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4 21:51:58 彼岸歷史

01 甘露之變

大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11月21日，左金吾衙門後院，天降“祥瑞”（石榴樹上的露水），27歲的唐文宗正率領文武百官“視甘露”。

忽然，大風吹起了大殿兩側的帷幕，露出裡面埋伏的甲兵。

原來，這是一場由皇帝（唐文宗）和宰相（李訓）靜心策劃、意在誅滅宦官的政治行動。

現場頓時一片大亂。

這次活動的主要目標、神策軍中尉仇士良在第一時間就看清了局勢，立即挾持文宗回宮，接著令禁軍蒐羅“賊黨”並大開殺戒。一天之內，包括宰相、六部尚書在內的官吏一千多人被殺，朝堂一空，京畿大亂。“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上閣逢人即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餘等十一人，屍橫闕下”、“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

這就是著名的“甘露之變”。

這次事變是大唐的另外一個轉折點，如果說“安史之亂”腰斬大唐，讓帝國由盛轉衰的話，那麼，“甘露之變”則是讓大唐進入皇權徹底淪落、文官集團式微、宦權徹底失控的時代。

這一局勢貫穿整個晚唐，直至帝國滅亡。

甘露之變

02 皇權

歷代王朝之盛莫過於大唐；

而歷代皇權之衰亦莫過於大唐。

與兩漢末年的外戚專權和明代所謂的宦官“亂政”不同，大唐皇權衰弱的背後是宦權的上升和對皇權的絕對壓制。

李輔國開了宦權蔑視皇權的頭。當時在他眼裡，不僅暮年的李亨渺如螻蟻，對繼任者代宗李豫則更是跋扈，“大家（皇帝）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就是他對於皇權的態度。

當大唐皇權傳到文宗李昂的時候，已經是“黃鼠狼生老鼠——一窩不如一窩”，“甘露之變”則更是扒掉了皇權的最後一絲尊嚴，讓李昂赤條條、孤零零地坐在大明宮裡，任人魚肉和宰割。

先看“甘露之變”當日，“士良等知上（文宗）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文宗）慚懼不復言。”作亂的一方口出不遜義正辭嚴，反倒是文宗李昂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又驚又怕不敢說話。之後的文宗更是如一個被打入冷宮的妃子，“忽忽不樂……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只有在沒人的時候才會咬牙切齒地說一句：“須殺此輩，令我君臣間隔。”

《新唐書卷一三二•宦者上》中的一段記載最能說明李昂的心境和處境。開成四年，李昂患上風疾，閒來無事，在思政殿與當值學士周墀聊天。

李昂：我可以和歷史上哪個帝王相比？

周墀：堯、舜。

李昂：我怎麼感覺還不如周赧王、漢獻帝？

周墀大驚：陛下的德行，成、康、文、景也比不上你，怎麼能和這兩個人比呢？

李昂： 周赧王、漢獻帝僅僅是受制於強臣，現在我卻是受制於家奴，所以我是遠遠比不上他們（自以不及遠矣）！

說完君臣二人相對大哭。

做皇帝做到這個份上，也真是難為他了！

《全唐詩》另載李昂《宮中題》詩一首，將他的憤懣和哀傷刻畫地淋漓盡致：太和九年李訓、鄭注敗後，仇士良愈專恣。上登臨遊幸，未嘗為樂，或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賦此詩。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

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唐文宗劇照

03 文官集團

中國文官集團的命運可謂多舛，除了在體制上屢屢被皇權壓榨和盤剝外，肉體摧殘也經歷過數次，像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北魏爾朱榮的“河陰之變”，而仇士良的“甘露之變”也算一次。

在通過挾持唐文宗躲過一劫後，仇士良兇相大露，命令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討賊”。這時候正好是午飯時間，正在宮內吃飯的大臣們遭了殃，“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屍流血，狼藉塗地。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等第二天上朝的時候，文宗發現，只有九個大臣戰戰兢兢地站在空落落的朝堂之上，其餘的已經是非死即逃。

之後的情形更在意料之中，文官集團的形象、地位一落千丈，這從三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來。

第一件是宰相李石遇刺案。“甘露之變”後，文宗時期的名臣李石輔政，他為人剛正有風骨，仇士良幾次找茬都被駁斥地灰頭土臉，為此他非常嫉恨（與論議數屈，深忌之，），竟然僱傭刺客妄圖刺殺李石（使賊刺石於親仁裡）。李石雖然幸運地躲過刺殺，但也不敢繼續再幹了，辭職，仇士良從此更加無所顧忌（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

第二件是廢太子立武宗。開成三年（838年）十月，年僅十歲的太子李永猝死。一年後，文宗復立陳王李成美為太子。開成五年正月，文宗不預，詔令太子監國，宰相楊嗣復和李珏輔政。遺憾的是，帝王家事太監說了算。仇士良明目張膽地和兩位宰相說，太子年幼，應更立穎王（李瀍）。說完，直接替文宗下詔（矯詔），並直接派禁軍強行把穎王接入宮中即位，是為唐武宗。對此，以宰相為首的文武百官義憤填膺目眥盡裂卻無可奈何。

