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曾國藩傳記最讓人犯迷糊的一件事就是，曾國藩明明以保境安民、忠孝仁義而起兵。可湘軍給人的感覺卻似乎是一個屠殺成性的一支軍隊。那麼湘軍是不是就是以愛民為幌子，行劫掠百姓之實的軍隊呢？
我們看看，湘軍起兵之後，曾國藩寫出了湘軍那首著名的《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生。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
此首歌影響後世之大。據說，我軍後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源自於此歌。
湘軍的殺掠
湘軍最駭人聽聞的莫過於安慶大屠殺和天京大屠殺，這兩次屠殺就連湘軍自己內部的人都覺得極為的殘忍。
曾國藩幕僚趙烈文在他的《能靜居日記》中記錄：“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有九皆老者。其幼害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哀嚎之聲達於四遠.....”
可見確實到了一種駭人聽聞的地步。
”湘軍之父“羅澤南
那是曾國藩本人是一個一向殘暴不仁的人嗎？
如果這樣的話，無法解釋曾國藩在戰後又是一再為民請命，治理地方的行為。更談不上後來被尊為所謂聖人的說法？
如果曾國藩是一個太平時期的官吏，就如同後期治理兩江、直隸之時，其為民請命、珍惜民力，注意審視每一個涉及百姓的案例，又不得不不承認其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下的好官。
但歷史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邏輯。
湘軍
湘軍前期的成軍思路與行為
一般來說，作為一個儒家大家和理學家信條為處身之道的人，絕不會隨便做出有違聖人之“仁義”之教條。
這從虞允文、王陽明、于謙等人的先例可以看出儒家治軍有著深刻愛民的烙印。
從曾國藩建立湘軍之始，曾國藩看到那些禍害地方的綠營與八旗兵深以為恥，甚至說：“（綠營）求歸伍一概不收。並請將潰敗餘兵 盡行裁撤”
所以曾國藩建軍時，以忠義愛民，理學治軍為要義組建湘軍，委任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劉蓉一大批儒生將領帶兵。
而且同是湘軍創建人的胡林翼再三重申軍紀，“至於營規以講究牆壘、濠卡、隊伍為第一義，禁洋菸、賭博、擅出入、擾居民亦最要”。
尤其是羅澤南很重視軍隊紀律的整治，他帶的部隊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再加上戰餘時的講經論道，使軍隊有著極強的凝聚力與戰鬥力。
從這一點看，曾、胡、羅等人治軍的初衷不可謂不愛民。
湘軍創始人之一的胡林翼
湘軍屠殺的軌跡其實是有跡可尋的。
從1853年起兵到1858年，前5年間，基本沒有太多的劣跡，可以說部隊的紀律不要說好於一般的綠營，就是比太平軍也要好很多。
在此期間，一批違規將弁被依法懲處。
咸豐七年。湘軍何紹彩部的兵勇在蘄州一帶擾民，胡林翼就曾嚴詞申飭： “我軍既不能殺賊以保民，已屬無地自容，又滋擾地方，更復何顏見人”。
咸豐十年三月，長勝營花翎補用守備李萬年“在鄉詐索銀錢不遂，綁拷紳民”，被軍前正法！同時，胡林翼對一些遵守紀律的將領則給予嘉獎。咸豐六年十一月，水師營官王明山將所繳獲太平軍的船隻、器皿交公。胡林翼當即奏請咸豐帝對王明山“賞給二品，封典兩代”。
最典型的是，1857年湘軍再克武昌，主將羅澤南陣亡於武昌城下。羅澤南為繼任主將李續賓及各營官之師長，諸位將領憤恨之情是可想而知，而且此時欠餉也達到四個月之久。
然而破城時卻未發生洩憤屠城、擄掠的暴行。
湘軍炮隊
但自此開始，湘軍的軍紀敗壞就逐漸出現，1858年李續賓圍攻九江後，屠城。而接下來的說是1861年攻克安慶，又一次大屠殺，到天京陷落之時達到頂峰狀態。
那為什麼到了此時湘軍的軍紀開始出現敗壞呢？
第一，羅澤東等儒生將領之死為節點，湘軍的書生掌兵在後期已淪為形式。
湘軍初期的官兵意識形態教育難以為繼。
