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尊經閣文庫，乃江戶時代加賀藩主前田綱紀及其後裔所營建，明治後轉由東京“前田育德會”管理。該文庫藏有宋本《重廣會史》一百卷、《沖虛至德真經》八卷、《賓退錄》十卷、《世說新語》三卷以及日本古寫本《玉燭寶典》十一卷等數量可觀的中文古籍善本[1]，其中尤以宋刻本《世說新語》最為世人所重。早在民國時期，中國著名藏書家、古籍版本專家董康和傅增湘，均曾慕名往觀，頗多俊賞[2]。昭和四年（1929），日本東京前田育德財團將此書列入“尊經閣叢刊”影印出版，宋刻本《世說新語》之廬山真面目，始為海內外學者所盡知。1956年文學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華書局復將“尊經閣叢刊”本縮小影印，回傳中土，嘉惠學術良多[3]。
尊經閣文庫藏本（簡稱“尊本”）刊印精美，保存良好，又是目前惟一已經影印出版的宋刻本《世說新語》[4]，故其學術文獻價值，不言而喻。半個多世紀來，以尊本為資料基礎而產生的研究成果，甚為豐富，然關於尊本的版本考察，卻仍留有不少疑而未決的問題。本文擬就尊本“睢陽王氏”藏印、尊本刻印地區及時間、汪藻《敘錄》刊行過程等問題，略加探考，乞正於博雅方家。
一、尊本“睢陽王氏”藏印考
尊本各冊之首末頁，鈐有“金澤文庫”（陽文長方印）、“金澤學校”（陽文長方印）、“石川縣勸業博物館圖書室印”（陽文長方印）、“尊經閣章”（陽文方印）、“睢陽王氏”（陽文方印）等五枚藏印，其中前四枚均為日本收藏印，清晰地顯示了尊本在日本境內的遞藏過程。值得關注者乃“睢陽王氏”印（見書影[1]），它鈐蓋於每冊首頁欄內右下角以及末頁末行，據古籍藏印鈐蓋位置的慣例判斷，“睢陽王氏”應為尊本的最初收藏者；從印文風格及文字來看，該印具有鮮明的中國特徵。那麼，“睢陽王氏”究竟是何朝何人之印？目驗過尊本的董康與傅增湘，曾推測“睢陽王氏”藏印“殆宋元間印”、“元以前人印”，可惜限於資料，他們均未就“王氏”身份作出更多考察。
書影[1] 尊本《世說新語》卷下首頁“睢陽王氏”印
實際上，“睢陽”即河南商丘之古稱。檢索文獻，明顧起元《說略》[5]卷十二“典述上”載：“又古《易》五家，呂大防、晁說之、睢陽王氏、東萊呂氏、周燔，見《續書目》。”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易類”著錄《古易》十二卷，解題雲：“出翰林學士睢陽王洙原叔家。”[6]其後連續著錄呂大防《周易古經》十二卷、晁說之《古周易》八卷、呂祖謙《古易》十二卷等書，據此可知：顧起元《說略》所稱“睢陽王氏”即為“睢陽王洙原叔”[7]。
王洙，字原叔，應天府宋城（即河南商丘,又名睢陽）人，《宋史》卷二九四有小傳，活躍於北宋仁宗時期，歷銜國子監說書、史館檢討、天章閣侍講、太常博士、翰林學士等職，“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其子王欽臣，字仲至，賜進士及第，元祐初，為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平生為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8]王氏父子均被收入今人所編《中國藏書家考略》[9]，尤其是王仲至，藏書多達四萬三千餘卷，名噪一時，宋徐度《卻掃編》[10]卷
下載：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秘府之盛，無以踰之。聞之其子彥朝雲：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才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書，時彥朝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問渡江，書盡留睢陽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睢陽王氏世代藏書，從王洙開始計算，第四代王問生活於南宋高宗建炎、紹興時期，若至第五代、第六代，則恰當尊本《世說新語》刷印的孝宗朝（詳參下文）。令人注目的是，王洙、王欽臣父子與《世說新語》關係密切，宋汪藻《敘錄》著錄的《世說新語》諸版本中，就有“王原叔”家藏十卷本，汪藻甚至還引用了一段王仲至《世說新語》手跋文字；而南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校刻《世說新語》的董弅，也在跋語中聲稱“餘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因此，綜合上述資料推測：尊本所鈐“睢陽王氏”，蓋即商丘王洙後裔之藏書印，其中第五代（王問之子）或第六代（王問之孫）的可能性最大。
至於“睢陽王氏”舊藏本何時由中土傳入日本，亦大致可考。尊本第二位收藏者為“金澤文庫”,故其藏印緊靠“睢陽王氏”印，或在其上，或在其側。金澤文庫由日本北條氏政權始建於十三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上杉憲實（1409-1466）任關東總管，一度更名為“金澤學校”[11]。據此，“睢陽王氏”藏本傳入日本的時間，大概在“金澤文庫”創建後，即中國元代或明初。需要指出的是，今人楊勇《〈世說新語〉書名、卷帙、板本考》（1976）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館臣所見《世說新語》即為尊本，並進而推斷：“此書所附《敘錄》，殘缺當在元明之世。然自四庫之後，國內即無見此本，故王先謙校刊《世說新語》時，未見此書，則書之流入異邦，當在四庫之後也。”實誤。《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著錄《世說新語》三卷，止標“內府藏本”，提要雲：“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本合，其每卷析為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蓋即舊本。至振孫所云《敘》二卷，首為《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很顯然，館臣所見三卷本《世說新語》，不僅未附汪藻《敘錄》，其是否為宋本亦大可懷疑[12]，與尊本自然更無關係。
