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由清華大學主辦、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承辦的“2019全球科技發展與治理國際論壇”開幕式在京舉辦。
在論壇開幕式上，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在主旨演講中指出：人工智能的演變會對就業、收入分配等問題產生深遠影響，應該儘早在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方面做準備和研究，應對AI未來發展對就業、收入分配的影響，使公共政策儘早做準備，更好推動科技的發展，以便應對未來的局面。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發表主旨演講。圖片來源：新華網
以下是周小川的演講摘編：
今天，我想談談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對就業和收入分配的衝擊。
首先，人工智能已經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近若干年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主要是在名為“神經網絡”的機器深度學習領域取得了快速進展，從而引發各方面的關注，同時也在應用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
人工智能的發展還需要進一步推進，特別是在其他一些與“神經網絡”並駕齊驅的深度學習領域，例如類比學習、進化法學習、符號學習、貝葉斯學習等。在這些領域，人工智能還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和突破。
現在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給就業帶來衝擊，但我認為所有學科相互之間的融合和結合會帶來更大的機會。人工智能與自動控制技術相結合，再加上ICT（信息通信技術），三者疊加在一起就會對就業產生重大的衝擊。
自動控制技術對就業的衝擊已有近百年曆史，人工智能對就業的衝擊也不再是新鮮事。大家可以回憶一下，當年自動化技術是如何影響就業的？但人工智能帶來的衝擊可能有所不同。
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工業和製造業環境中，越來越多的人從中間環節轉移出去。最開始可能是一些需要精準操作和快速響應的環節，人工智能慢慢代替了規程性工作。也可能一些需要苛刻條件的工作，比如深海或者是太空這樣的環境 。
過去人們普遍認為簡單重複勞動會被替代。但在最近，就連寫新聞稿，機器也可以做了。十年前曾有一本雜誌刊登過這樣一篇文章，講述了一名電氣工程師，最後如何轉為醫院的男護工。像這樣，人類從有形部門向服務業就業轉移的現象，今後可能會越來越多。
我們說現在也有幾種說法，大概意思是對於人工智能不需要太擔心。有人說既然機器可以做規程性工作，人類就可以負責創新性工作。這聽起來很美好，但實際上根據經濟學和統計學的分析，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人，佔比不是太高，因此不能指望以後所有人都搞創新。真正能創新且能成功的人，佔比更少。
第二種說法是將來機器幹苦活兒，人類只需要給機器編程，因此將來會產生大量編程工作機會。從統計分析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也不太靠譜。真正能幹好編程工作的人可能數量相當少，佔比相當低。一些簡單的編程工作也可以由機器解決，不需要人做。因此，這種替代的影響不可低估。
在這種情況下，收入兩級分化的情況會進一步加重。最高端的人才對社會和生產將越來越有控制力，一般人的就業機會將更多地被機器所替代。在經濟學中，歷來有比較優勢的說法，未來不只是人與人之間，也要考慮人與機器相比究竟有哪些優勢。未來很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種趨勢：有人參與的服務，與人溝通的行業和環節，其價格會越來越高，因為人們對它的價值會給出更高的估計，機器提供的服務則會越來越便宜。未來在文化、娛樂、健康、護理、餐飲等行業，相對於機器而言，人類將擁有新的比較優勢。
面對這種情況，從公共政策角度，我們該如何應對？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設法引領這個過程，也就是說要主動引導人工智能幹什麼和不幹什麼。特別是涉及到遺傳學、DNA研究的學科，設立倫理道德的人文界限十分重要。
十五年前，我曾看過一部音樂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家叫MusicSoft的公司，開始通過人工智能等辦法，替代所有的作曲和樂器演奏。這家公司隨後在全球收羅各種實體樂器，把它們都埋到建築、水泥柱子裡。實體樂器就這樣慢慢消失，導致很多喜歡音樂的人在全球各地尋找實體樂器。
這樣一個故事，儘管非常諷刺，但也很有啟發。
最後，既然人工智能可能對收入分配產生巨大影響，我們現在就需要研究未來該如何調節收入分配。未來我們不僅要對傳統的公司、個人徵所得稅，對流轉環節徵增值稅，還可能要對機器徵稅。因此我們需要研究如何對機器收稅，如何確定稅基和稅率。
近來在法國的帶動下，歐盟已經開始考慮對數字服務徵稅，這在美國產生非常大的爭議，這也是今年G20及明年G20討論都會涉及的問題。我想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應針對這一方面極早作準備，以便應對未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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