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在这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在“中西古今”之争中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今天，小编和您分享汤一介先生的《会通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一文。
汤一介，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始院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儒藏》工程首席专家，三智书院创院院长、永远名誉院长。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第一次是自公元 1 世纪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可以说是自 16世纪末、特别是自 19 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入大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每一次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罗素
近百年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其中包含着把古与今、中与西对立起来的思想趋向。这种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间问题的思想方法，是不利于文化健康合理发展的。当前，我们应该抛弃把中与西和今与古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
我国目前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处在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阶段转向本土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的第三阶段。在这第三阶段中，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进人全面、深人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时期。要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也许应把握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我们应该看到中西两种文化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同之处，而且即使所谓相异也可以在对话与商谈中得以调和，而做到“和而不同”。第二，任何文化都会因其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甚至某些偶然的原因面既有其优长处，也有其短缺处，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地解决所有民族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它可以解决人类存在的一切问题。
古代的思想固然是在当时环境中产生的，它虽有时代性，但是古人所考虑的问题也是人类的问题，所以它同样存在着超时代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虽千变万化，但它思考的问题大体上仍然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或者是那些问题的延伸。当代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同时大体上也还是先秦时代各家的提出的问题，或者是那些问题的延伸。所以，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我认为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
雅斯贝尔斯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应该结束，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有所长，而且事实证明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着。中国哲学因吸收了西方哲学，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弗朗索瓦·于连、恩巴托·艾柯等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同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
中国哲学正处在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如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释学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方哲学（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中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儒学，或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等等）。
展望 21 世纪，中国哲学必将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反本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即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回顾两千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我们的哲学源头。我们对自己哲学的来源了解得越深入，才会越具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以新的哲学解释，才可以使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中国哲学在 21 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
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实现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创建出新时代的中国哲学。
本文节选自《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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