曾國藩所倡導的“諸生+山農”的領兵形式已難以持續，就意味著湘軍的意識形態之教訓開始崩潰，尤其從鮑超、曾國荃等人掌兵權之後。
羅澤南部營官將領的身份
羅澤南，為湖南湘鄉理學大家，1856年戰死於武昌城下。
李續宜部將領身份
李續宜為李續賓之弟，為1858年李續賓戰死後，接任其職務。
鮑超部營官將領的身份表
以上三表可見，從羅澤南、李續賓戰死之後，大量的諸生相繼陣亡，湘軍的主要將領已成為行伍出身的將士。表二中，羅澤南餘部之李續宜部還尚好，以武童生為將領。
但到了鮑超部時，基本以行伍出身人將官佔了絕大部分。而恰恰鮑超部就是湘軍軍紀最差而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之一。
羅澤南等諸生均是受過嚴格儒家教育的理學家，行伍出身之人當然對於軍紀的控制，遠不如前期羅澤南等諸生，隨著戰爭不斷深入、時間的跨度、性質之殘酷。湘軍的軍紀教育與約束力越來越弱。
而另一方面，彭玉麟、楊載福所帶的水師由於遭受的損失較微，就明顯軍紀要好很多。彭玉麟本人對於曾國荃部隊的搶掠濫殺則大為不滿，曾兩次告到曾國藩處。
湘軍“諸生帶山農”的組織結構及意識形態體制已基本維持不下去。
曾國荃
其二、湘軍高層對於太平軍“老兄弟”的剿殺政策因素。
廣西出身從軍的太平軍因受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信爺的影響最深，被稱為“老兄弟”。此部分人極為深信天王、天國的信仰，極聚凝聚力，即使成為俘虜或打散，歸後又可四處號召，帶人投歸太平軍，重新成為主力。
這一點對於湘軍而言，也是曾國藩等人極為忌憚的一點。
從九江、安慶、天京三次大屠殺也可以看出，這三座城池都是廣西老弟兄集中之處。在安慶集賢關大戰中，劉琳部所率4000老弟兄，英勇善戰，戰鬥力極強，給鮑超部打擊甚重。
在安慶之戰中，葉芸來所部1萬6千人，堅守達二年時間，直至彈盡糧絕，導到曾國荃部承受了極大的壓力。
戰後，曾國荃將被俘老弟兄幾乎全部被殺。
這一點不惟曾國藩如此，連左宗棠也是如此，在1865年後，左宗棠在廣東大埔剿殺汪海洋餘部，曾將投降的太平軍一次斬殺一千餘人，其中明確記載甄別後太平軍兩廣出身的18名將官秦三芸、郭揚維等人一律殺害。
太平軍與湘軍劇照
第三：與曾國藩個人的認識。對待“賊”與“賊民”是不加區分誅殺。
從他個人的認識角度，賊與賊民是一個概念。他個人深信“治亂世、用重典”的法則，用他自已的話來說就是“懷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
長沙練兵期間，曾國藩奏請咸豐成立審案局，可不經審訊即就地正法，造成很多被疑群眾被無辜殺害，這一時期就被人稱“曾剃頭”。
實際上這期間，曾國藩雖然錯殺許多人，但並沒有大規模的嗜殺。這個外號顯然是那麼權力被侵奪的湖南官員所強加之嫌。
但曾國藩本人也是生性殘忍，這也是不可否認的。
在安慶戰後，曾國荃覺得殺人太多，而曾國藩聞知鼓勵弟弟曾國荃“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為悔。”
在天京圍城期間，由於太平天國不斷的放老弱病殘出城覓食，得知此情況的曾國藩又致信曾國荃不得讓天京城的老百姓出城，否則格殺無論，目的就是消耗掉天京城的糧食，促成天京內亂。
可見曾國藩人性中生性殘忍的一面。
曾國藩幕僚趙烈文
第四、湘軍的軍餉不足，用以搶掠來進行彌補。
湘軍的精兵政策源於軍餉與人力之不足
湘軍從1852年開始辦團練，到1864年攻陷天京，曾國藩直接指揮12萬人，但後者真正能投入一線作戰的兵力可能只有7萬人左右，後勤人員戰友比高達40%以上。
湘軍一直規模不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後勤問題，湘軍初創時僅1.7萬人，其中水陸軍各5000多人，其餘為後勤人員，在1858年三河鎮之役後，湘軍悍將李續賓約6000人被殲，竟然讓胡林翼哀嘆“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這一戰差不多消耗湘軍三分之一的兵力。
後期的兵員招募就更不能秉持前期的精選制度，更多的“老兵油子”充入湘軍。
直到天京圍城的頂峰時期，曾國荃的湘軍仍不過5萬人馬。
高薪政策難以為繼，默許士兵劫掠
