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發展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而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在這文化轉型的關鍵時期，能否在“中西古今”之爭中發展新時代的中國文化、中國哲學，是我們要思考的重要問題。今天，小編和您分享湯一介先生的《會通中西古今之學，創反本開新之路》一文。
湯一介，北京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創始院長，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儒藏》工程首席專家，三智書院創院院長、永遠名譽院長。
今天，中國的文化實際上是在五六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不斷吸收各民族、各國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而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有兩次重大的外來文化影響著中國文化的進程。第一次是自公元 1 世紀以來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第二次外來文化的傳入可以說是自 16世紀末、特別是自 19 世紀中葉西方文化的傳入。這兩次重大外來文化的傳入大大地影響著中國文化的發展。羅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較》一文中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 上述兩次外來文化的傳入，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說每一次都使得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深刻的轉型時期。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
羅素
近百年來，在我國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爭，實際上也就是所謂“全盤西化”和“本位文化”之爭，其中包含著把古與今、中與西對立起來的思想趨向。這種簡單化地處理文化間問題的思想方法，是不利於文化健康合理發展的。當前，我們應該拋棄把中與西和今與古對立起來的觀點，走出“中西古今”之爭。
我國目前的文化發展似乎正處在由兩種文化的矛盾衝突階段轉向本土文化開始消化外來文化的第三階段。在這第三階段中，我們中國文化的發展將會走出“中西古今”之爭，而進人全面、深人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時期。要走出“中西古今”之爭，也許應把握兩個基本觀點：第一，我們應該看到中西兩種文化雖有相異之處，但也有相同之處，而且即使所謂相異也可以在對話與商談中得以調和，而做到“和而不同”。第二，任何文化都會因其地理的、歷史的、民族的甚至某些偶然的原因面既有其優長處，也有其短缺處，沒有一種文化可以完全地解決所有民族存在的問題，或者說它可以解決人類存在的一切問題。
古代的思想固然是在當時環境中產生的，它雖有時代性，但是古人所考慮的問題也是人類的問題，所以它同樣存在著超時代性。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哲學雖千變萬化，但它思考的問題大體上仍然是古希臘哲學家提出的問題，或者是那些問題的延伸。當代中國哲學討論的問題，同時大體上也還是先秦時代各家的提出的問題，或者是那些問題的延伸。所以，雅斯貝爾斯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我認為這段話是很有見地的。
雅斯貝爾斯
一個世紀以來的“中西古今”之爭應該結束，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各有所長，而且事實證明目前中西哲學已在對話中相互吸收著。中國哲學因吸收了西方哲學，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學者（如海德格爾、哈貝馬斯、弗朗索瓦·於連、恩巴託·艾柯等等）都先後把目光轉向中國，希望從中國哲學中得到某些啟示。同時，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人類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軸心時代，而新的軸心時代必定是回顧其文化的源頭，傳承其文化命脈，會通古今之精華的新時代。
中國哲學正處在中西融合、古今交會的轉型期，它一方面在創建著西方強勢文化中的中國化的種種哲學流派（如中國化的現象學、中國化的解釋學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吸收著西方哲學（和其他各民族、各國家的哲學）中更新中國的傳統哲學，創造著新的現代中國哲學（如現代新儒學，或者現代新新儒學、現代新道家等等）。
展望 21 世紀，中國哲學必將在反本開新上，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新哲學體系，取得輝煌的成就。反本必須對我們的哲學源頭有深刻的把握，即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回顧兩千五六百年前那個軸心時代的我們的哲學源頭。我們對自己哲學的來源瞭解得越深入，才會越具有面對新世紀的強大生命力。開新，一方面必須對我們的傳統哲學作出新的合乎時代的解釋，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們傳統哲學的資源來為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創造出新的哲學理論。反本和開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發掘傳統哲學的真精神，我們才能適時地開拓出哲學發展的新局面；只有敢於面對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新問題，並給以新的哲學解釋，才可以使傳統哲學的真精神得以發揚和更新，使中國哲學在 21 世紀的反本開新中“重新燃起火焰”。
當今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時機，實現走出“中西古今”之爭，融會“中西古今”之學，創建出新時代的中國哲學。
本文節選自《矚望新軸心時代——在新世紀的哲學思考》，因篇幅原因，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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