此外，尊本前四冊首末頁均鈐“睢陽王氏”及“金澤文庫”印，以示起訖，則第五冊亦不應例外，但今存尊本第五冊末頁卻無兩家藏印，此情況表明：尊本第五冊末尾蓋有藏印的書葉，已經遺失，換言之，“睢陽王氏”、“金澤文庫”舊藏本《世說新語》，要比目前見到的尊本更為完整，尊本所附汪藻《敘錄》卷下之殘缺[13]，蓋發生在此本從“金澤文庫”流出後，而金澤文庫衰敗、舊藏散出的時間，約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即中國明末清初時期。嚴紹璗《在尊經閣文庫訪“國寶”》雲：“原來在江戶時代初期當德川幕府大將軍家從金澤文庫中運出一部分典籍的時候，作為大諸侯的加賀藩主前田綱紀也插手‘金澤文庫本’而把若干珍本移於本藩，如《春秋左氏音義》、《孔子家語》、《列子》、《世說新語》等，明治後則藏於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可備一說。
二、尊本刻印地區及時間考
尊本歷被視為“南宋紹興八年（1138）董弅刻本”[14]，究其原因，或與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關，其卷十一“子部·小說家類”著錄“《世說新語》三卷《敘錄》二卷”，解題雲：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劉孝標註。《敘錄》者，近世學士新安汪藻彥章所為也，首為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氏異同，末記所引書目。按：《唐志》作八卷，劉孝標續十卷，自餘諸家所藏，卷第多不同，《敘錄》詳之。此本董令升[15]刻之嚴州，以為晏元獻公手自校定，刪去重複者。
尊本既是宋刻本，又有汪藻《敘錄》，再加上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說新語》附有“紹興八年”董弅舊跋，合此數端，頗易得出結論：尊本即為陳氏所著錄的南宋紹興八年董弅嚴州刻本。
不過，檢閱尊本全書，實際上找不到任何與南宋紹興八年董弅嚴州刻本有關的直接證據，這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和質疑。楊勇《〈世說新語〉書名、卷帙、板本考》（1976）雲：“今前田氏藏本，則非董弅原刻，殆汪藻後人據董本翻雕者，然為宋刻則無疑也（餘另專文述之）。”惜迄今未見楊氏專文，難知所據；近來，日本學者尾崎康又據尊本避“慎”字、不避“敦”字，推斷其刊刻於南宋孝宗時期（1163-1189之間）[16]。那麼，尊本究竟刊印於何時何地？
由於尊本無內封牌記，也沒有序跋、題識文字，無法直接判斷其刊刻的具體時間。在此情況下，參照古籍版本鑑定的一般經驗，不妨藉助考察書籍避諱及刻工情況，稍作間接之推斷。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尊本《世說新語》與所附之汪藻《敘錄》，其書版初刻的時間不同（詳見下文），故此處先考察《世說新語》的避諱及刻工情況，《敘錄》之情形則留待下文另考。
1、尊本《世說新語》之避諱情況。
尊本《世說新語》避諱甚為嚴格，缺筆避“玄”、“恆”、“桓”、“弘”、“讓”、“徵”、“敬”、“驚”、“殷”、“竟”、“鏡”、“貞”、“禎”、“楨”、“構”等字，殊為明確。惟關於是否避南宋孝宗諱字“慎”，則尚可一辨。民國十八年（1929）十一月十四日，傅增湘曾親臨尊經閣文庫觀書，或因時間匆促，未及細審，稱該本“避宋諱至‘構’字止，‘慎’字不避”，並據此定尊本為“紹興間嚴州官本” [17]。然經仔細查閱，尊本至少有19處缺筆避“慎”字，分別位於：捲上第1葉B面註文第6行右第17字、第5葉B面註文第5行左第14字、第7行右第1字、第7行左第8字、第8行左第8字、第9行左第12字、第9葉B面註文第2行左第8字、第10葉A面正文第8行第10字、第47葉A面註文第4行右第14字、第59葉A面正文第6行第16字、B面正文第10行第1字、第73葉A面正文第8行第12字；卷中第88葉A面正文第10行第10字、第95葉A面正文第8行第5字；卷下第19葉B面正文第8行第11字、第36葉B面正文第6行第1字、第68葉A面正文第5行第12字、第76葉B面正文第5行第3字、第84葉A面正文第4行第7字。
尾崎康注意到了尊本避宋孝宗諱字“慎”，而不避宋光宗諱字“敦”，據此推定尊本乃刊刻於南宋孝宗時期，然此說尚可商榷。其一，從理論上來說，存在舊版重刷時鏟去“慎”字末筆避諱的可能性，尊本避“慎”字，只能證明其印刷於南宋孝宗時期，卻無法斷定其書版刊刻於孝宗時期。其二，尊本雖有多處避“慎”字，但至少仍有7處不避“慎”字，分別位於：捲上第5葉B面正文第2行第9字、註文第7行右第12字、第59葉A面註文第8行右第1字、B面正文第10行第3字、卷下第68葉A面註文第7行右第17字、第8行右第2字、左第4字。不僅如此，七例之中有兩例不避“慎”字，殊為刺目：譬如第1例《世說新語》“德行第一”之“晉文公稱阮嗣公至慎”條，位於捲上第5葉，乃全書正文首次出現“慎”字，且是大字，竟未避諱，傅增湘當年匆忙之間，可能翻檢到此例，遂誤以為尊本不避“慎”字；再如第4例“文學第四”之“服虔既善《春秋》”條，敘崔烈呼服虔之字“子慎！子慎！”連續兩個“慎”字，亦大字正文，但尊本卻避前字、不避後字（見書影[2]），令人費解。
總而言之，尊本“慎”字的避諱情況，與其它諱字迥然不同，這不免讓人疑竇頓生：倘若真如尾崎康所云，尊本書版乃刊刻於孝宗朝的話，宋人避諱甚嚴，“慎”字又是今上之諱，焉能疏忽至此？
書影[2] 尊本《世說新語》捲上第59葉B面諱字“慎”
2、尊本《世說新語》之刻工情況。
筆者逐葉統計了尊本《世說新語》的刻工，名單如下：三卷共計書葉295葉，除去16葉因版心空白或漫漶無法釋讀刻工之外，刊有刻工姓名的書葉凡279葉，涉及刻工13名，按其刊刻數量多寡依次為：楊思59葉、江泉54葉、方通53葉、楊明46葉、方逵40葉、宋道9葉、劉寶8葉、王子正3葉、何文2葉、小楊（楊明或楊思）、戴全、李恂、蘇忠、李正各1葉。其中楊思、江泉、方通、楊明、方逵、宋道、劉寶7人刊刻的書葉，多達270葉，約佔刊有刻工姓名書葉總數的97%，復經核查，上述7人所刊書葉均為原刻，因此，若能確定他們的刻書活動年代，就可據此推定尊本《世說新語》書版的刊刻年代。
