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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國詩歌最繁盛的時代，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山野樵夫，能詩者隨處可見。在璀璨的詩歌海洋裡，有一大批女性創作的詩歌，這些詩歌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唐代女性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道教情懷。《全唐詩》中收錄的女性詩歌很多，卷５、卷７、卷9收錄妃嬪公主的詩歌約53首，其中武則天、女學士宋氏若華、蜀太后徐氏在詩歌中明顯使用了道教術語和道教典故，上官昭容的詩歌也具有鮮明的道家林下風致；卷797至卷850收名媛詩歌107家，詩535首。

其中李冶、魚玄機、元淳是女道士，薛濤晚年常著道服，入道與否沒有確鑿的證據，她們4位的詩歌158首。根據詩歌內容，崔仲容、葛鴉兒、葛氏女屬於在家修道者，她們的詩歌有6首；卷863至卷867收女仙、女神、女鬼詩73首。其中張雲容、崔少玄、戚逍遙、眉娘、南溟夫人、雲臺五仙女、上元夫人、王仙仙、黃陵美人、吳綵鸞等修道者的詩歌42首。

另外，《補全唐詩拾遺》收女道士李冶詩2首；《全唐詩補遺》收武則天道教慕仙詩1首，女道士元淳復出1首，薛濤詩2首。《全唐詩續補遺》收女性詩9首，其中何仙姑詩5首；《全唐詩續拾》收女道士謝自然、崔玄真的道教還丹詩各１首；薛濤的殘詩1首；武則天補2首。這些詩歌在描述色彩時，大多數都琳琅滿目，充滿了道教鎏金溢彩的神仙色彩。

一、唐代崇道氛圍的濡染

唐朝是我國曆史上道教空前繁榮的時期。唐朝廷尊崇和扶植道教，除了出於一般的信仰和政治上的需要之外，還因為追崇老子為聖祖可以抬高家族的聲望，提高唐朝統治者的身份。為了製造唐皇室是老子後裔的說法，除武則天統治時期，唐統治者從唐初就一直下達“尊祖”的詔令。

《唐會要》雲：“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元元皇帝；至永昌元年，卻稱老君；至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依舊號太上元元皇帝；至天寶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元元皇帝號為大盛祖玄元皇帝；八載六月十五日，加號為大聖祖大道元元皇帝；十三載二月七日，加號大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皇帝。”隨後道教和道士倍受推崇。《舊唐書·隱逸傳》記載：“王希夷，徐州滕縣人。孤貧好道。……隱於嵩山，……及玄宗東巡，敕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

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潘師正，趙州贊皇人。……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敕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起精思觀以處之。初置奉天宮，帝令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為師正立名焉。”即使是在武則天崇佛抑道時期，也曾經追贈王遠知“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諡號升玄先生。”則天晚年，在《賜胡洞真天師書》中對道士胡超大加讚譽：“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塵俗，如軒歷之廣成，漢朝之河上。”

唐代流行外服金丹，帝王的求仙、服藥大大抬高了道士和道教的地位。天寶二年，“太子賓客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舍會稽宅為千秋觀”；宰相李林甫請舍宅為觀；詩人李白、吳筠正式度為道士……白日飛昇、平步青雲的成功之路，霓旌照耀、羽蓋淋漓的人間天國極大地刺激著人們求仙學道的熱忱。這樣一種濃厚的崇道氛圍點燃了唐代女性求道的熱情。

在唐代，許多公主妃嬪、貴族婦女、閨閣千金、貧女侍兒紛紛入道或者學道。武則天女太平公主，睿宗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玄宗女壽安公主，代宗女華陽公主，憲宗女永嘉公主、永樂公主，穆宗女義昌公主、安康公主等都曾為女冠。公主入道，貴族小姐也頻頻效仿。元代趙道一編修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雲：“蔡尋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異越，生長富貴無嗜好。每欲出家學道，父母不能奪其志。唐德宗貞元中，相友入廬山尋真。”詩仙李白有《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詩，這二首詩可以作為李騰空是道士的佐證。

而詩中“送內”的“內”也是出生於貴族家庭——宗楚客家的宗氏夫人。《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選載有女道士馮得一的事蹟，雲其是“贈工部尚書昭泰之孫，鴻臚卿紹烈之季女”。但就是這樣一個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卻偏偏“煉骨道成，玄根厭世”，“精五千之玄理，明六一之丹方”，最後成了五通觀威儀和觀主，一個標準的道門領袖；在民間，有白日飛昇的華陽謝自然、尸解仙化的南海盧眉娘、鶴飛塵外的廬山樑洞微、服食雲母的廣州何仙姑等等。

《新唐書·百官志》載：“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八，女官九百八十八”，天下觀女性多於男性似乎不太可能，但從這個數據我們對唐代女性入道的普遍性可窺視其一斑了。

