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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准确评估自己能力的重要性；了解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边界在哪；体会到为什么说大舍才能大得；以及在血与泪的教训中，领悟什么叫做“中国式商道”。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每隔3、5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上的大调整。每当此时，必定有宏观调控政策出台，而每次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必定是民营资本。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在这种政策边缘化的状况下艰难的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要说的江苏铁本事件正是这一规则当中的典型案例，而这家企业的主人翁为我们演绎了一出，在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玻璃墙上，撞得头破血流的悲剧。

白手起家创铁本

今天的主人翁叫戴国芳，他年纪和我们很多80后的父母相仿。是1964年出生的，12岁的时候，因家里实在太贫穷，只好辍学去谋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捡些废铜烂铁拿去卖。改革开放后，在常州一带办起了很多中小型制造企业，戴国芳就每天去工厂附近去捡、去收购那些废旧的铜铁。

尽管没有受到过太多的教育，可是戴国芳对经商似乎有着特别的天赋，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他就去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这样一来，他的收购半径一下子就扩大了很多。不久后，他又买回一台把碎铁压成铁块的机器，这样的碎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

1984年，戴国芳办起了一家炼钢作坊，开始承包一些濒临倒闭的国有钢厂车间。那时的国有企业效率是极其低下的，经他的市场之手完成市场化改造后，这些钢厂都变成了赚钱的机器。他名下的承包车间也慢慢的积累到了5家。

到了1996年，戴国芳成立了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4年后，公司成为了一家拥有1000多名工人，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炼钢企业。尽管如此，铁本在行业内的规模依然偏小，技术水平也低，所能生产的还仅仅只是一些低等的次品。

为了让铁本从成千上万家炼钢工厂中脱颖而出，戴国芳倾家荡产上马了高炉项目。3年后，高炉项目顺利建成，铁本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戴国芳名列376位，个人资产为2.2亿。

钢铁人的钢铁梦

2001年开始，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成为最紧缺的物资。价格的普遍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价的地步。戴国芳判断这股钢铁热至少可以持续5到6年，他觉得这是钢铁人一生难遇的大行情，于是戴国芳开始了新工厂的建设。

新工厂的地址选在了武汉钢铁、九江钢铁、宝钢集团这些“中国百强工业企业”国字号大佬的旁边，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此时的铁本已经是常州市的一个大企业，上缴税收排名全市第二。面对钢铁这样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行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成为了常州市政府的梦想。

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面庞消瘦，寡言。平生没有任何爱好，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一起切磋。戴国芳是当地出了名的“五不老板”，什么叫“五不老板”呢？就是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甚至不住高级宾馆，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家中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工厂里。

纵使此时的戴国芳已经是一个身价上亿的大老板，然而，他们一家却住在钢铁厂很简陋的小房子里，这间屋子的一面墙还曾被辆大卡车撞出一了个口子。

刚开始，戴国芳只想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1倍多一点，总投资额为10亿左右的新厂。但在有关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最终被定成了一个投资额为106亿，超过原有计划将近11倍的项目。

烟灰色的闯关之路

那个时候的铁本固定资产只有12亿，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但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待遇？”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于是铁本一下子获得了40多亿的银行授信。

问题也接踵而至，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在中国，钢铁行业是一个有准入门槛的半垄断行业。按有关规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就必须报国家发改委审批。铁本项目如果照实上报，不但审批流程旷日持久，而且获准的机会也十分渺茫。

那怎么办呢？在地方政府的强烈支持下，铁本的新项目被拆分成为了8个项目，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更是在1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钢铁行业在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进大出的行业，所以这个行业赢利的秘密便是规模和成本控制的艺术。100多年前，卡内基在打造他的钢铁帝国时，天才的发现了这样的准则。他说：“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是成正比的，因此，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降低成本，抢占市场，开足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益自然就来了。”

戴国芳没有读过卡内基的书，但他却不折不扣的遵循了这个卡内基准则。106亿投资规模的铁本，已经足以让这家民营企业跻身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的行列。

于是，在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之下，戴国芳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这个上。他聘用了很多顶级钢铁专家参与论证和定位，技术上又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设备，最后再加上民营企业天生具备的成本优势。让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项目抱以乐观的态度，戴国芳本人也信心爆棚。他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说：“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

要知道，宝钢、浦项可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宝钢排行全球第五，浦项排行全球第三。

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当戴国芳豪言要超宝钢、追浦项的时候，他的身边其实已经弥漫开了一场大雾。世局如棋，变幻无常，而不管戴国芳自己的企业有多大，对整体经济环境来说，铁本只是一枚只顾自己埋头往前冲的棋子。