據周叔弢《宋刻工姓名錄》、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張振鐸《古籍刻工名錄》、[日]長澤規矩也《宋刊本刻工名錶初稿》、阿部隆一《宋元版刻工名錶》諸書[18]所載，與尊本刻工重複最多者，乃南宋刻本《劉賓客文集》及《國語解》兩書。先看南宋刻本《劉賓客文集》，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已故學者週一良便發現該書與尊本之間的特殊關係：“汪藻書久佚，日本前田侯尊經閣藏宋本有之，近景印行世。其書刻工姓名，與董弅刻於嚴州之《劉賓客文集》全同，蓋亦董刻嚴州本也。” [19]寥寥數語，洞幽察微，惜有訛誤。此宋本《劉賓客文集》甚有來歷[20]，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行世有民國徐鴻寶（字森玉，1881-1971）影印本[21]及臺北故宮博物院1973年影印本。書以桑皮紙印，凡十二冊，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末有跋文（見書影[3]）[22]，題“紹興八年秋九月壬寅廣川董弅題”。筆者統計了《劉賓客文集》的刻工情況，全書共計書葉354葉，除去版心空白及缺葉等43葉外，實際刊有刻工姓名的書葉凡311葉，涉及刻工18名，包括楊思（55葉）、方通（46葉）、楊明（30葉）[23]、江泉（23葉）、方逵（4葉），劉寶（42葉）、江孫（12葉）、方遷（10葉）、駱昇（11葉）、駱元（6葉）、卓宥（11葉）、王文（13葉）、李棠（8葉）、張明（6葉）、徐立（2葉）、徐宗（1葉）、嚴定（1葉）、葉明（1葉）。其中前6名刻工與尊本《世說新語》相同，他們共刊刻書葉200葉，約佔總數64%，經核查，此200葉均系原刻葉[24]。
書影[3]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本《劉賓客文集》書末董弅跋
再來看南宋刻本《國語解》，今藏國家圖書館，行世有《中華再造善本》（2006）影印本。《中國版刻圖錄》（1960）定其為宋刻宋元遞修本，並將刻工分為三期，“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張昇、卓宥、張明、方通、駱昇、王介、嚴忠等為第一期。南宋中葉杭州補版工人馬松、何澤、陳彬、陳壽、詹世榮等為第二期。元時杭州補版工人何建、繆珍、熊道瓊、茅文龍、蔣佛老、何慶、李德瑛等為第三期” [25]。參照此份分期名單，筆者核查了該書全部書葉，發現諸如楊思（12葉）、楊明（13葉）、方通（13葉）、方遷（17葉）、江泉（14葉）、江孫（12葉）、劉寶（15葉）等人，仍是《國語解》的主要原刻刻工。換言之，《世說新語》、《劉賓客文集》及《國語解》，乃主要由同一個刻書小集團刊刻而成，因此，三部書籍的刊刻地區和刊刻時間應大致相近。
關於《國語解》的刊刻地區，《中國版刻圖錄》據刻工情況，推定為“南宋初期杭州地區刻本”，學界對此並無異議。而《劉賓客文集》的刊刻地區，則頗多考辨。較早看到此書的傅增湘、李盛鐸、週一良等人，均據書末跋語，定為董弅嚴州刻本。1969年，昌彼得發表《跋宋刻本〈劉賓客文集〉》（簡稱“昌文”），認為此本“不可能為紹興八年董弅氏所原刻”，理由是該書所載刻工，有數名又見於光宗（1190-1194）刊本，“自高宗紹興八年下至光宗紹熙元年，凡五十三年。如以十八歲始習其業，年逾七十高齡猶未退休，一工匠似不可能從業如此之久。由此推之，則此本殆為紹興末年浙中從董本翻刻，或距事實不遠也。”然昌氏未區分書葉之原刻補刻，其推論難稱嚴密。2008年，劉衛林發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版本考略》（簡稱“劉文”）[26]，認為：《劉賓客文集》刻工多為杭州良工，且有孝宗至光宗時期的補版刻工（如卓宥、李棠、張明等），則書版遲至光宗朝尚存於世，而明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說新語》所附陸游淳熙十五年（1188）跋文雲：“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毀於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由此證知：此本非嚴州郡中舊版（即董弅刻本），亦非嚴州地區翻刻本，否則，放翁何須費時費力再加重刻？此外，《劉賓客文集》的刻工名單，與陸游淳熙十四年（1187）嚴州刻本《新刊劍南詩稿》所見，大相徑庭，則此本也不是陸游淳熙翻刻本。合此數端，劉文推斷其為“杭州據嚴州舊本翻刻之刊本”，頗足信服。
既然，上述三部書中的兩部——《國語解》、《劉賓客文集》均為杭州刻本，那麼，第三部——尊本《世說新語》自亦應刊刻於杭州。其實早在民國時期，親見此本的古籍版本目錄學家傅增湘，便稱賞該書“字仿歐體，方整古雅，是杭本風範” [27]，可謂目光如炬，精闢至極。
再來討論尊本《世說新語》的刊刻及刷印時間。《劉賓客文集》避宋諱至高宗“構”字止，不避孝宗“慎”字，諸如文集卷三《崔公神道碑》之“慎選寮屬”、卷五《華它論》之“亦可慎諸”、卷十《上杜司徒書》之“謂慎獨防微為近隘”、卷二十《口兵戒》之“以慎為鍵”、《猶子蔚適越戒》之“慎微以為櫝”、卷二十八《送湘陽熊判官孺登府罷歸鍾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之“慎簡由宸扆”、外集卷八《歷陽書事七十韻》之“不慎在騎衡”等7處，“慎”字均不缺筆，其刊刻時間當在紹興八年至紹興末（1138-1162）的二十餘年間。據此並考慮到《世說新語》避“慎”字，劉文推測尊本《世說新語》的刊刻時間，乃在“孝宗即位之初”。然而，尊本至少還有7處不避“慎”字，且往往避與不避，共存於同一刻工所刻同一書葉，若尊本果真刊刻於孝宗朝，“慎”字乃今上諱，刻工習慣成自然，似不應有此明顯疏忽，因此，筆者認為尊本《世說新語》宜刊刻於紹興朝後期，與《劉賓客文集》庶幾同時。值得注意者，同一名刻工“方通”，在《世說新語》中刊刻的書葉（捲上第9葉B面註文第2行左第8字）避“慎”字，但在汪藻《敘錄》（此書刊刻於尊本《世說新語》之前，“方通”乃《敘錄》的補刻刻工，詳見下文）中刊刻的書葉（捲上第22葉A面正文第8行第11字、第23葉正文第7行第9字），卻又不避“慎”字，據此推知：尊本《世說新語》中的“慎”字缺筆，當是孝宗朝補版重刷時為避今上諱而鏟去末筆所致，手民鏟削時偶有遺漏，遂導致尊本出現19處避、7處不避的矛盾情形。事實上，這種補版重刷時鏟削舊版以避今上諱字的情況，在宋刻本中並不少見，《中國版刻圖錄》所收宋紹興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資治通鑑》，其“宋諱缺筆至構字，慎字間有剜去末劃痕跡，知是孝宗朝或稍後印本。” [28]便是一例。