第三件是宰相入閣必須通過太監。“甘露之變”後，宦官更加權勢熏天，“天下事皆決於北司（禁軍），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而且，更讓人氣憤的是，每逢延英殿議事的時候，仇士良等人動不動就拿“甘露之變”侮辱文臣。一次，宰相鄭覃、李石實在氣不過，反唇相譏道：“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

李訓、鄭注兩人的確是禍亂之首，不過我們倒是要問問，他們是由誰引薦當上宰相的呢？

這一段在無意中揭露出了中晚唐官場的一個“潛規則”或者說是醜聞：想入相，找宦官。

這一點，自代宗時期開始，無論是奸相、明相、“牛黨”、“李黨”，概莫能外。別說是元載、李訓這些奸佞小人，就連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這些名臣，也都是通過太監這一渠道入相。

文官之勢，一弱至斯！

唐代文官

04 宦權

“閹患”是中國古代的一大政治特色，而且主要集中在東漢、唐和明三代，但真正造成政治災難的只有唐代。

這是因為，東漢和明代的太監專權，其實都是皇權為了實現權力牽制和平衡而有意造成的：東漢是用宦官牽制外戚，明代則是用宦官牽制文官集團。

也就是說，在這兩代，不管宦權表面上如何強大，他們都僅僅是皇權用來平衡朝堂權力分佈的一種工具而已。說白了，他們就是由皇帝豢養、用來打擊制約另外一派勢力的狗而已——沒有皇帝的點頭和授意，他們什麼都不是，什麼都做不成。

最典型、最有力的一個證明就是：皇帝想貶謫或者殺掉他們，就像捻死一隻螞蟻——像明憲宗貶汪直、正德殺劉瑾、崇禎誅魏忠賢，莫不如是。

中晚唐則不同，這一時期的宦權早已遠遠超出了皇權的管控範圍，用八個字概括，就是：

太阿倒持、惡奴欺主！

造成這般形勢的原因主要在於一件事：軍權！

唐代太監掌軍，亦始於李輔國。

此人在“安史之亂”後才跟隨李亨，但機緣巧合，竄升極快，“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元帥府行軍司馬”一職，相當於戰時臨時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兼後勤部長，這是他初掌兵權。等肅宗還京後，不僅原職保留，更“專掌禁兵”——這一點從此成為慣例，更成為皇帝架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鋼刀！

此後，魚朝恩、俱文珍、梁守謙、王守澄、魚弘志、馬元贄、田令孜、楊復恭等人如擊鼓傳花、輪番接力，靠禁軍把大唐皇室和帝國最高權力牢牢抓在手上。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仇士良取代上一代權宦王守澄，進階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軍。“事（甘露之變）平，（仇士良）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

太監不可怕，但“武裝太監”太可怕。

大唐，從此彷彿進入一種太監掌閣的“君主立憲制”。

帝王，僅僅成為了一個代號和國家象徵！

李輔國劇照

05 藩鎮

唐代藩鎮是帝國“守外虛內”基本國策的產物，原意為帝國藩籬，後卻成為亂國之源。

“甘露之變”後，皇帝徹底蔫了，文官集團元氣大傷，放眼朝堂，宦權呈一家獨大、唯我獨尊之勢。

大唐上下，彷彿已經沒有可以制約宦官的力量了。

但是，天生萬物，必相輔相成、相生相剋。

關鍵時刻，有人站了出來。

但令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在這個時候出來替皇帝說話、替文官撐腰的，居然是被他們一直看不起並視為帝國隱患的武人集團：藩鎮。

開成元年（公元836年），面對宦官集團的飛揚跋扈和不臣之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挺身而出，憤然上書。

首先，他替在“甘露之變”中無辜被殺的宰相王涯等人申冤。

他說，王涯這群人世受國恩，他們的人生目標不過是保家族平安和個人富貴而已，怎麼會有野心謀反呢（涯等儒生，荷國榮寵，鹹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假設他們真是謀反，也應該交由有關部門依法進行處理，而不是讓一群宦官私自帶兵，生殺予奪、肆意妄為（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

他接著說：我本想當面和皇上您彙報工作，卻怕壞人構陷。所以，我“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

最後是重點：如果有奸臣難制，我必定會幫皇上除奸平亂（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

這封上奏來的正是時候。

“甘露之變”後，在仇士良的淫威之下，滿朝文武天天過著心驚膽戰、朝不保夕的日子（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軍閥劉從諫的武力威懾，讓仇士良等人大為驚懼，這才開始有所收斂（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

之後，政府運行才漸漸步入正軌，而皇帝也稍微有了點應有的尊嚴（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偉人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亂世道德不值錢，唯有強權是真理！

對仇士良們來說，惡人還需惡人磨，因為劉從諫的上奏也不是出於公忠體國的家國大義，而是不願看到整個帝國被宦官操縱、宦權一家獨大，而想分一杯羹而已。

繼皇權和相權、相權和外戚、外戚和宦官之後，晚唐宦官和藩鎮的權力制衡，成為中國古代又一種獨特的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