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說不要太迷信錢鍾書，堅持“為學不作媚時語”

​“北有錢鍾書，南有王元化”

這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學術界的說法，可見其兩人在學術圈的地位如何了。但是對公眾而言，人們只知道錢鍾書，卻不瞭解王元化。錢鍾書炙手可熱，王元化冷冷清清。

上個世紀80年代，外國人到中國來有三個願望，一是登長城，二是遊故宮，三是見見錢鍾書。有人稱錢鍾書為“文化崑崙 ”、“大天才”、“大思想家”、“一代鴻儒”，而且有了專門研究錢鍾書的“錢學”，這是大陸第一個還活著的學者就有專門研究自己的機構。

王元化說：“不要太迷信錢鍾書。我寫了一篇談他解釋《文賦》的文章，開頭的幾句，他是興之所至，不像王國維、陳寅恪真正很有功底的。他有一點喜歡炫耀自己的博學，東抓西引的，讓大家覺得他讀書很多。我很客氣地指出錢鍾書的問題，畢竟他是我的前輩。在他逝世的時候，他們來訪問我，我說他是一個博聞強記的學者，沒有人可以代替，並不真正是很有學問的。但這話發表在某一報刊上，已經變了一變，說他是一個跟王國維、陳寅恪一樣的學者。我說他絕對不可以和這兩個人都比的。”（王元化《人物·書話·紀事》）

在《王元化晚年談話錄》中，王元化覺得錢鍾書的書讀得很多，連駢體文都會做，可以隨意引述中外各家的資料，這是長處，但是錢鍾書“沒有什麼思想內容，他思想內容非常平凡”，說錢鍾書“很狂，他連陳寅恪都看不起的”。王元化說：“我從來沒有把王國維、陳寅恪看作跟錢鍾書一個檔次的。那兩個人我非常佩服的，陳寅恪談歷史那是很有眼光的。”

在王元化看來，錢鍾書是學問家，但是沒什麼思想內容。這是一個思想家的角度來看錢鍾書的。

王元化，1920年出生比錢鍾書小十歲。王元化是一位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著名學者、思想家、文藝理論家，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當代文藝理論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史研究上開闢新路，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是中國1949年以來學術界的標誌性領軍人物。

當代學者許紀霖視王元化為中國“最後一代士大夫”、“文化託命之人”，從王國維、陳寅烙，到王元化，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傳統：為文化之憂而憂，自覺地擔當文化復興的使命。在學術界內，很多人把王元化看作是精神領袖和旗幟性人物。

王元化是在清華大學長大的，他的鄰居有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這些響噹噹的大師，所以有著很深的“清華情結”。王元化晚年的著述，常常在文末註明：“寫於清園”。陳寅恪所倡導併為諸多學人先輩所躬行實踐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為王元化推崇，並認為是五四時期最重要的文化精神。

王元化是一個獨立思考的人，“為學不作媚時語”。

在上個世紀一些知識分子紛紛走回書齋做專業研究的時候，王元化一直在堅守陣地，一直在反思，　王元化還曾闡發說：“多年來，我一直贊同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說法，並曾援用‘為學不作媚時語’這樣的格言。……‘五四’時代的思想大師，無不具此種精神。有的較多強調理性態度，有的則較多表現為啟蒙思想，然而獨立精神，則是他們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氣質。……我認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不能採取趨附時髦或隨波逐流的態度。胡適曾說他不趨附時髦，也不躲避危險，這句話很值得借鑑。”

王元化認為，王國維的紀念碑，“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僅是清華園神聖的所在，而且是中國現代思想神聖的靈魂。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王元化就是新啟蒙的重要推手，不遺餘力的宣傳思想解放繼承五四精神。王元化自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從那時開始，王元化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反思過程，其中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最為徹底，也最為思想界所稱道。

王元化常說自己是“五四的兒子”，堅持對五四的重新思考。他認為“‘五四’思潮遺留下來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謬誤，有的是真理中夾雜著謬誤，還有的是走了樣、變了形的真理在影響，我們應該把它清理出來”，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隱沒。

王元化認為，五四時期所流行的四種觀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庸俗的進化觀點，嚴復在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書過程中，觀點流為毫無例外地斷言凡是新的必定勝過舊的；二是激進主義，喜走極端，它成了後來極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義，即以後學術為政冶服務的先聲；四是意圖倫理，形成了在學術問題上，往往不是實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的考慮放在首位。

王元化提出，“‘五四’並非是過去人們所想象的美麗烏托邦，它同時也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界留下了負面的遺產。”

王元化重新對五四文化進行了估量與澄清：真正可以作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與科學還值得探討；不能將“五四”時期的文化簡單看作是“文白之爭”或“新舊之爭”，因為這兩個概念不能完整地規範“五四”時期文化的整體；“五四”並沒有提出“反封建”的口號，只提出了反對舊傳統、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化；“五四”反儒不反法；“五四”是反傳統的，但不是全盤反傳統。

王元化認為，“五四” 精神體現於個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獨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歷史的悲劇在於，五四精神偏離了軌道，“後來卻成了歷史的諷刺，個性消亡了，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變成了螺絲釘，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蕩然無存了。”