綜上所述，大約在南宋紹興朝後期，尊本《世說新語》翻雕於杭州，此原刻初印不避“慎”字本，今未見存世。至孝宗時期，書版經過補修[29]，並鏟削“慎”字末筆以避今上諱後，重刷印行，是為日本尊經閣所藏本。至於尊本《世說新語》的翻刻底本，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也有依據抄本或其它刊本的可能性，但其據紹興八年董弅嚴州本刊刻的可能性最大，理由如下：其一、按照目前文獻所知，尊本初刻之際，行世之刻本《世說新語》，僅有紹興八年（1138）董弅嚴州刊本；其二、與《世說新語》同時同地刊刻的《劉賓客文集》，乃據董弅嚴州本翻刻；其三、尊本之書名、卷數、篇數以及具體文字，均與源自董弅嚴州本的明嘉靖袁褧重刻本，基本一致。惟今存尊本首尾均無董弅跋語，是當年翻刻時所刪，還是尊本在流傳過程中所失，已難確考。
茲猶有說者，杭州與嚴州在地理上相距不遠，翻刻《世說新語》、《劉賓客文集》兩書，在時間上也與董弅刻本相隔不遠，那麼，其翻刻的動機和意義又在何處？其實，此舉背後乃隱含著一樁中國印刷史上的重要事件。著名古籍版本專家趙萬里所撰《中國版刻圖錄序》，對此敘述頗詳：
北宋時運往汴京的監本書版，靖康之變，全為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國子監於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書、子書版片入監外，遠在四川眉山井憲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監。同時，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許多重要書版。宋亡後，這些版片，轉送西湖書院存儲。元時，餘謙、葉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一三七五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轉存南京國子監。這些殘缺斷爛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紀初葉，因為遭受火災，才蕩然無存。
有意思的是，與《世說新語》、《劉賓客文集》屬於同一批杭州刻工所刊刻的《國語解》，便見錄於《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它因此被推定為“南宋監本”，據此而論，《世說新語》、《劉賓客文集》或也是“南宋監本”，亦未可知[30]。此外，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二“紹興二十一年”五月載：“秦檜欲令國子監復刻五經三史，上曰：‘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費，亦不惜也。’” [31]南宋初杭州大量翻刻書籍，蓋始於此，故《世說新語》、《劉賓客文集》的開雕時間，或可進一步限定在紹興二十一年至紹興末（1151-1162）的十年間。
三、汪藻《敘錄》刊行過程考
尊本《世說新語》附宋汪藻《敘錄》[32]上下兩卷，乃此書存世惟一版本，保留了諸多極為珍貴的與《世說新語》相關的文獻資料，備受推崇，就連尊本《世說新語》本身也因此增色[33]。不過，關於《敘錄》的刊行過程，尚需考辨。
仔細檢閱《敘錄》兩卷，可以發現：其部分書葉版框完整，字畫清晰，跡近齊整之歐體，與尊本《世說新語》極為相近；而部分書葉則版框殘損，字畫漫漶，字體拙鈍，與尊本《世說新語》不同。此現象表明：《敘錄》乃補版重印本，前者為補版葉，後者為原刻葉（見書影[4]）。尾崎康曾雲“從紹興後半期開始，官刻本的字體出現了變化” [34]，《敘錄》原刻葉與補刻葉字體的差異，或亦體現了這一變化。查《敘錄》（包括原刻補刻）避宋諱至高宗“構”字止，不避孝宗“慎”字，如捲上第22葉A面正文第8行第11字（此葉為補刻），第23葉A面正文第7行第9字（此葉為補刻），卷下第49葉A面正文末行第5字（此葉為原刻），“慎”字均不缺筆，可證《敘錄》的原刻補刻時間，俱在孝宗朝之前。進而考察該書刻工，補刻書葉版心所署刻工有楊思（9葉）、方遷（4葉）、方通（2葉）、方（方遷或方通，凡24葉）等人，正是前文所揭刊刻《世說新語》、《劉賓客文集》及《國語解》的刻工集團成員。據此，《敘錄》的補刻時間，乃在尊本《世說新語》開雕之高宗紹興後期，而其原刻時間，自然更在此之前。
書影[4] 尊本《敘錄》之原刻葉（右）、補刻葉（左）
讓人好奇的是，紹興後期補刻於杭州的這套《敘錄》舊版，究竟從何而來，又是何人所刻？首先，它會不會是紹興八年董弅嚴州刻本？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其一、從現有文獻來看，紹興八年董弅所刻嚴州本《世說新語》，似並未附加汪藻《敘錄》。宋人鄭瑤等纂《景定嚴州續志》[35]卷四“書籍”載錄80種嚴州本，其中有《世說》，但無《敘錄》（或《世說敘錄》）；淳熙十五年（1188），陸游據董弅嚴州本重刻《世說新語》，明嘉靖時袁褧又據陸游本翻雕，但袁褧刻本並無汪藻《敘錄》；此外，熟悉汪藻並藏有汪氏文集多種的宋人趙希弁，其《讀書附志》捲上“雜說類”，亦僅著錄《世說新語》三卷，未提及《敘錄》。其二、即使退一步說，紹興八年董弅刊刻《世說新語》之際，確曾刊刻了汪藻《敘錄》兩卷，但是，既然如前所述，杭州方面沒有獲得《世說新語》之董弅嚴州舊版，乃另倩良工翻刻，自然也不可能得到《敘錄》之嚴州舊版。
因此，只剩下另一種可能性，即汪藻《敘錄》有過單刻本，杭州方面就是利用此套單刻本書版，於紹興後期補刻重刷，並與其新翻雕的《世說新語》合而行世。那麼，單刻本《敘錄》又由何人刊刻於何時何地？再查《敘錄》原刻書葉，版心殘損、漫漶較為嚴重，尚可辨認的刻工姓名，有葛珍、徐宗、汪夫、陳榮、王榮、陳盛、嚴定、葉明、鄧英、鄭敏、葉巳等人，據前文所揭諸種宋代刻工名錄所載，他們多活躍於南宋初期的浙江地區，其中葛珍、徐宗、陳榮、陳盛、王榮、葉明、鄭敏等7人，又見錄於紹興間浙中刻本《藝文類聚》[36]，故《敘錄》的初刻地點，應在浙江地區無疑。
再來考察《敘錄》作者汪藻在兩宋之交的行蹤[37]：