從1858年，開始曾國藩閉關重生之後，曾國藩對於軍紀的約束就大加降低，抱著經世濟用心態的曾國藩的第一目的就是平定大亂，作為軍紀維持也不再過於強調。
即使如此精兵政策，曾國藩的高薪養兵仍然是難以持續，1861年，安慶破城前，欠餉已很嚴重。
“軍餉已欠六個月，日夜焦灼，無術可濟”。軍中甚至出現官兵索餉譁變的情況： “守備徐步鰲持刀索餉，尹中鈺、潘中和、嚴正興等。歃血要盟，鬧索額糧”。
曾國藩戰略圖
安慶破城後，曾國藩欲犒勞曾國荃部白銀一萬兩，居然難以湊齊，到了向曾國荃私下借錢的地步。所以在安慶城破之時，曾國藩默許曾國荃可以在安慶城內搶掠以維持部隊穩定。
在攻下天京之後，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訴苦：“兵勇十萬，欽餉已逾五百餘萬兩，若不急籌遣撤……後患無窮！”
所以，曾國藩為什麼要裁撤湘軍，不僅僅是出於朝廷的壓力，也是出於對於湘軍的暮氣沉沉，只為錢財而戰的不滿。最後促使曾國藩做出“撤湘保淮”的決策。
諸多因素導致湘軍軍紀敗壞
曾國藩以保“中華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籍”作為以衛吾道的出發點，成立湘軍。但在戰爭的殘酷中。隨著書生與山農體制的解體，湘軍軍餉嚴重不足，對於太平天國這種類宗教性軍隊的簡單粗暴式處理，其中包括曾國藩本人內心的殘忍因素。
以“保境安民”為已任的湘軍，初期確實是能夠保持良好的軍紀，但隨著戰事的深入與長期化，湘軍卻越來越走向他所倡導的反面，也是歷史的一個諷刺。
湘軍裝備
曾國藩本人到後期的認識，也逐漸讓他有所感悟。
尤其是蘇州殺降之事。由於英國人戈登參與蘇州八王投降的擔保，戈登“深感恥辱和極度傷心”，甚至帶槍直闖李鴻章大營要與李鴻章決鬥，後來直接到被殺的納王府中守衛其家屬。
李鴻章對他進行多番安撫，他仍然持保留意見，拒絕接收朝廷賞給他的一萬兩銀子，他在朝廷的褒獎令背面寫了一段話：“由於攻佔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令曾國藩與李鴻章都意想不到，一個殺降事件幾乎引起戈登及外國人如此之大的反應。
雖然曾國藩本人是支持李鴻章殺降的，但後來也對於戈登的行為與處世原則也表示讚賞。
《投名狀》電影中反映的蘇州殺降事件
曾國藩、李鴻章此時也模糊的意識到也是中國文化與現代文明的一種差別。
據說，後來李鴻章訪問德國與俾斯麥會談時，談及過去的內戰功業，俾斯麥就有點淡淡的說“我們德國人從來不以殺害自已同胞為榮”，李鴻章也許感到有所觸動。
曾國藩還注意到戈登帶領的軍隊居然能做到公正嚴明，秋毫無犯。而且戈登治軍行軍時走在隊伍前面，除了一支手杖並不攜帶任何武器。
俾斯麥與李鴻章
李鴻章在後期才逐步發現，現代的軍事體制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帶兵方式。他相繼創辦了北洋武備學堂與北洋水師學堂等近代意義的軍事院校，可以說作為淮軍近代化改造的一種探索。
直到民國初年，才有真正的軍事院校如保定軍校、黃埔軍校等培養軍隊的方式，走上近代化軍隊構建模式，以穩定的意識形態實現對於軍隊戰鬥力與軍紀的保障。
1886年李鴻章創辦北洋武備學堂
所以，首現我們要認識到湘軍並非一開始就是濫殺的軍隊，而是一個逐步變質的一個過程。
很明顯，曾國藩的湘軍“諸生帶山農”的機制不能解決中國古代兵制的辦法，依靠儒家思想治軍註定也難以為繼。湘軍的軍紀廢馳就很明顯的反映了這一點。
這也是湘軍包括之後的繼承者淮軍註定被時代淘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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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降將群體研究》 河南師範大學 張林強 2017年06月08日
《曾國藩傳》張宏傑
《湘軍軍紀蛻變析論術》 洪 均 武漢大學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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