二、生存空間的拓展

相比其他的宗教，以長生不老為宗旨的道教給予女性的空間相對是較為寬鬆的。道家思想是道教哲學的主要源流之一，而道家卻建立了一套主陰的哲學體系。《道德經·六章》雲：“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所謂玄牝即微妙的母性，是女性不可思議的生育力的象徵，道家以此來象徵“道”生萬物的綿綿不絕。在此基礎上，道家又以女性的博大寬容、柔韌謙和、慈儉不爭等等品格對“道”的義理體系進行了建構。道教把這種主陰思想納入了自己的信仰體系。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就信奉五方星斗，特別推崇北斗。

但北斗在五行五方中配水，故主水，為陰。《秘藏通玄變化六陰洞微遁甲真經》卷中《元陰隱秘要》亦云：“陰者，陰為無也，無則能變化，能無能有，出生入死，包容隱顯也，如臨軍之用兵法也，六陰無形，用之則應。凡有道之士用陰，無道之士用陽，陽則可測，陰則不可窮也”。受這種主陰思想的影響，道教的神仙體系裡面有了女性身影，西王母和眾多的女仙成了道教徒頂禮膜拜的對象，而道門內也出現了和男性一樣為師、為祭酒的女性宗教領袖。比如眾所周知的南嶽魏華存夫人就是漢末道教創始階段的天師道祭酒。南北朝時期，女性入道修行已逐漸成為一種風尚。

到了唐代，更是頗具規模。在民間，一般的接神、祀神活動都不排斥女性，甚至出現了象中秋這樣的必須由女性自己主持的宗教活動。道家和道教對女性的這種寬容和接納給地位低下的封建時代的女性一個道教教義庇護下的避風港，也拓展了唐代女性的生存空間。

君王對道士的偏愛和垂青影響了世風。盛唐以後，社會和道教內部的風氣急劇變化，女道士往往以其特殊的身份活躍在各種社交場合裡。那些活躍在貴族世界的女冠大多能歌善舞，文人們欣賞她們的美麗容顏與靈動的才情，把和她們交往視為雅事。在唐人的詩詞歌賦、筆記小說裡留下無數文人與女道士交往的記載：劉長卿、李白、白居易、元稹、李商隱、李有、武元衡、馬憑等人也留下與女道士交往的詩作。李白在《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寫到：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溼雨，特異陽臺雲。足下遠遊履，凌波聲素塵。尋仙向南嶽，應見魏夫人。”

李白描寫了與其交往的女道士高逸清遠的風姿，非常清晰地刻畫了她的女性美。

《全唐詩》中，也有許多女性寫給道士的酬唱詩歌：比如薛濤的《送扶鍊師》、《酬楊供奉法師見招》；魚玄機的《寄題鍊師》、《訪趙鍊師不遇》等等。

在儒家“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教條下，帝王貴胄、文人雅士樂於和女道士交往，有意無意地和女道士進行了一定層次的思想交流，這自然從某種角度滋養了唐代女性的道教情懷、給予了她們生存的縫隙?

三、生命翻騰的調和

唐代是一個強大的盛世。由於種種原因，唐前期儒學的影響雖不及釋、道二教勢力強大，但作為一種幾千年來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正統文化精神的體現，儒學的正統地位是任何宗教都取代不了的。唐統治期間，從唐太宗開始，統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面一直沒有拋開儒教，而是實行儒、釋、道三教互補政策，讓儒、釋、道同為其政治統治服務。可見，唐代儒學的衰微只是相對於釋、道二教極盛而言的。

在唐代，宋明理學家“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雖然還沒有形成主流，但社會風尚仍然希望居家的女性賢淑溫良、湮滅才思。《全唐詩》卷七九九在孫氏詩前有一小序：“孫氏，樂昌（一作安）人，進士孟昌期妻也。善詩，每代夫作。一日忽曰：‘才思非婦人事。’遂焚其集。”可見，儘管唐代女性的地位在整個漫長的封建歲月裡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但女性仍然不可能完全獨立。不過，在道教的範圍裡，作為方外之人的女道士，卻享有一定的自由。

唐代女性入道者很多，但入道的條件卻比較高，《唐會要》雲：“諸色人中，有情願入道者，但能諳記《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經情願用黃庭經代之者，亦聽”。這要求入道女性有一定的文化涵養和聰慧的頭腦。而且道教的不少經書，比如《周易參同契》、《黃庭經》都是用詩歌的形式和語言書寫的，這就要求入道之後的女性能讀詩、懂詩、甚至能寫詩。這樣，許多歷經無數痛苦、挫折和打擊的女詩人就利用道教這樣一個空間來抒發自己心中不平之塊壘。

唐代道教盛行，長生不老的許諾確實令人神往，但並不是所有的女性走向道門都出於誠意求仙。現實生活的種種不如意，讓她們的痛苦與悲哀無處發洩，於是在生命的翻騰中她們借道門作了一種調和。從唐代女性入道中，我們也窺見許多女性入道的無奈。正是對世俗社會中人世人情的絕望使她們選擇了入道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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