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十一月，為校書郎，參與編修《秘書總目》。
八年（1118）十月，因不肯依附權貴，罷符寶郎，出通判宣州。
宣和元年（1119），上書請宮祠[38]，得提點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太平觀，寓家晉陵（今江蘇常州），凡八年，期間從賀鑄遊，觀其藏書萬卷，多所未見者。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至四年（1127-1130），累遷太常少卿、中書舍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兼侍講等職，頗顯一時，惜南宋政權建立伊始，風雨飄搖，汪藻侍從高宗，亦多倉皇。
高宗紹興元年（1131）九月，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二年（1132）十一月，乞修《日曆》，歷時六年，先後編就《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冊、《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六百六十五卷；期間曾搜訪湖州地區故家士大夫所藏文獻史料。
五年（1135）初，移知撫州（今江西撫州市）；三月，罷官，再次提舉江州太平觀。
九年（1139）十月，出知徽州。
十一年（1141）七月，移知泉州。
十三年（1143）春，移知宣州，旋又改知鎮江府，十二月，罷知鎮江。
十四年（1144），落職永州居住。
二十四年（1154），卒於永州。
從上述三十餘年的行蹤來看，汪藻穩定寓居浙江的時間，主要在高宗建炎元年至紹興四年（1127-1134），《敘錄》之撰寫和刊刻，蓋即在此段時間內。不過，若考慮到《敘錄》論及《世說新語》之李氏本、顏氏本、晁文元本、錢文僖本、晏元獻本、黃魯直本、章氏本、張氏本、王仲至跋本、劉本、趙氏本、南朝宋陳扶本、梁激東卿本及邵本等十餘種，知見如此眾多的珍稀版本，恐非一般宋代文人所能，而汪藻參編《秘書總目》，得窺北宋內府秘藏，復又盡觀賀鑄藏書，再
加上自家所藏，以及搜訪湖州故家士大夫所得，方得蔚為大觀；此外，寓居浙江之八年，前四年高宗政權建立伊始，時局多艱，汪藻侍從左右，殊少寧日，後四年出知湖州，則頗多暇日，因此，《敘錄》的編撰與刊刻，最有可能就在汪氏出知湖州的紹興元年至四年（1131-1134）間。至於《敘錄》單刻本書版，又如何流入杭州？亦不無可考。如上引《中國版刻圖錄序》所云，南宋政權偏安杭州之後，書籍匱乏，遂向附近州縣徵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六載：紹興五年（1135）閏二月，“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之值。’從之。”[39]紹興十三年（1143），國子監重建，又取臨安、湖州、衢州、台州、泉州、四川等地書板，入監備刷[40]。作為朝廷命官又頗重視文獻史料的汪藻，蓋即在此背景下，將《敘錄》書板移送杭州。
最後，不妨再就汪藻與董弅的關係，稍加探考，之前的《世說新語》研究者，對此素乏關注。筆者從汪藻《浮溪集》[41]檢得兩條資料，一是汪藻曾為董弅母親撰寫輓詩，題《廣川夫人輓詩二首董弅待制母》，收入《浮溪集》卷三十一；二是汪藻曾應董弅之請題撰《嚴州高風堂記》，收入《浮溪集》卷十八，文末雲：
紹興七年，予友董弅令升為是州，期年政成，乃為堂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曰“高風”，以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範公所述祠堂之碑於其旁，而求予文為記。令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人，故餘述子陵出處大概，以告令升而使並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
據此兩事，可知董弅與汪藻關係頗篤。耐人尋味的是，董弅出知嚴州的時間在紹興七年（1137）十一月[42]，其時，汪藻已被罷官，正以提舉江州太平觀的身份，閒遊在江西撫州、浙江湖州一帶，紹興八年（1138）春，他還與友人同遊長興（今屬浙江湖州）懸臼嶺，並勒石題記，故不能排除汪、董兩人聚譚嚴州的可能性。不管當年的細節如何，有一點大概可以肯定，即在紹興八年校刻《世說新語》之前，董弅應已讀過《敘錄》，或許，正是汪藻對於《世說新語》的研究，才引發了董氏據家藏本校刻是書的意願。
汪藻《敘錄》嘗考校諸本，提出了三個核心觀點，即書名“定以《世說新語》為正”，卷數“定以九卷為正”，篇數“定以三十六篇為正”。再來看董弅校刻本，書名作《世說新語》，篇數為三十六篇，惟卷數卻為三卷，與汪藻不同。據董弅跋文，其家藏《世說新語》版本，一為王原叔家藏本，一為晏元獻校定本，《敘錄》將此兩本均列為十卷本，並稱其第十卷與前九卷重出，董跋亦云：“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43]，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言語之間，可見清晰的承繼關係。但問題在於，董弅為何既不採納《敘錄》定論，也不沿用自家藏本體例，卻選擇以三卷為正？筆者推測：此或出於各卷內容及篇幅平衡之考慮。《世說新語》三十六篇各篇文字多寡懸殊，以尊本為例，全書凡295葉，前四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共計87葉，約佔總數
30%，據此推算，如欲將《世說新語》分為九卷，並保持各卷篇幅大致平衡的話，勢必要將前四篇拆分為數卷[44]；而前四篇在內容上，又存在所謂效仿“孔門四科”之說，故董弅大概為了保持“四科”同列一卷的完整性，以彰顯對孔教儒學的尊重，最終選擇了三分之法。至於董氏以三卷為正的文獻依據，蓋亦源自汪藻《敘錄》，該書著錄的三卷本有晁氏（文元）本及李氏本兩種，其中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學》為上卷，《方正》至《豪爽》為中卷，《容止》至《仇隙》為下卷。”董弅刻本的分卷情形與之完全相同，再次顯示了汪藻《敘錄》對於董弅校刻《世說新語》的重要影響。值得指出的是，在汪藻《敘錄》提及的十數個《世說新語》版本中，十卷本數量最多，三卷本只有兩種而已；然自董弅刻本以三卷為正之後，三卷本遂成為後世《世說新語》最權威、最通行的版本，以至元代劉應登校刊本《世說新語》重分八卷，企圖恢復《隋書經籍志》所載“《世說》八卷”原貌，結果卻遭到清人“淆亂卷帙”[45]的嚴厲批評。
