢怠慢。日軍竟然想與八路軍“做交易”，通過中間人向八路軍帶話：只要八路軍放回山田井馬，日軍就可以加倍釋放他們俘獲的八路軍，“以一換十”都不成問題。如果還不行，還可以附上一些條件，比如送些軍火武器也是可以考慮的。當時不可一世的日軍，居然也如此乞求。
八路軍原本就奉行人道主義，對已經認識到日本侵略罪惡的日軍俘虜，是可以予以釋放的。而日軍又迫不及待地提出這些要求，經上級批准，五軍分區同意和日軍交換俘虜。
結果，日軍先釋放了原清河行署公安局長李震、臨淄抗日根據地的縣長李鐵鋒等10餘人，外加一批武器彈藥，八路軍便放了山田井馬。日軍一見山田好好的，一問，他還沒有受過任何虐待，不禁“良心發現”，又一股腦兒釋放了手裡30多名八路軍官兵，成為抗戰時期著名的交換俘虜事件。
山田井馬回到了日軍陣營，如果是一般日本兵，恐怕少不了一頓毒打，然後被“賜死”，逼迫他自盡。而山田井馬回去後，只不過被送到一個集訓隊，而後又繼續留在日軍部隊。
但山田井馬卻再也不願向仁義的八路軍作戰。日軍無奈，只好派他到東南亞戰場，最後山田死在了馬來亞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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