对中国所有的企业家来说，“政治是什么？”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热情过度的人、视而不见的人、公然对抗的人、茫然无知的人，而一直到后来因此锒铛入狱，只有小学学历的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或者说，他甚至都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戴国芳的一句超过宝钢，在一些人听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钢铁，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曾经意味着一切。工业革命后，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能力几乎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物。苏联著名领导人斯大林就曾提出“钢铁就是一切”的口号，毛泽东也提出过“以钢为纲”的国家战略。

1992年，中国的钢铁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2001年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造成了钢材全面紧缺的现状。大型国有钢铁公司纷纷宣布投入巨额资金开建新项目，地方的中小型钢铁工厂则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

我们在解读《激荡三十年》的时候为大家理清过脉络。1998年前，国家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用的是“抓大放小”策略。国有企业从躺在政府怀抱中的状态，改为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

我们国家为了能抓好所谓的“大”，找到了一个学习标杆——韩国大宇集团，形成了重点扶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6家企业，力争使他们进入世界五百强的战略。放“小”即是，将所有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国有小企业彻底放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国退民进”。

局势的转移，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个叫索罗斯的美国金融家携他的量子基金来到亚洲，先后狙击了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然后就是韩国。在这场狙击战中，韩国大宇集团轰然倒地，彻底击碎了我们对日韩财团性企业的膜拜。

决策层开始重新思考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于是，一种全新的“国退民进”的战略出现了，退到哪里？退到上游的能源型领域。

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和军工。在这些领域，政府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减弱而是增强。这一国策的确定，对中国企业的成长逻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到了后来的2004年，国家开始针对经济过热现象，实施宏观调控。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铁本所在的钢铁行业，可谓是首当其冲。

宏观调控的 “祭旗者”

在常州市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新项目被拆分为了8个项目。所以铁本的新项目，天生就是一个政策上的半灰色项目。因此，此轮宏观调控中，铁本很快被卷入了违规建设的漩涡之中。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们一开始天真的认为，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然后戴国芳和他的谋士们开始计划用花钱来摆平此事，他们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

这份报告里的大概内容就是说：我们公司在自查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违规行为。什么行为呢？就是我们在像其他公司收购废旧钢铁的时候，虚开了将近两亿元的发票，抵扣了两千万的税款，现在我们发现了，是我们管理疏忽，我们决定把这笔钱上缴给有关部门。

这样一份“花钱消灾”的自查报告，是戴国芳为挽救铁本而做的最后努力，他迅速将抵扣税款补缴至当地的国税局。但世局变换的方向，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更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份示弱的自查报告，尽成为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2004年的4月，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当月，戴国芳、以及他的妻子和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汇报查处情况，铁本事件被定性为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企业涉嫌违法的重大案件。早时对铁本项目推波助澜的地方政府官员，也没有能从此事件中幸免。常州市委书记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席等7位高级官员，分别被处以罢免和撤职处分。

铁本之死与建龙之活

铁本公司被高调处理，成为了2004年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众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的投资项目纷纷搁浅。其中，上海复星集团郭广昌的建龙项目、四川希望集团刘永行的三门峡电解铝项目均被勒令中止。郭广昌显然要比戴国芳幸运很多。郭广昌手中的建龙项目后来被杭钢集团收编重组，成为了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我们还是说回铁本。最开始的时候，外界认为，铁本项目这么轻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肯定又是一个官商结合的典型，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一直没有发现腐败的迹象。这时看来，除了钢铁，草根十足的戴国芳好像人情不通、政治不懂。两年前曾铁齿铜牙般认定铁本的罪名竟没有一个受到指控。

令人意外的法罪错位

最终，铁本案就戴国芳为了花钱消灾而上递的自查报告，定为了“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改革开放后，企业家落马无数，喊冤申屈之声不绝于耳。细细品读这些案例，会发现一个很奇异而很少为人关注到的事实：一些被定罪的企业家往往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产生了特色的法罪错位现象。铁本之后，中国企业家法罪错位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显赫名字——他就是，戴国芳。

在铁本案的结果公布后，北京大学的教授周其仁曾表示：“人们，尤其是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们，都知道这次铁本绝不是因为财务税款才犯事，但是轮到办的时候，却以涉税案为罪名。”周教授另耐人寻味的说：“

企业家该离政治有多远

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远？或说应该有多近？边界在哪里？这是中国式商道中值得每个企业家深思的一个问题。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曾表达了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在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历史可以回头看，戴国芳却再也走不回去了。对企业家来说，成功的结局会有很多种，而失败的下场永远只有一个。戴国芳入狱，铁本死去，一个钢铁梦想在飘摇迷离的江南烟雨中最终化为了一道浓烈而哀怨的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