四、小結
綜上所述，尊本《世說新語》三卷及其所附汪藻《敘錄》二卷，均屬於古籍史上常見的補版重刷本，然兩書原刻、補刻之時間，皆不同步。其中，《世說新語》三卷，刊刻於南宋高宗紹興後期之杭州，所據底本為紹興八年董弅嚴州刻本，同時刊刻的尚有《劉賓客文集》及《國語解》等書，此杭州初刻且全書不避“慎”字本《世說新語》，今未見傳世；《敘錄》二卷，則由汪藻刊刻於紹興初期之湖州，此初刻單行本，今亦未見傳世；之後，《敘錄》書版移送杭州，紹興後期杭州翻雕《世說新語》時，乃利用《敘錄》舊版，補刻重刷，並與《世說新語》合而行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子部·小說家類”所錄“《世說新語》三卷《敘錄》二卷”，蓋即此本；至孝宗時期，《世說新語》書版復經少量補刻，並鏟削“慎”字末筆以避今上諱之後，重刷印行[46]，此即尊本《世說新語》。也就是說，原系南宋“睢陽王氏”（即河南商丘王洙後裔）舊藏、今藏日本尊經閣文庫的宋槧《世說新語》附汪藻《敘錄》，實際上乃一套配本書，即孝宗間補版重刷本《世說新語》，配高宗紹興後期補版重刷本《敘錄》。
參考文獻：
[1]參閱嚴紹璗《在尊經閣文庫訪“國寶”》，收入其《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嚴紹璗海外訪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400頁。
[2]董康《書舶庸譚》卷三載：1927年3月15日，“午後二時，偕田中訪前田侯邸之永山，出宋槧數種。內《世說新語》與圖書寮藏為一版，刻工姓名俱同。書印在前，圖書寮本漫漶處此均清晰，且無補版，蓋紹興時刊。內藤博士謂二刻，前田侯刻較後，誤也。附錄三卷，汪藻撰，僅見於《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他之目錄不載，中土久佚矣”，“有‘金澤學校’篆書、‘金澤文庫’楷書墨方長印，又‘睢陽王氏’朱文正方，殆宋元間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頁；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子部三•世說新語注三卷敘錄一卷考異一卷人名譜一卷”，記其曾於己巳年（1929）11月14日，至前田侯邸尊經閣鑑賞此書，詳載版式行款、刻工諱字等情況，並雲：“收藏有‘睢陽王氏’朱文大印，審其印式，當是元以前人印。”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47頁。
[3]令人遺憾的是，文學古籍刊行社及中華書局在影印時，均有多處修版描潤，殊失原貌。故本文所引尊本《世說新語》，皆以日本影印本為準。
[4]今知存世宋刊《世說新語》有兩部，除尊本外，另一部藏於日本宮內廳圖書寮，聞全國高校古委會已有影印之計劃。關於此本之詳情，容日後另文探討。
[5]筆者所據為明萬曆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6]《直齋書錄解題》卷一“易類”另著錄《周易言象外傳》十卷，解題雲：“翰林學士睢陽王洙原叔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
[7]清楊椿《孟鄰堂文鈔》卷五“周易考序”亦云：“宋嘉祐間睢陽王氏洙，始以意為篇次，其後汲郡呂氏大防，嵩陽晁氏說之，東萊呂氏祖謙，九江周氏燔，斗南吳氏仁杰，沙隨程氏洲，皆各有論著，然鹹不免乖異。”清嘉慶間紅梅閣藏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8]《宋史•王洙傳》附王欽臣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8冊第9814-9817頁。
[9]楊立誠、金步瀛合著《中國藏書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8頁。
[10]筆者所據為明末毛氏汲古閣《津逮秘書》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另《中國藏書家考略》所引《卻掃編》多有闕漏。
[11]參閱嚴紹璗《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嚴紹璗海外訪書志》之七“在金澤文庫訪‘國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41頁。
[12]清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琅書目》卷二“宋版子部”，不載《世說新語》之名，嘉慶二年（1797）彭元瑞等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十六“明版子部”，著錄《世說新語》，然為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刻本。可見清宮似未曾入藏宋本《世說新語》。
[13]今檢尊本殘缺為：《人名譜》“無譜者二十六族”之最後兩族“滿、蕭”及“又僧十九人”，《書名》一卷全部。
[14]譬如殷韻初《重印世說新語序》（1962，中華書局影印本卷首）、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凡例”（1983，中華書局）、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1992，江蘇古籍出版社）等。
[15]清王先謙《世說新語考證》謂：“按明袁褧刻本前列董弅序，此‘令升’疑為‘弅’字之誤。”王氏誤。“令升”乃董弅字。
[16]2011年9月13日，尾崎康教授應邀在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發表題為《唐抄本與宋刻本——以〈世說新語〉為例》的學術演講，曾簡略提及上述觀點。
[17]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子部三•世說新語注三卷敘錄一卷考異一卷人名譜一卷”，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46-747頁。
[18]周叔弢遺稿《宋刻工姓名錄》，收入《周叔弢古書經眼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528頁；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張振鐸《古籍刻工名錄》，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日]長澤規矩也《宋刊本刻工名錶初稿》，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三卷“宋元版研究”，汲古書院1983年版；[日]阿部隆一《宋元版刻工名錶》，收入《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汲古書院1993年版。
[19]見周啟銳整理《週一良〈世說新語〉批校》，文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八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頁。
[20]此宋本原為明人華夏（字中甫，號東沙子，無錫人）舊藏，鈐有“玄賞”（朱文）、“華夏”（白文）兩印；曾經文徵明之子文嘉（1501-1588，字休承，長洲人）觀賞，扉頁有觀款：“嘉靖乙巳四月觀於中甫華君之東沙草堂，文嘉。”下鈐“休”、“承”朱文連珠印；後歸著名收藏家項元汴之仲兄項篤壽（1521-1586，字子長，嘉興人）所有，鈐“篤壽”（朱文）、“遼西郡圖書印”（朱文）等印。清代曾入藏承德避暑山莊，民國時熱河行宮文物回遷北平，儲存並展覽於“北平古物陳列所”，一九三七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古物陳列所文物隨故宮博物院文物一起南遷，後劃歸“中央博物院”收藏，最終遠徙
臺灣，庋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參見昌彼得《跋宋刊本〈劉賓客文集〉》，初載《慶祝蔣復璁先生七十歲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年版，後收入昌氏《增訂蟫庵群書題識》，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66-277頁。[21]筆者所見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首冊封面有李盛鐸墨筆題識：“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六冊，景印宋紹興刊本。麐嘉館藏。盛鐸記。”扉頁另有李氏題跋雲：“小字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宋紹興初刊，藏之天府，在熱河避暑山莊，人間無由得見也。近年行宮寶物移入京師，陳列武英殿，縱人觀覽。徐子森玉商典守者，假歸以西法影出付印，公諸同好，可為中山集發一異彩矣。癸亥四月朔裝成，盛鐸記。”
[22]書影採自李天鳴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圖書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年10月版，第219頁。
[23]《劉賓客文集》有8葉刻工標為“牛明”，筆者均視為楊明所刻，這是考慮到：另一名刻工楊思常省刻為“羊思”，推測楊明乃仿效而戲題“牛明”。此外，由於刻工中尚有“張明”、“葉明”兩人，故凡標單字“明”者（23葉），筆者採用保守統計法，不計入楊明名下。
[24]關於刻工“劉寶”，劉衛林定其為最後一期補刻刻工。但筆者仔細核查其所刻《劉賓客文集》書葉，多有斷版、版框殘損及字畫漫漶之處，尤以文集卷十三第4葉、外集卷九第5葉為甚，其版面情況差不多屬於全書最差，根據古籍原刻補刻特徵判斷，劉氏所刻書葉當屬原刻葉，絕不可能是最晚補版者。劉文之所以將其定為寧宗時補版刻工，蓋因寧宗慶元刻本《歐陽文忠公集》刻工中有一“劉寶”。然“劉寶”乃民間常用單名，出現同名同姓的概率頗高，故孝宗紹興時（1131-1162）在杭州刊刻《劉賓客文集》多達42葉的“劉寶”，與寧宗慶元時（1195-1200）在吉安僅刻了2葉《歐陽文忠公集》的“劉寶”，洵非一人。
[25]參見《中國版刻圖錄》之《國語解》解題，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1冊第13頁。
[26]收入劉衛林著《宋刊劉禹錫文集版本研究》第四章，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77-114頁。
[27]《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子部三”之《世說新語》，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46頁。
[28]參見《中國版刻圖錄》之《資治通鑑》解題，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1冊第20頁。
[29]尊本《世說新語》的補版葉似乎並不多，可以確認者有：捲上第7葉及第11葉，字體與全書差異甚大，鐫刻殊為馬虎，刻工名為“何文”，不見於尊本其它書葉及《劉賓客文集》，刻工名字的鐫刻位置，也高出其它書葉約2至3個字，顯系補刻。此外，如卷下第81葉（刻工為李恂）、第83葉（刻工為蘇忠）等，其字體是更加齊整秀勁的歐體，筆畫十分清晰銳利，應該也是補刻書葉。
[30]《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著錄有《百將傳》、《新序》等子部書，以及《韓昌黎文集》、《蘇東坡集》、《林和靖詩》等唐宋別集。筆者所見為仁和吳氏雙照樓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31]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4冊第2638頁。
[32]汪藻此書實際包括四個部分內容，首“世說敘錄”，著錄《世說新語》書名、版本、卷數及篇數情況；次“考異”一卷，次“人名譜”一卷（尾殘），次“書名”一卷（已佚）。四個部分凡存書葉146葉，版心分題“敘錄上”或“敘錄下”，故本文以《敘錄》而非《世說敘錄》為該書四個部分之總名。
[33]傅增湘曾評價尊本雲：“此本與日本帝室圖書寮所藏相同，均紹興間嚴州官本，第彼本斷爛漫滅處甚多，不及此本之精湛，且《敘錄》、《考異》、《人名譜》各卷為寮本所無，則尤足珍也。”見《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47頁。
[34] [日]尾崎康《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第二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頁。
[35]見《宋元方誌叢刊》影印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冊第4382頁。
[36]此本今藏上海圖書館，今有1959年中華書局影印本、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等。中華書局影印本“前言”稱：此本刻工“與紹興二年浙東茶鹽司本《資治通鑑》同者二人，與紹興九年臨安府本《漢宮儀》同者二人，與嚴州本《儀禮》同者九人，據此，可考知這個本子應是紹興間浙中所刊。”參閱孫麒《〈藝文類聚〉版本研究》，復旦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
[37]參閱金建鋒《汪藻年譜》，廣西師範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其史料來源為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汪藻《浮溪集》、清嘉慶刻本《長興縣誌》等文獻。
[38]關於“請宮祠”之義，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五“退閒•宮祠”有詳解，其文雲：“舊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閒之祿也。神廟置宮觀之職以代之，取漢之祠官祝釐之義。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眾為辭，降旨必曰‘依所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在京宮觀，不許外居。”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01頁。汪藻於宣和元年（1119）、紹興五年（1135）兩次提舉江州太平觀，自然也是“不往供職”。
[39]見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冊第1420頁。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誤引為李心傳《朝野雜記》，文字亦有脫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冊第51頁。
[40]參閱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第一章“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冊第51頁。
[41]本文所據《浮溪集》三十二卷為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上海圖書館藏本。
[42]《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十六載：紹興七年（1137）癸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董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3冊第1869頁。宋陳公亮續修《嚴州圖經》卷一載知州題名雲：“董弅，紹興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紹興九年八月初五日罷任。”《中國方誌叢書》影印清光緒漸西村舍彙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69冊第6942頁。
[43]《敘錄》引劉本跋語：“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載，共四十五事耳。”董弅藏本正得自王原叔家，故其所云“四十五篇”，當指第十卷所載四十五事，而非指《世說新語》全書分為四十五門。
[44]《敘錄》載十卷本“自《容止》至《寵禮》為第七卷，自《任誕》至《輕詆》為第八卷，自《假譎》至《仇隙》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五事、錢晁所不錄者，為第十卷。”筆者以尊本為例統計，自《容止》至《寵禮》凡35葉，自《任誕》至《輕詆》凡40葉，自《假譎》至《仇隙》凡28葉，篇幅大體平衡。而有意思的是，十卷本之第七卷至第九卷，恰好等於尊本（三卷本）卷下。據此推算，十卷本的第四、五、六卷，相當於尊本卷中；十卷本的第一、二、三卷，相當於尊本捲上。換言之，前四篇“孔門四科”至少得分拆成三卷。
[45]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頁。關於元劉應登刊本的詳細情況，參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系元代坊肆偽託》，載《文學遺產》2009年第6期。
[46]事實上，此杭州翻刻本《世說新語》在南宋刷印多次，譬如日本宮內廳藏本就比尊本刷印得要晚，補版書葉也多於尊本。關於宮內廳藏本，筆者另文詳考，茲不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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